编者按：

　　近年，作为文明对话和交流互鉴的重要领域，文博界的相关活动如火如荼，例如2019年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就有46项，其中中国学者赴国外的项目有38项；再如中国在一如既往组织珍贵文物出国展出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国外珍贵文物来华展览，好评如潮。

　　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了解世界。要想深入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古代文明的走向，必要的学习和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这里就存在一个文献的问题。众所周知，国外的相关研究比中国要早，所涉及区域也大得多，在漫长的年代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书刊等文献资料。因为种种原因，这些资料在国内存留极少，加上语言的隔阂，更鲜为国内所知。近年来，国内不断有相关译著出版，这固然是译者辛勤工作的硕果，也反映出国内在这方面愈加强烈的需求。然而和国外巨量的书刊文献相比，这些译著依然是凤毛麟角。

　　另一方面，除了中国学人走出国门，到国外的研究机构翻阅资料以外，我们也看到这几年国内的一些研究机构以成批购买等形式，有计划、有目的地将国外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引入国内。就在去年底，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组织将一大批主要涉及西亚、中亚、南亚等地区的考古文物类书刊引入国内，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上外图书馆的“亚洲文明特藏”，极大填补了国内相关藏书的空白。

　　《中国文物报·图书专刊》之前曾陆续介绍过一些国外文化遗产相关的著作，如刊登过介绍越南考古学代表著作的文章，以及刊登过一些国外重要期刊相关文章的摘要。考虑到介绍国外书刊文献的需求，我们以上外设立“亚洲文明特藏”为契机，在《图书专刊》开“他山之石”栏目，特邀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王献华教授择特藏中一部予以介绍，作为开篇。今后如有国外文化遗产领域（包括国外研究中国）尚未引入或翻译的重要书刊的介绍性文章，皆可赐稿（投稿邮箱cbcmzk@163.com）。我们希望将该栏目建设成为介绍国外文化遗产领域重要书刊文献的平台，以期起到扩大国内学界视野之目的。

▲克劳斯·施密特教授工作照

　　刚刚过去的2019年底，上海外国语大学迎来了以已故海德堡大学豪普特曼（Harald Hauptmann，1936-2018）教授的私人藏书为主的“亚洲文明特藏”。这批书的主要内容也是关于考古，特别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早期文明时代的考古，虽然其主要覆盖的地理范围不包括中国，而是从中亚到尼罗河流域、从小亚细亚到印度河流域的“五海三洲之地”。对于一个在我国从事古代两河流域研究，并因为具体研究而对考古必须有所接触的研究者而言，能够有机会利用这样一批珍贵特藏，自然意义重大。

▲哥贝克力丘位置

▲石柱环状结构之一

　　对“亚洲文明特藏”的系统介绍另择时日，这里仅从其中选择一部书，以谈点感触的方式呼应一下我国考古即将迎来的大时代。豪普特曼藏书每本都有编号，这本编号5093的小书，作者正是豪普特曼教授的学生之一克劳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1953-2014），题作《最早的神殿：石器时代不可思议的圣地》，是作者对其长期主持发掘的哥贝克力丘（G?bekli Tepe）的介绍和阐释。哥贝克力丘地处今土耳其东南部，距古城乌尔法（Urfa）10公里。施密特在哥贝克力丘做出了他职业生涯最为重大的发现，也是公认的“我们时代最惊人的考古发现之一”，希望足以惊人到让英年早逝的施密特教授瞑目无憾吧。

　　《史密森尼杂志（Smithsonian Magazine）》2008年发表过一篇文化记者安德鲁·库里（Andrew Curry）在哥贝克力丘对施密特教授的专访，其中这样描述他到达哥贝克力丘时的所见：“我们跟着一群工人上山，来到被波纹钢屋顶遮蔽的矩形深坑旁，也就是主要的挖掘地。坑里，竖立的石柱呈圆形排列，山坡上还有一些挖掘出来的石柱形成的环状结构。每个环状结构布局大致相似：中间是两个巨大的T型柱，周围向内环绕着稍小的石柱。”相当一部分石柱上并有着精心雕刻的狐狸、狮子、蝎子和秃鹫，它们“在柱子宽阔的两侧扭动着爬行。”

