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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于器: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序言(二)

发布时间:2020-02-1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张懋镕

  毕经纬博士的《问道于器——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以下简称《海岱》)即将出版,他要我写一篇序言,我自感义不容辞,因为2006年他考取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时,我是他的导师。那一年我带了三位硕士研究生,除了他还有马强和吴伟。到了学位论文选题时,学院要我将部分研究生调配给曹玮老师,我遂与曹老师以及研究生商量,想作器类研究的跟我,想作区系研究的跟他。经纬来自山东,他想作山东地区的青铜器研究,于是他跟了曹老师。我一直很欣赏他的勤奋和稳健,虽然不再是他的研究生导师,但十多年来,经纬从研究生到留校当教师,我们一直在同一个单位,相互间时不时有一些交流,我也很高兴地目睹了他在曹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快速成长的历程。《海岱》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作为中国古代青铜器区系研究的专著,《海岱》有诸多优长之处。

  第一,《海岱》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海岱地区青铜器的著作。以往研究海岱地区的青铜器,或者研究其中的某一时段,或者研究某一局部地区,或者研究某一器类,总之难窥全豹。海岱地区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几个青铜文化区域之一,这里的青铜器很有特点。首先是数量多,《海岱》研究的青铜器就有65类8261件。其次是年代跨度大,从商代中期到战国后期。再次是青铜器来源复杂,除了作为本地土著的东夷的青铜器,在商代与西周早期有商文化以及受商文化影响的青铜器,在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还有周文化以及受周文化影响的青铜器,进入春秋以后,则有受晋、越和楚文化影响的青铜器。各种青铜文化因素在这里冲突碰撞、此消彼长、融汇演化,情景非常壮观。海岱地区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面貌最为复杂、多元的地区之一,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海岱地区研究的难度,而作为区系研究的典型地区,也因此会大放光彩。《海岱》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贡献。

  第二,我们的区系研究应该怎么去作,或者说应该达到怎样的水平?《海岱》的努力令人注目。《海岱》在细致的分型分式、分期断代、组合形式和族别国别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精彩的第九章“海岱地区商周青铜文化的格局与演进”,这一章分析了从史前到战国末年海岱地区各种青铜文化因素的消长及其原因。在海岱青铜文化的初始期(第一期),即史前到商代早期,海岱地区出土青铜器多为工具、武器和装饰品。此时商文化还没有进入海岱地区,其原因在于夏商之际的商、夷结盟,也就是《左传》记载的“景亳之会”,会盟地点大约在海岱地区西南部的曹县一带。从商代中期到西周中期,是中原青铜文化向海岱地区的东进时期(第二期),其标志是商文化遗址和青铜器数量剧增,分布范围遍及海岱的大部分地区,实力推进到潍河一线。在商代,海岱地区没有发现性质明确的东夷青铜器。商人在海岱地区势力的急剧扩张,在史书中也留下痕迹,如《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商王南庚迁都于奄,阳甲居奄,而最有名的事件是帝辛征夷方,也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鉴于海岱地区作为土著的东夷青铜文化基础薄弱,因此在海岱地区青铜文化的第二期是商文化占优势地位的时期,海岱地区的青铜器基本上是外来的青铜器,与中原的商式青铜器差不多。第三期是海岱青铜文化的勃兴期,从西周晚期到战国。一方面随着周王室掌控力的减弱,东夷青铜文化实力加强,本土因素增多,特色显现;另一方面晋、越和楚文化介入,青铜文化面貌呈现多样性,后来由齐国青铜文化统一局面。当然,中原青铜文化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海岱》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有效结合,将考古学与文献学相印证,透物见人,从社会变动的角度,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海岱地区四千多年历史文化的变迁图卷,揭示了变迁的原因,线条清晰,真实可信,具体而大气。《海岱》的研究,体现了当今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区系研究的前沿水平。

