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在本报《大河之北》系列采访中，我们接触了这样一批考古人：雄安新区设立后不久，他们就来到了这座未来之城，带着最新的考古技术、理念，寻找这片土地上曾经的历史与文化。

　　南阳遗址，是雄安新区面积最大、文化内涵较为丰富的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正是探寻雄安历史文化的一把钥匙。透过南阳遗址考古，让我们前往考古一线，了解真正的田野考古是怎样展开的，考古人如何工作，他们看到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

容城南阳遗址考古队员查看勘探土样

容城南阳遗址考古队员正在刮面

容城南阳遗址考古队员使用RTK测量仪进行测绘

　　考古不是“寻龙点穴”

　　2019年11月11日，容城县南阳村南，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站。

　　“来，看看我们的考古神器！”南阳遗址考古队队长、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晓峥一步两个台阶，快步迈上二楼，打开一间工具室的门，从墙角拎出一根一人多高的细木杆。

　　“掂掂，铲头是用好钢打的，沉着呢。”张晓峥摸摸木杆一头锃光发亮的半圆形铲头，“目前考古钻探，再高精尖的钻探仪器，也替代不了它。”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洛阳铲，中国考古钻探工具的象征。

　　张晓峥放下洛阳铲，走到窗前向南眺望，刚刚出苗的广袤麦田之下，就是南阳遗址42万平方米的保护区。

　　南阳遗址，雄安三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是一处东周、汉代文化遗存。遗址保存面积较大，是雄安新区东周时期燕文化重要的代表性遗址，为探寻新区千年历史文化，2017年5月，定为首个考古发掘地。

　　通过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带铭文战国青铜器和史籍文献，考古队推断，农田之下，可能沉睡着一座战国时期的城。

　　考古队要找到这座城，搞清楚它的城墙、道路、城内建筑等布局和使用年代。张晓峥戏称，南阳遗址考古，主要是搞“不动产”。

　　搞“不动产”，要分三步走，一调查，二钻探，三发掘。

　　“野外调查，我们叫拉网式徒步踏察。隔上一段站一个人，每人一部对讲机，手里拎个编织袋，并排前进，捡到陶片、石器啥的就装袋里。”张晓峥说。

　　徒步踏察，可不只是走走看看，队员们得随时观察琢磨，究竟从哪里钻探。

　　“盗墓小说里有一招‘寻龙点穴’，看好了一挖一个准，你们有没有类似奇招？”记者好奇。

　　“哪有那么玄乎？最靠谱的办法就是用洛阳铲打、打、打，然后分析铲子带出的土。”张晓峥说。

　　辨土认土，是考古人的看家本事。不会看土，别说考古。

　　带上来“五花土”，下边多半是墓，带上来致密夯土，根据夯土范围，下面可能是人工修筑的墙或者建筑基址。结合土的颜色，土里的包含物，考古人就能大概分辨出是什么朝代的遗址。

　　整个保护区，考古队按5米乘5米打“梅花孔”，一共打了2万多个，就像在田里扎“筛子”。

　　大规模地钻探，是为了确定下一步发掘范围。南阳遗址至今5处发掘地中的4处，都是这样“扎”出来的。

　　不过，第1发掘地夯土墙的发现过程，有些特别，它用到的不是考古人的辨土技能，而是“认草”本事。

　　2017年8月的一个傍晚，钻探收获不大，考古队员们用草帽驱赶着蚊子，沿着乡间小路收工回站。

　　突然，技师康三林扫过路边一块1米多高的台地，眼前一亮——是一片贴地长的尖叶草。

　　“这种草我叫不上名字，但知道它通常长在致密的土壤中。致密的土，很可能与夯土有关联。”康三林顺手下了一铲，用手捻开洛阳铲带上的土。

　　有惊喜！黄褐色、颗粒均匀、致密，就是夯土，而且有六七十厘米厚。

　　“下面会不会有城墙？”本有些疲倦的队员们一时兴奋起来。

　　南阳遗址考古寻找古城，有了突破口。顺着这一发现，考古队最终摸清了一道东西700多米的战国、汉代城墙。

　　识得一株草，康三林觉得不算啥。他说同行里，有能作诗、会画画、懂乐谱的，有知天文、懂地理的，还有能识骨、懂古文字的。

　　“不是我们学问多‘渊博’，考古要不断积累工作经验，更需要交叉学科知识做支撑，工作的性质就逼着你多看、多学。”张晓峥说。

　　南阳遗址考古已历时两年半，仍在继续。目前考古队已基本确定了城的年代和规模：这是一座始建于战国、沿用至西汉、边长730米的战汉时期中型城址，是迄今雄安新区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