　　这些石柱最高的有5米高，重量达7到10吨。而真正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根据施密特教授的研究，这些石柱出自大概一万年前，准确地说是公元前9000年，比著名的英国巨石阵要早3000年。比起我们今天熟悉的最早的文明，如南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和尼罗河谷古埃及文明，哥贝克力丘的发现要早差不多6000年。也就是说，从哥贝克力丘的巨石结构和精美雕塑到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明的开端，比从所谓文明的开端到今天还要久远。哥贝克力丘已经发掘的环状结构只有5座，根据调查，类似结构至少还有18座尚待发掘，其整体体量实属“不可思议”。这样也就并不意外，“对施密特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些新发现意味着一种新的关于文明的理论”。

　　《最早的神殿：石器时代不可思议的圣地》一书便是施密特介绍自己的发现、阐释自己看法的作品。在配有大量图片的介绍文字之外，施密特尝试着根据哥贝克力丘的发现来纠正一个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看法：人类并非在定居之后才学会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才因此有能力建造这样的大型神殿并维持复杂的社会结构。相反，施密特认为哥贝克力丘的发现意味着，大型神殿建造所需的大规模社会组织能力从时间上和逻辑上都先于复杂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建造哥贝克力丘这些神殿的人们是狩猎人群，而狩猎人群的大规模社会组织能力表明“社会文化的变化先于农业的出现”。对于熟悉传统的人类社会演变理论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具有颠覆性的。

　　专业的学术研讨从表面上看往往极为莫衷一是。例如关于哥贝克力丘由石柱构成的环状结构究竟是什么用途，是严格意义上的神庙还是也作为居所，或者如施密特本人曾经做的猜测那样，是某种墓葬结构，至今都没有取得足够一致的看法。更有不够严格的联想式的“研究”，将哥贝克力丘的环状结构及其图像学和后世的传说或者记录做出也许正确但无法证明的联系。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也就是哥贝克力丘的发现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文明的历史，学者们事实上是非常一致的。具体的研究在阐释证据的意义上往往体现为求新求异，但重要的发现作为证据最重要的力量便在于它能够动摇所有人曾经的前提，逼迫人们寻找合理的解读。

　　这里应该一提的是考古学者大卫·温格鲁（David Wengrow）和人类学家大卫·格莱贝尔（David Graeber）2015年一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思路：正如因纽特（Inuit）等人类社群在狩猎季会采取完全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组织方式，狩猎季之后则回归日常，而不是保留因为合作狩猎而必须采取的等级制，哥贝克力丘的环状结构也可能体现了类似现象，即季节性狩猎人群大规模合作的结果。他们认为，如果这样的解释有道理的话，那便意味着至少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社会组织能力上已经有着让现代人感到惊讶的能力，只是他们看起来仅仅季节性地使用这种能力，却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与后世文明大异其趣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们懂得使用不平等的力量，却继续了6000年之久的以平等为特色的生存。

　　温格鲁和格莱贝尔给他们的文章取了个很文艺的标题，叫作《告别“人类的童年”：祭祀、季节性和不平等的起源》。温格鲁的思路往往旁逸斜出，受到不少更为谨慎的学者的批评；格莱贝尔则是新一代人类学家中旗帜鲜明的无政府主义者。想来，他们自己也没有预期所有人会同意他们的结论。但作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他们至少更进一步地揭示出哥贝克力丘发现的可能后果，也是我们重新思考文明的一种可能：如果对文明之前人类的想象曾经将我们的祖先当作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对待，哥贝克力丘以及其他的类似发现是否也意味着对“文明中心论”的突破和对“文明”的重新理解？文明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选择而不是主动的“成长”。（本文刊登于2020年1月24日《中国文物报》第8版）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