  第三,区系研究有无特色,就看作者对自己所要研究的区系特征的了解程度。海岱地区的特点之一是国族林立。《海岱》第十章探讨“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族别与国别特征”,这是近年来研究区系的论著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衡量区系研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当然难度很大。如果不能较好地区分族别与国别,则所谓特征将无从谈起,甚至有可能弄错本源,南辕北辙。区分族别与国别首先要找到区分所在地区墓葬族属的标准,也就是《海岱》提出的“区分度”问题。《海岱》选取鲁国故城内共存的族属明显的甲、乙两组墓葬资料(其中甲组为东夷土著墓,乙组为姬姓周人墓),在此基础上提出几条判断族属的基本规则:首先是墓葬的形制、葬俗(朝向及随葬器物的摆放位置)、葬具,其次是铜容器的形制、纹饰和组合形式,再次是陶器的形制、纹饰和组合形式。并认为葬俗最稳定,区分度高。在甄别每一座墓葬青铜器时,《海岱》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出土青铜器中那些不属于墓主人的外来之器。这一点非常重要,若不能分清哪些是属于墓主人的青铜器,哪些是通过馈赠、婚嫁而来的器物,则墓主人族属非但不能搞清楚,甚至有可能错判,当初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族属的误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海岱》的做法可谓明智之举。

  海岱地区还有一个异于中原地区的特点就是女性用器的问题。《海岱》专辟一章(第十一章)来讨论“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性别角色”,是很有考量的做法,因为海岱地区女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不同于中原地区,具有典型意义。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女性墓出土的铜器类别、数量与男性墓比较接近,尤其在小型墓中,女性墓随葬兵器的比例高于男性墓(67%∶56%)。这与中原地区女性墓不随葬兵器大不一样,可以说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观念。对此《海岱》作了仔细分析,认为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海岱地区男女的社会地位差别不甚明显,春秋时期女性的从属地位基本形成。此说可信。

  第四,《海岱》在作区系研究时,还提出一些超越区系研究的观点,如提出中国青铜器中期质变论的观点。《海岱》将海岱地区的青铜器分为五期:第一期约在二里岗上层二期至殷墟一期,相当于商代前期后段;第二期从殷墟二期至西周中期前段,即商代后期至西周前期;第三期从西周后期到春秋前期;第四期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第五期为战国后期。《海岱》之所以这样分期,是源于青铜器的质变不是在一个历史朝代的开始,而是在一个朝代的中期,正是在这个时段,青铜器在类别、形制、纹饰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成了不同于以往面貌的铜器系统。这不仅有助于了解海岱地区青铜器年代及其演变的原因,对区系以外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很有意义。

  《海岱》不仅注意青铜器在墓葬中的组合关系,同时还关注青铜器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专设第四章“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的组合与随葬情况”来论述。《海岱》认为这种研究对于判断随葬品的性质与用途,了解古人的器用观念具有重要意义。譬如从摆放位置可以看出铜容器最受重视,其次是乐器,再次是兵器。在铜容器中,盨的地位可能不如簠;春秋晚期敦的地位高于豆,战国早期以后豆的地位高于敦;盘的地位高于匜。春秋战国时期,像章丘女郎山墓葬还专设兵器箱存放兵器,以示重视,时代越晚,兵器的地位越高。这些都是十分有益的探索。在这方面我们以往有所忽略,以至于考古报告和简报较少提供相关信息,而日本的考古学者非常重视墓葬中器物摆放的位置,他们因为墓葬出土实物太少,不得不关注器物之间的形式联系,结果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下面谈几点意见和建议。

  第一,《海岱》第十三章是“祛魅:海岱青铜器的世俗化及其制器思想”,从器类与组合、形制及明器化、纹饰、铭文等方面来论证,本意是好的,问题是海岱青铜器的世俗化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世俗化之间没有什么差别,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海岱地区商周铜器纹饰的世俗化进程基本与中原地区同步,其表现也基本无别”,“海岱地区商周铜器铭文的世俗化进程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既然商周铜器的世俗化是一个包括海岱地区在内都存在的一种现象,海岱地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这样大篇幅地论述,并不能很好地突显海岱地区青铜器的特色,还有可能冲淡主题。

