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经纬教授的《问道于器——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终于付梓，我很是欣喜，这是第一部研究山东地区出土青铜器的综合性著作，是经纬十多年来孜孜不倦的成果。看到这部约八十万字的著作，就能想到他十多年来经常伏案至深夜，“焚膏油以继晷”；中午亦趴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小憩一会儿，便继续看书、写作，以致眼睛成疾。正如陶渊明所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无旁骛地钻研学问，终于开花结果了。

　　山东半岛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东部是半岛、中部为山地丘陵、西北部属华北平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创造了独特的人文文化。“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尚书·禹贡》）：海泛指山东半岛面临之海，岱是泰山的别称，“海岱”原指泰山到海的一片区域，后又指山东之地。在中原文化进入山东半岛之前，这里是东夷文化的分布区域，岳石文化覆盖全省，甚至进入了淮河流域。最晚至早商晚期，商文化进入半岛，济南大辛庄遗址就是较为典型的遗址，出土的器物绝大多数与二里岗文化的同类器物相同，但亦有岳石文化的因素。商代中期，这里依然是商文化的势力范围，在菏泽安邱堌堆遗址、济宁潘庙遗址、泗水天齐庙遗址等都发现了中商时期的考古遗存，这一直延续到商末。20世纪30年代于青州苏埠屯发现了商代晚期墓葬；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又先后发掘了商代晚期的十座高等级墓葬，这些墓葬引起了学者的热烈讨论，被定为商代晚期方国方伯的墓葬。之后，又先后发现了桓台史家、邹平丁公、滕州前掌大等商晚期中原文化因素的遗址，也发现了珍珠门、芝水等代表土著东夷文化的遗址。

　　周人灭商，封周公于奄地，建鲁，逐渐在鲁西南形成了以鲁为中心的鲁文化区。封师尚父于薄姑，建齐，在鲁北形成了以齐为中心的齐文化区。周王室又先后在山东半岛分封了同姓与异姓子弟多人。东周时期，齐、鲁先后灭众多小国，两国独大。公元前249年，鲁为楚灭；公元前221年，秦兵攻入临淄，齐国灭亡，也标志着秦人统一六国。近四十年来，海岱地区先后发现了两周时期的多国遗存。较为引人瞩目的是20世纪末，在山东滕州前掌大发现了商末周初时期薛国首领和族人的墓地；2008—2009年，山东高青陈庄发现了西周城址、贵族墓葬、祭祀台等重要遗迹，出土了铜器、玉器、刻辞甲骨等重要遗物，特别是出土的“齐公”铭文，对遗址的解读非常重要。此外，曲阜的鲁故城、济阳刘台子的夆国遗址、长清仙人台的邿国遗址、胶州西庵的莒国遗址、邹城峄山的邾国遗址，以及沂源姑子坪、新泰周家庄、沂水纪王崮等墓地的先后发现，使我们逐渐了解了这一时期封国的概况。

　　对于商周青铜器族氏、封国的研究，一直是先秦考古学者们探讨的重点。从宋元明学者著录海岱青铜器，到清代学者《山左金石志》《山东通志》的出版，只是研究工作的发端。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和王献唐的《山东古国考》开辟了研究的新途径，从出土器物的研究开始，结合文献、古文字材料，探讨古史，使山东古国的研究工作脱离了金石学的羁绊，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范畴。近六十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出土的先秦时期青铜器越来越多，研究的文章、著作涉及方方面面，可谓汗牛充栋，但尚未有一本研究山东青铜器的综合性著作，毕经纬教授的这部巨著填补了这项空白。

　　毕经纬教授的《问道于器——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一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出的一部研究山东半岛地区青铜器的综合性著作。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从青铜器的时空定位开始，将二里岗上层至东周时期的青铜器进行分期梳理，阐述了不同时期青铜器的组合、纹饰、铭文以及铸造特点，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海岱地区青铜器的基本概况。

　　中编是在上编的基础上，对青铜器的深层分析，如海岱境内青铜器文化因素分析，不同时期随葬青铜器的摆放规律及用法等。较为重要的是论述山东半岛出土青铜器的国别与族属，这是以往学者研究的重点。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封国青铜器的特点，结合铭文与文献，列出了88国的分国表，并选出了商代的举、史、亚醜、融、爻等族属的铜器，周代的鲁、齐、莒、薛、邾、小邾、邿、夆、滕、纪、杞等封国的铜器，分别论述其出土的概况、器类、组合、形制特点以及纹饰与铭文，以飨读者。此外，作者还运用青铜器资料，从格局上梳理了青铜时代海岱青铜文化的演进过程。

　　下编，将海岱的青铜器研究上升到制度和思想层面。爵觚是商代青铜器组合的基础，等级的高低虽然有其他器物作为衬托，但主要是用爵觚的叠加来体现的；鼎簋是周代青铜器组合的基石，从西周中期始，鼎簋制度与编钟制度交相辉映，构成了贵族生活的主要成分，所谓“钟鸣鼎食”即是其最好的写照。“祛魅”是借用一个外来词汇，来讨论青铜器从夏商时期到西周、东周的发展过程中，古代宗教色彩日趋淡薄的过程。从深信鬼神，每举必卜、必问的虔诚信仰到流于形式的过程，可以说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大趋势，作者以海岱地区为蓝本很好地讨论了这个过程的大致情况。最后，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细致地分析了海岱地区周代青铜器的中原因素和东夷因素，从中梳理出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融合过程的大致趋势。

　　总的来说，《问道于器——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一书，在以下两个方面较为突出。

　　一、资料收集较全。资料是研究的基础，在资料完备的情况下，通过正确的方法，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是书对2018年以前出土的材料都有涉及，列出的青铜器共218批次，基本涵盖了所有的出土资料，从礼容器、乐器到车马器、工具、兵器以及杂器等都一一列出，对器物形制、纹饰、组合、铭文、矿料铸造等均有论述，为进一步研究这一区域青铜器的学者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二、在资料的基础上，由浅入深，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由器物的分析，到器用制度，进而至格局的演化；从一个器物单位到封国的甄别，再进行思想文化上的探讨。论述逻辑清晰，层层深入，丝丝入扣。

　　当然，是书还有可商之处，亦有提高的空间，但瑕不掩瑜，可作为抛砖引玉之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研究作出一点贡献。

　　曹玮

　　2019年春节于西安曲江春晓苑

（本文电子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