　　考古不仅仅是“土里找土”

　　2019年11月11日，南阳遗址第三发掘地。

　　还没进考古现场，先看到发掘地旁一座一房多高的大土堆。这些土，是2018年6月起，考古队用时一年半，一锹一铲挖、一车一车拉出来的。

　　张晓峥掰指头算算，“得有2500立方米了”。

　　这样挖土扒土、“土里找土”的工作，就是考古人的日常。

　　考古人还编了句顺口溜自我调侃，“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考古勘探的。”

　　“土里找土”，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

　　手铲，是“土里找土”最常用的工具。一把手铲可以干很多事，最主要的是“刮面”。

　　刮面，是考古人的又一项基本功。把面刮好，才能确定是否有遗迹存在，确定文化遗迹之间的关系，谁压着谁、谁打破谁。

　　薛文龙，是刚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两年的90后。最初学刮面，在探方里一次蹲得时间太长，站起来两眼冒金星。

　　“用力得适当，太轻，刮不动，太猛，土里虽硬却脆的文物容易‘受伤’。”薛文龙蹲在第5发掘区的探方里，手指顶着手铲的铲缘，手掌攥紧手铲的短木柄，铲面和地面形成一定角度，由远及近，一下一下小心地刮。

　　一个探方从开始至结束要刮上百遍，每一遍都要观察土质土色的变化，直到没有人类扰动的生土，才算结束。

　　不同土层，特征是不一样的。刮面辨土，得调动多个感官。

　　“看土层颜色、包含物，触摸土层软硬，听手铲刮过地皮时声音是脆是闷。”两年多，薛文龙跟着老队员学，摸出些门道。

　　这份细腻的工作，打磨出考古人共同的气质：耐心大、干活细。

　　不过，如今的考古工作，已不只是拿着手铲“土里找土”。“满身泥土”的考古人，有了更多“高精尖武器”辅助工作。

　　考古人员在地面踏察时，在雄安上空，一架装载激光雷达测绘系统的无人机，正在工作。

　　机载激光雷达测绘系统，是测绘领域的一项先进技术，精度厘米级，可快速生成多种类型的三维地形地貌图。

　　“有了这个‘帮手’，我们能一下获得大量数据，对遗址有相当准确的宏观认识，这在十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张晓峥说。

　　只用了3天，雄安新区起步区100平方千米的测绘就完成了。生成的地图上，建筑、道路、农田、河流的形状、大小、位置清晰可见。

　　“天上找土”更高效，地上布方也更精准、高效。

　　2019年11月11日，南阳遗址西侧第4发掘区。

　　发掘区内一个个规规整整的方形探方，给人一种莫名的舒适感，让人纳闷考古人都是“完美主义”。

　　“是我们的布方设备升级了。过去用罗盘、皮尺布方，随着误差积累‘跑偏’成平行四边形是常有的事。”考古队员龚湛清从工具室取出考古队的新“帮手”——一根一人多高的杆子，头上顶着一个黄色主机“大头”。

　　考古队员们叫它“RTK”，是一个精度厘米级的三维定位测量仪器，这家伙比罗盘、皮尺精准多了。

　　“罗盘、皮尺三天布完的探方，RTK 1个小时搞定，还不会‘跑偏’。”龚湛清说。

　　如今考古队的工作离不开这个“大头”，除了布方，对出土文物、遗迹的地理空间坐标的精细化采集、记录、测绘，都会用到它。

　　龚湛清喊记者到他电脑前，要展示他们刚刚用实景三维建模软件制作的遗址3D影像图。

　　电脑屏幕上，实体体积达数百立方米的第3发掘区，随着鼠标操控，放大、缩小、翻转，看整体，遗址形状、走向一目了然，看细微，夯土墙直径5厘米的夯窝都一清二楚。

　　制作这张3D影像图，考古队其实只用了小半天。

　　先给发掘区拍了500多张照片，选取其中关键的百余张，用实景三维建模软件给片中文物标记三维坐标，之后将照片传入电脑3D图像制作软件，合成。

　　“队里的年轻人，‘玩’这些新技术，溜得很。”张晓峥感慨，就在3年前，他参加新乐伏羲台遗址考古，遗迹平面和剖面图还靠手绘。“绘图也是考古人的基本功，眼看要用不上了。”

　　现代化，正在渗入考古工作的每个环节。

　　考古不是“挖宝”