  第二,在第三章谈分期断代时,很少将所需判断年代的器物与标准器作对比,从而降低了结论的可信度。实际上虽然标准器不多,但还是有一些。海岱地区就有枣庄徐楼2009M1出土的宋公鼎,据考证这位宋公即宋共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89—前576年。还有临朐杨善1963年墓葬出土的公子土折壶,据壶铭中人物生卒年的考证,壶的年代在公元前545—前539年之间。诸城臧家庄1970年墓葬出土的莒公孙潮子钟和镈,据铭文中相关人物在位时间推算,大约在公元前319—前280年。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标准器。

  第三,《海岱》提出几条判断族属的规则,首先是葬俗,而且认为葬俗最为稳定,应作为判断墓葬族属的首要条件。但滕国墓葬都有腰坑,墓向朝南,与姬姓墓葬不同;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的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头朝东,而且有的墓葬有腰坑,然而墓主人却是姬姓贵族。因此也不能过分依赖葬俗的可信性,恐怕还是要综合各方面条件来考虑。李学勤先生曾说过:“在青铜器有两种文化因素共存的情况下,中原文化的影响一般多表现于礼器……土著民族文化的影响多反映于兵器、用器,有时也作为纹饰在礼器上表现出来。”譬如莒县西大庄墓葬虽然墓向朝北,但出土的夷式鬲、单耳卮、山字形器、人面首大刀非常有特色,所以莒县西大庄墓葬究竟是齐墓还是夷人墓,恐怕还需要研究。认为其属于齐墓的理由是此墓出土一件齐侯甗,这个墓葬不大,却只出一件齐国国君的铜器,反而可能成为否定其为齐墓的证据。

  以上所言,未必妥当。无论是优长之处,还是不足部分,我都愿意提出来与经纬博士讨论,也希望得到诸位同行学者的批评指教。

 张懋镕

  2019年五四青年节于西安

(本文电子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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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问道于器: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序言(二)

发布时间:2020-02-14

  毕经纬博士的《问道于器——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以下简称《海岱》)即将出版,他要我写一篇序言,我自感义不容辞,因为2006年他考取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时,我是他的导师。那一年我带了三位硕士研究生,除了他还有马强和吴伟。到了学位论文选题时,学院要我将部分研究生调配给曹玮老师,我遂与曹老师以及研究生商量,想作器类研究的跟我,想作区系研究的跟他。经纬来自山东,他想作山东地区的青铜器研究,于是他跟了曹老师。我一直很欣赏他的勤奋和稳健,虽然不再是他的研究生导师,但十多年来,经纬从研究生到留校当教师,我们一直在同一个单位,相互间时不时有一些交流,我也很高兴地目睹了他在曹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快速成长的历程。《海岱》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作为中国古代青铜器区系研究的专著,《海岱》有诸多优长之处。

  第一,《海岱》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海岱地区青铜器的著作。以往研究海岱地区的青铜器,或者研究其中的某一时段,或者研究某一局部地区,或者研究某一器类,总之难窥全豹。海岱地区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几个青铜文化区域之一,这里的青铜器很有特点。首先是数量多,《海岱》研究的青铜器就有65类8261件。其次是年代跨度大,从商代中期到战国后期。再次是青铜器来源复杂,除了作为本地土著的东夷的青铜器,在商代与西周早期有商文化以及受商文化影响的青铜器,在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还有周文化以及受周文化影响的青铜器,进入春秋以后,则有受晋、越和楚文化影响的青铜器。各种青铜文化因素在这里冲突碰撞、此消彼长、融汇演化,情景非常壮观。海岱地区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面貌最为复杂、多元的地区之一,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海岱地区研究的难度,而作为区系研究的典型地区,也因此会大放光彩。《海岱》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贡献。

