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秦始皇帝陵兵马俑陪葬坑横空出世，沉寂多年的秦始皇陵随后重新引起了广泛关注。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1988年《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以下简称第一部报告）出版，2009年《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第1分册）》出版（以下简称第二部报告）。这二部发掘报告和前期的相关发掘简报，是秦俑及秦陵研究的必备工具，为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学者探讨秦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支撑。2018年《秦始皇帝陵一号兵马俑陪葬坑发掘报告（2009-2011）》出版（以下简称第三部报告），最终于2019年6月公开发行。  　　

　　及时性的资料公布  　　

　　考古报告是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最主要的体现方式，及时编写发掘报告是考古人必须要履行的职责。一号兵马俑陪葬坑第三次发掘自2009年6月开始，三年间共计清理面积200平方米。虽然涉及面积只是1974-1984年发掘的十分之一，之前又已经有了两部发掘报告和大量的研究专著、论文，新发掘成果最终还是要以报告形式予以公布，这是发掘开始就明确的目标。

　　为了保证报告的及时性，2011上半年继续完成清理收尾的同时，一部分人员着手进行报告资料整理和编写。这种同时进行的模式，优点在于编写过程中发现漏缺可以及时补充。比如地层堆积问题，从原始发掘日记、图纸、照片，再到文稿编写，曾出现情理不通、资料衔接不合的情况。发现问题后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补充清理，最终增加了甬道部分的堆积信息。之后又发现了甬道的设置、构建与整体俑坑的建筑形制、陶俑军阵布局有关，最终提出在地基建设之初俑坑建筑就被有意分隔成了若干单元。再比如对于淤积土，由于是在发掘过程中断续出现，日记记录分散，无法确定性质、范围。报告编写时以正在清理的工作面为参照，分辨土质特点，将之细化出四种类型，结合历年来对秦始皇陵周边古河流和防洪设施的考古成果，提出淤积土是二千多年来自然降水对土建筑淋漏的认识。由于第一部报告对淤泥土的描述含糊不清，有人曾对俑坑建筑时间提出质疑，认为宣太后是兵马俑的主人。此次进行的分类和结论，从根本上纠正了这种说法。

　　当然，同时发掘、同时进行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的模式，也有一定的弊端。首先，由于大量彩绘残片仍在实验室进行保护，短期内陶俑陶马的修复根本无法完成，这部分内容只能随时增添，做不到一气呵成。针对这种情况，编写人员及时调整报告结构，增添附录篇节，跟进予以简述，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尝试复原8件陶马并获取相关数据。其次，编写考古报告绝非一件易事，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做一些琐碎、机械、枯燥的统计和核对。同时模式下进行的资料整理，受人员制约，经常是手忙脚乱。因此，提前设计好统计标准，规范术语，尽量保证原始数据一次性完成提取，利用统计软件形成结果。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第三部报告于2011年年底完成初稿，基本达到了发掘结束同时完成报告的速度。  　　

　　全景式的报告内容  　　

　　一本理想的考古报告，应力求全景式公布发掘资料。第三部报告全书正文201页，占总量约56%。公布的工作成果涉及陶俑102件、陶马8件、建筑木迹200余根、兵器近80件（组）、车马器近140件（处），另有木车2乘、盾1处、鼓2处、弓弩10处、箭箙12处、柲12处、笼箙3处，这些数据只是在遗址中实体可见的遗物、遗迹。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信息表象并不可见，是“无中生有”推演的结果。如陶俑塑造工具，虽然在第一部发掘报告和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已经有了非常多的涉及，但第三部报告中更是从篦栉痕、刀痕、绳痕、麻点痕、夯具痕、戳刺痕、指痕、毛刷痕等痕迹中推演出了对应的工具类型。篦栉痕与以前在附近窑址发掘所见的实物联系；绳痕区别出草帘和草绳；麻点痕确定了织物的捻度、线径、组织密度；毛刷痕有躯干大面积涂色与眼睫毛勾勒多种绘笔；刀痕刃部特点说明修胎有木质和铁质二类刀具。

　　“透物见人”是考古发掘的目标之一。“物”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那些可触摸、可移动的遗物。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类物实际只占考古所说“物”的极少部分。遗迹也是“物”，虽不可移动但仍然可见。在兵马俑坑发掘中，八千陶俑和陶马，数以万计的青铜兵器是“物”；那些车、柲、箭箙遗迹也是“物”，只不过呈现形式产生了变化而已。第一部发掘报告透过这些“物”，展现了庞大的军阵、精良的武器、秦始皇时代历史精彩。第三部发掘报告从痕推演出实物，还原了陶俑塑造过程，发挥了更大的透物功力。

