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在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焦作段28号口门输水线建设,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苏蔺墓区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在一座编号为M125的东汉中晚期墓葬内,出土了一件“扑满”。

▲东汉陶“扑满”

　　该“扑满”质地为泥质灰陶,呈扁圆状,素面、薄胎、平弧顶、圆鼓腹,近底足内敛,平底微凹,外观近似半球形。器身通高9.5厘米,最大腹径14.5厘米,底径9.8厘米,顶部一侧面开一长4.5厘米、宽0.4厘米的长方形狭孔,顶部正中为一圆形小孔,孔径1.4厘米,器身有多圈同心圆平行线痕迹,轮制加工形成。

　　“扑满”是我国古代储存钱币的一种盛具,即现代储存钱币的陶罐。汉以前称之为“缿”,自汉代始称“扑满”。秦代竹简《关市律》中记载:“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该条律记载了当时商贩在买卖交易中,所收钱币必须投入“钱缿”里,以便官吏统计收入,按比例纳税。此时的“缿”不仅具有暂时代存钱币的功能,还具有记数“衡器”性质的功能,可称为盛钱器或衡钱器,已初步具有储钱器的形式。汉至唐代,陶制“扑满”成熟流行,后逐渐趋于扁平化,腹径大于通高,整个器形呈扁圆形。宋元之后,随着纸币的出现,“扑满”逐渐减少,制作的器形也有了很大变化。到了明清时期,扑满的功能逐渐退化,但仍然存在于大众化的社会生活中。由此可知,“扑满”从开始出现到形成与发展,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最早出现于秦,成熟于汉魏,兴盛于唐宋,延续至明清,现今被称为“存钱罐”。其材质多样,有陶制、瓷制、竹制等。各地的称谓也有所不同,北方称闷葫芦罐,南方则称哑巴罐。此次出土的“扑满”为泥质灰陶,器形制作工整,简朴丰满,为汉代器物。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国富民强,经济繁荣,百姓日常生活有所结余。为储存之便,即用陶土制作成罐形或匣形器具,顶端开一可放进铜钱的狭口,有零散铜钱即投掷其中,也有在其正中或腹部开一孔,便于穿绳悬吊。汉代刘歆《西京杂记》卷五记载:“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扑满”存装钱币只有入口,没有出口,钱币装满后,将其敲碎方可取之,因“满则扑之”故名“扑满”。

　　“扑满”自产生后,因其“满则扑之”的特性,被历代文人墨客赋予“为民应勤俭节约、为官应清正廉洁”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西京杂记》卷五记载,汉武帝时期著名丞相公孙弘,年轻时家境贫寒,出身乡鄙,后在京师考试中被录为博士。上任前乡里友人邹长倩赠与他三件物品,其中一件就是“扑满”,并赠词:“土,粗物也,钱,重货也,入而不出,积而不散,故扑之。士有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而不可诫欤?故赠君扑满一枚。”邹长倩以物喻人,讲了两个为人处事的道理:一是钱财虽贵,但不可只聚不散,只进不出,否则必遭“扑满”之败;其二,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日积月累,方可成大器,方作大用。邹长倩借“扑满”之意提醒公孙弘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否则必遭“扑满”之祸。公孙弘位居丞相后,节俭律己,廉洁奉公,用自己俸禄节省下的钱建设东阁客馆,招纳贤才,供国家选用。司马迁《史记》记载:“故人所善宾客,仰衣食,弘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公孙弘为官清廉、散财而行利国利民之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廉政佳话。

　　唐代著名政治家、宰相姚崇《扑满赋》写道:“谦以自守,虚而能受。”批判某些人贪婪和自满的恶习,同时告诫自己子孙后代为人、为官之道。唐代齐己在《扑满子》中说:“只爱满我腹,争如满害身,到头须扑破,却散与他人。”以“扑满”的最终结果警示他人。

　　古往今来,人们用“扑满”存钱,也因“扑满”得到警示,还通过“扑满”领悟为人处世之道。它无声地倡导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之风。《旧唐书·魏徵传》记载:“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宋代名臣包拯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纵观历史,凡是崇尚勤俭、清正廉明的时代,必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反之,穷奢极欲、官风腐化的时代,终会衰败不堪、社稷倾覆。

　　“扑满”因其特殊的形制和功用,在日常考古发掘过程中极少发现完整的实物。这次出土的“扑满”器型规整、保存完好,在焦作地区考古工作中尚属首次发现,是一件难得的文物精品,也为研究焦作地区的汉代文化和货币储藏方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报》2020年2月18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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