  第二,我们的区系研究应该怎么去作,或者说应该达到怎样的水平?《海岱》的努力令人注目。《海岱》在细致的分型分式、分期断代、组合形式和族别国别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精彩的第九章“海岱地区商周青铜文化的格局与演进”,这一章分析了从史前到战国末年海岱地区各种青铜文化因素的消长及其原因。在海岱青铜文化的初始期(第一期),即史前到商代早期,海岱地区出土青铜器多为工具、武器和装饰品。此时商文化还没有进入海岱地区,其原因在于夏商之际的商、夷结盟,也就是《左传》记载的“景亳之会”,会盟地点大约在海岱地区西南部的曹县一带。从商代中期到西周中期,是中原青铜文化向海岱地区的东进时期(第二期),其标志是商文化遗址和青铜器数量剧增,分布范围遍及海岱的大部分地区,实力推进到潍河一线。在商代,海岱地区没有发现性质明确的东夷青铜器。商人在海岱地区势力的急剧扩张,在史书中也留下痕迹,如《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商王南庚迁都于奄,阳甲居奄,而最有名的事件是帝辛征夷方,也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鉴于海岱地区作为土著的东夷青铜文化基础薄弱,因此在海岱地区青铜文化的第二期是商文化占优势地位的时期,海岱地区的青铜器基本上是外来的青铜器,与中原的商式青铜器差不多。第三期是海岱青铜文化的勃兴期,从西周晚期到战国。一方面随着周王室掌控力的减弱,东夷青铜文化实力加强,本土因素增多,特色显现;另一方面晋、越和楚文化介入,青铜文化面貌呈现多样性,后来由齐国青铜文化统一局面。当然,中原青铜文化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海岱》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有效结合,将考古学与文献学相印证,透物见人,从社会变动的角度,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海岱地区四千多年历史文化的变迁图卷,揭示了变迁的原因,线条清晰,真实可信,具体而大气。《海岱》的研究,体现了当今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区系研究的前沿水平。

  第三,区系研究有无特色,就看作者对自己所要研究的区系特征的了解程度。海岱地区的特点之一是国族林立。《海岱》第十章探讨“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族别与国别特征”,这是近年来研究区系的论著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衡量区系研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当然难度很大。如果不能较好地区分族别与国别,则所谓特征将无从谈起,甚至有可能弄错本源,南辕北辙。区分族别与国别首先要找到区分所在地区墓葬族属的标准,也就是《海岱》提出的“区分度”问题。《海岱》选取鲁国故城内共存的族属明显的甲、乙两组墓葬资料(其中甲组为东夷土著墓,乙组为姬姓周人墓),在此基础上提出几条判断族属的基本规则:首先是墓葬的形制、葬俗(朝向及随葬器物的摆放位置)、葬具,其次是铜容器的形制、纹饰和组合形式,再次是陶器的形制、纹饰和组合形式。并认为葬俗最稳定,区分度高。在甄别每一座墓葬青铜器时,《海岱》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出土青铜器中那些不属于墓主人的外来之器。这一点非常重要,若不能分清哪些是属于墓主人的青铜器,哪些是通过馈赠、婚嫁而来的器物,则墓主人族属非但不能搞清楚,甚至有可能错判,当初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族属的误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海岱》的做法可谓明智之举。

  海岱地区还有一个异于中原地区的特点就是女性用器的问题。《海岱》专辟一章(第十一章)来讨论“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性别角色”,是很有考量的做法,因为海岱地区女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不同于中原地区,具有典型意义。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女性墓出土的铜器类别、数量与男性墓比较接近,尤其在小型墓中,女性墓随葬兵器的比例高于男性墓(67%∶56%)。这与中原地区女性墓不随葬兵器大不一样,可以说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观念。对此《海岱》作了仔细分析,认为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海岱地区男女的社会地位差别不甚明显,春秋时期女性的从属地位基本形成。此说可信。