　　这种“无中生有”，是考古学情境分析方法的应用。“考古情境理论”，英文Contextual approach，它是观察考古遗存的出土环境，利用考古遗存间的种种共存关系，发现遗存联系形式的必然性，从而得出遗存性质与功能的认识，并进而重建历史。英国学者伊恩·霍德和司格特·哈特森合著《阅读过去》一书，被称作是后过程主义的诠释学基础之作，对考古情境理论有很好的阐述。秦始皇陵兵马俑遗址堆积形成时间短，历尽四十余年的研究成果并不是以类型学、地层学为依托，大量成果正是通过考古情境分析取得。第三部发掘报告中情境分析的实践，也是秉承了兵马俑研究的一贯传统并有意识地加以强化。

　　用自然科学手段对考古标本进行检测，有效利用考古资源，得出有价值结论，是当今考古学发展的趋势。第三部发掘科学手段工作的成果，以附录形式公布，内容占总篇幅约26%，包括了植物、织物、漆器、铜器等各类科技检测成果，虽附于正文后但并非可有可无。例如炭迹检测部分，除了第一、二部报告已涉及材料外，观察到了笼箙漆膜下的绉纱丝织物和内胎类似径锯板取料方式；金属器物部分得到了铜镞的二种铸造方式电镜图像；漆器遗存检测出漆灰中磷酸钙的含量。

　　毫无疑问，考古报告的主要编写者应该都是参加了该项目发掘的人员，如果将两者断然分开，将会严重影响到报告的质量。第三部发掘报告的编写由一线发掘人员完成，发掘细节历历在目、耳熟能详，保证了全景式内容的呈现。

　　新理念的实践  　　

　　显然，一本考古报告不仅要客观、及时、全景式的公布资料，也要提出一些基本观点和工作方法，对于连续开展的发掘项目一定要有新亮点。

　　在科学整体化的驱动下，由单一学科视野转向多维交叉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研究一个显著的特征。考古报告公布的资料，为其他学科的研究保留空间是新时代的要求。由于学科固有的话语体系、问题脉络和学术规范，不同学科在对接、转化、整合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统一语境。比如对出土陶俑，由于写实的艺术风格，经常被描述为“栩栩如生”“是秦代军人形象的真实写照”。然而，是否就可以进行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分析并解决秦军的兵源问题？毕竟俑是艺术加工的产物，无法做到真人的完全拷贝。尽管如此，第三部发掘报告对陶俑外形的描述，还是参照了体质人类学的一些术语和标准。如五官、躯干等部分的描述，使用了耳郭、颅、鼻翼、眉嵴、尺骨、桡骨之类的专有术语，尺寸测量虽无法做到依骨骼结点，也尽量参照该体系获取大概数值。这种数值无法做到精准，但至少为可能预留了空间。再例如在发掘工作中引入“时间-空间-属性”多维信息融合技术，实现场景、遗物、遗迹包括文字记录、照片、视频和三维模型等多种形态信息的一体化保存，就是根据兵马俑坑遗址的特点，建立的相当于野外遗址的GIS系统。这一部分的内容，还包括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陶俑陶马虚拟复原的尝试。由于残片形状、数量、现场环境、成本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尽管目前看来谈不上具有更大的实用性，但也不能否认却是未来工作方法的发展方向。

　　一部报告资料性内容所占总量一定要居多，但还要有新成果、新认识。第三部报告的正文前四章包括了客观记述和小结二部分，第五章有主要收获和初步认识二部分。客观记述和主要收获是发掘情况的分述和总结；小结和初步认识是发掘者的一些考证研究。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客观记述和小结篇幅页面分别是16：3、61：4、30：5、24：5；第五章收获部分的总结，由于全文的详说于此只做提炼，缩减篇幅；初步认识内容大幅度增加，分别从俑坑的修建、损毁、人为破坏的直接线索、陶俑陶马的生产管理模式等角度，展开了较长的篇幅讨论。总体上不喧宾夺主，又体现研究的深入。

　　由于学识的缺陷，完成发掘并编写出第三部发掘报告，团队人员已经竭尽所能，怎样避免自身能力不足也就成了后话。除此之外，其实编者心中还有一些“挑战传统失败”的遗憾。虽然考古报告的体例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但随着印刷、排版、制图等一系列新软件的出现，可以对报告中的附图、图版考虑使用更直观、简洁的表现形式，比如直接标注对应的文字更方便使用。总之，第三部报告肯定不是兵马俑考古的最后成果，希望它能助力学界更进一步开展研究。（《秦始皇帝陵一号兵马俑陪葬坑发掘报告（2009-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作者单位：许卫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申茂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2020年1月24日第6版）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