　　2018年11月22日，农历小雪。

　　张晓峥和两名考古队员正蹲在一个4米见方、2米多深的试掘探方里，用毛刷轻轻刷着一件露出头的陶器。探方外，考古队员支起的烤火堆火苗高蹿。

　　这是南阳遗址北3.5公里，考古队另一处主要发掘地——容城晾马台遗址，一处商周时期遗存，省级文保单位。

　　北方考古，对气温有要求，每年挖掘时间只有春、夏、秋三季。考古队要赶在大地上冻前，挖完这个探方。

　　三名考古工作者蹲在探方里刷了半晌，终于小心翼翼捧出一件器物。

　　“张队长，这是个宝贝？”考古队雇的当地民工手揣在袖子里，好奇地围上来。

　　“挖宝”，是许多普通人对考古工作的理解。

　　这件器物是大半个陶鬲，直白地说，是古人做饭的锅，残留了部分口沿、腹部和足，残高30厘米左右。陶鬲的足部，还带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民工们怎么看，都觉得没一点“宝贝”的样子，一块灰头土脸的陶片而已。

　　但在考古人眼中，这还真是“宝贝”，而且是晾马台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

　　“刚一出土，从陶鬲口沿、腹、足部的造型看，就感觉年代比较早，不像春秋战国的，倒像西周的。”张晓峥说。

　　当时，包括雄安三县，整个白洋淀区域都没有西周时期文物出土。

　　不过，考古人习惯了有九分把握说七分话，毕竟只出土了一件形似西周的器物，他们忍住兴奋，现场没做定论。

　　器物很快拿回工作站文物修复室，修复完整。

　　“拿着修复件与十几件同出器物一一比对后，我们才敢肯定地说，就是西周。”张晓峥手一挥，仍有些激动。

　　这件西周陶鬲一下填补了空白，成为完善雄安考古学文化谱系编年的珍贵实物资料。

　　南阳遗址考古队主要是搞“不动产”的，最让他们兴奋的，是在遗址中部偏北处，发现了一道宽近20米的东西走向战国夯土城垣。

　　“不得了，当时越挖越吃惊，城垣南北最宽处有17.5米。”张晓峥说。

　　修建城墙，自古都是官方工程。2000多年前，一道如此之厚的城墙，究竟要保护什么重要的人？

　　“没准城内会有大型建筑基址！”考古队员们想到了史籍中有记载，春秋燕桓侯迁都“临易”、战国燕文公迁都“易”，位置都指向南阳遗址周边区域，但至今没有找到。

　　南阳遗址，会不会与这两座城邑有关？队员们都铆足了劲儿找大型建筑基址。

　　1米、1.5米、2米、2.5米……

　　“我们在第3发掘区发掘整整一年半，把战国到宋金的遗存都翻出来了，就是没有一点大型建筑基址的遗迹。”张晓峥提起这事，忍不住一声叹息。

　　“失望吗？”记者问。

　　“肯定啊！”张晓峥向后捋捋头发，沉默了片刻，“但没有重大发现才是考古工作的常态。”

　　不过，考古队可不是全无收获，他们挖出了一把完整的文化层“时空标尺”。

　　记者顺着第3发掘区的土台阶下去，是2米多深的探方，探方壁面上一道道起伏的白线间，贴有字母、数字组成的地层标签。

　　“从下向上，是战国早中期、战国晚期、西汉早期……魏晋北朝时期、唐—宋金时期。”张晓峥点划着一个个标签讲解。

　　被白线分开的土层，考古人叫它“文化层”，是历史上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

　　第3发掘区的文化层跨度时间长，从战国到宋金，主要朝代不缺环，而且各文化层都有器物出土。

　　“日后，这就是一把‘标尺’，周边遗址如果有出土文物难断代，可以参照比对这里的同类器物。”张晓峥说。

　　事实上，几年来，考古队已经勾勒出了一个以南阳遗址、晾马台遗址为核心、面积20平方公里、由13处遗址墓地组成的、年代从距今4000年龙山时代到宋金时期的“大南阳遗址”，文化发展连绵不断，延续3000多年。

　　这，是雄安新区千年历史文化的缩影。

　　“我们考古从来不是为了‘挖宝’，而是要透物见人，透过那些冷冰冰的遗物、城址、墓葬，窥探它们背后古人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文化，探寻历史，寻找我们的来处。”张晓峥说。

　　（图文转自《河北日报》2020年3月26日第10版 本版图片均由容城南阳遗址考古队提供）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