  第四,《海岱》在作区系研究时,还提出一些超越区系研究的观点,如提出中国青铜器中期质变论的观点。《海岱》将海岱地区的青铜器分为五期:第一期约在二里岗上层二期至殷墟一期,相当于商代前期后段;第二期从殷墟二期至西周中期前段,即商代后期至西周前期;第三期从西周后期到春秋前期;第四期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第五期为战国后期。《海岱》之所以这样分期,是源于青铜器的质变不是在一个历史朝代的开始,而是在一个朝代的中期,正是在这个时段,青铜器在类别、形制、纹饰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成了不同于以往面貌的铜器系统。这不仅有助于了解海岱地区青铜器年代及其演变的原因,对区系以外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很有意义。

  《海岱》不仅注意青铜器在墓葬中的组合关系,同时还关注青铜器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专设第四章“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的组合与随葬情况”来论述。《海岱》认为这种研究对于判断随葬品的性质与用途,了解古人的器用观念具有重要意义。譬如从摆放位置可以看出铜容器最受重视,其次是乐器,再次是兵器。在铜容器中,盨的地位可能不如簠;春秋晚期敦的地位高于豆,战国早期以后豆的地位高于敦;盘的地位高于匜。春秋战国时期,像章丘女郎山墓葬还专设兵器箱存放兵器,以示重视,时代越晚,兵器的地位越高。这些都是十分有益的探索。在这方面我们以往有所忽略,以至于考古报告和简报较少提供相关信息,而日本的考古学者非常重视墓葬中器物摆放的位置,他们因为墓葬出土实物太少,不得不关注器物之间的形式联系,结果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下面谈几点意见和建议。

  第一,《海岱》第十三章是“祛魅:海岱青铜器的世俗化及其制器思想”,从器类与组合、形制及明器化、纹饰、铭文等方面来论证,本意是好的,问题是海岱青铜器的世俗化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世俗化之间没有什么差别,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海岱地区商周铜器纹饰的世俗化进程基本与中原地区同步,其表现也基本无别”,“海岱地区商周铜器铭文的世俗化进程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既然商周铜器的世俗化是一个包括海岱地区在内都存在的一种现象,海岱地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这样大篇幅地论述,并不能很好地突显海岱地区青铜器的特色,还有可能冲淡主题。

  第二,在第三章谈分期断代时,很少将所需判断年代的器物与标准器作对比,从而降低了结论的可信度。实际上虽然标准器不多,但还是有一些。海岱地区就有枣庄徐楼2009M1出土的宋公鼎,据考证这位宋公即宋共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89—前576年。还有临朐杨善1963年墓葬出土的公子土折壶,据壶铭中人物生卒年的考证,壶的年代在公元前545—前539年之间。诸城臧家庄1970年墓葬出土的莒公孙潮子钟和镈,据铭文中相关人物在位时间推算,大约在公元前319—前280年。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标准器。

  第三,《海岱》提出几条判断族属的规则,首先是葬俗,而且认为葬俗最为稳定,应作为判断墓葬族属的首要条件。但滕国墓葬都有腰坑,墓向朝南,与姬姓墓葬不同;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的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头朝东,而且有的墓葬有腰坑,然而墓主人却是姬姓贵族。因此也不能过分依赖葬俗的可信性,恐怕还是要综合各方面条件来考虑。李学勤先生曾说过:“在青铜器有两种文化因素共存的情况下,中原文化的影响一般多表现于礼器……土著民族文化的影响多反映于兵器、用器,有时也作为纹饰在礼器上表现出来。”譬如莒县西大庄墓葬虽然墓向朝北,但出土的夷式鬲、单耳卮、山字形器、人面首大刀非常有特色,所以莒县西大庄墓葬究竟是齐墓还是夷人墓,恐怕还需要研究。认为其属于齐墓的理由是此墓出土一件齐侯甗,这个墓葬不大,却只出一件齐国国君的铜器,反而可能成为否定其为齐墓的证据。

  以上所言,未必妥当。无论是优长之处,还是不足部分,我都愿意提出来与经纬博士讨论,也希望得到诸位同行学者的批评指教。

 张懋镕

  2019年五四青年节于西安

(本文电子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提供)

作者:张懋镕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