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髹漆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史前时期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山西襄汾陶寺、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等遗址，即已出土漆木器具；历经商周发展到战国秦汉时期达到高峰，如信阳楚墓、曾侯乙墓和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精美的髹漆器物。髹漆工艺制品，一般泛称漆器，包括盛放物品的髹漆器皿，以及髹漆的各种用具，未做进一步界定。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有关论著，例如沈福文著《中国古代髹漆工艺简史》（1964年），利用的考古资料还很有限，前述河姆渡等史前资料尚未出土；八十年代初出版的王世襄著《髹饰录解说——中国传统漆工艺研究》，引证的漆器实物已包含前述重要发现。随后，《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考古卷》，“概论”部分列有王世襄撰写的“中国古代漆器”长条，断代部分又有其他学者撰写的“东周漆器”“汉代漆器”条目，所述都包括髹漆器皿和用具，实际上着重髹漆器皿。《文物博物馆卷》没有“中国古代漆器”这种综合性长条，在“古器物”类列有具体的一些髹漆器皿和少数髹漆用具。而《美术卷》仅在“中国工艺美术”类中，列有一条“彩绘动物漆座屏”。

　　早年传世的中国古代漆器，以长沙出土者最为引人注目。但无论流失欧美的，还是著录于商承祚著《长沙古物闻见记》（1938年）和《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藏长沙古器物目录》（1942年），以及《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1955年），还是蒋玄怡著《长沙：楚民族及其艺术》第一卷（1949年），由于没有考古发掘的科学判断，往往将汉代漆器误断为战国晚期的楚文物。直到1951年由夏鼐主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沙近郊进行的发掘，才使战国和两汉墓葬开始有了可靠的明确断代。历年来长沙地区发掘出土的汉代漆器，首推马王堆汉墓所出数量和品种最多，制作工艺最为精致。一号墓发掘以后，受到重点关注的出土物，第一位是保存良好的女尸，第二位是绚丽多彩的丝织品和衣物，都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和科技手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分别出版有专门的研究报告。仓促出版的发掘报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漆器章对众多髹漆器皿（鼎、钫、壶、卮、耳杯、盘、案、奁等），进行了翔实的记述，但未遑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对其他与髹漆有关的物品则另立章节，不相混淆。至于二、三号墓的出土物，投入较多人力进行整理研究的是三号墓所出帛书，发掘报告《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中的漆器章，同样仅限于髹漆器皿，不包括其他与髹漆有关的物品。

　　现在出版的《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一书，是由原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陈建明与编辑部主任、研究员聂菲共同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费时六年完成，结项时被评为优秀等级，继而又用五年时间编辑出版。这部大型漆器整理与研究的著作，集中了马王堆三座汉墓出土的全部髹漆工艺制品，既囊括各种髹漆器皿，又包括棺椁、木俑等丧葬用品，乐器、各种杂器和有关的遣策竹简，进行了详细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图像艺术分析，以及髹漆工艺和用材等方面的考察。这实际是在马王堆汉墓发掘以后四十余年各方面研究积淀的基础上，对马王堆汉墓髹漆工艺资料前所未有的完整公布，并重新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深入研究。

　　《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全书八开本三巨册：第一册420页，包括原始资料的整理、铭拓释文与遣策简文考释，并附录13项检测分析与鉴定报告。第二册317页，为25篇相关研究论文的集录，其中部分论文之前曾发表，收录时稍做修改。两册合计100多万字。第三册409页，为图录，收录彩色照片2519张、线图536张和器铭拓片381张。本书的突出特点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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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资料更加翔实可靠。深入细致的研究，有赖于准确资料的支撑。过去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对于形制相同的各类器物，一般都是每种型式选取一件典型器，载入图版或插图。这是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而采取的做法，据以研讨当时葬制中的器物组合是适宜的。但是，由于古代器物并非机器产品，手工制作不免会有一定的差别，因而细致进行某种制作工艺的全面考察，仅据典型器的图版或插图就会感到局限。本书旨在进行马王堆汉墓漆器的重新整理与深入研究，当然不仅要查阅两部原发掘报告，更要花费极大的精力，逐件核查数量众多的实物，并且要重新拍摄彩照与绘图。因而本书图版和插图都极大地丰富，总数几倍于原发掘报告。众所周知，湖南省博物馆四十年间经历了两次扩建，馆藏大量文物打包转移，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进行查核工作，历经的困难和艰辛可想而知。查对中发现，原报告漆器的基本数据（件数、尺寸、型式等）存在一些失误，而二、三号墓报告的出入颇多。经本研究项目彻查，马王堆三座汉墓合计出土器皿为主的漆器759件（一号墓241件，二号墓132件，三号墓386件），而两本发掘报告仅公布图像100多件。本书列举标本共达1022件，大大超过原报告公布的数目，相同形制的器物全部入列，不再仅收一件；除髹漆的器皿和器具外，还包括疑为色漆彩绘的陶器和其他器物。书中的漆器登记表，将这759件漆器逐一开列：器类、器名、型式、出土位置编号、尺寸、胎骨、主要纹饰、文字、烙印、器内盛物、彩图号、插图号，共12项，基本情况一目了然。其中“出土位置编号”项，与“椁室平面图及随葬器物分布情况”对应，根据编号即可在该平面图中找到器物的出土位置；而“彩图号”和“插图号”，则可用于在书中检索图像。前者在发掘报告中前所未有，仅此即值得称许，为今后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本书编者考虑问题之周密，表格设计之精巧和制作之费力，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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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建立汉代漆器的断代标尺。过去根据洛阳烧沟等地汉墓随葬陶器，早已判明汉墓的发展序列，而马王堆汉墓发掘以前，由于漆器出土的数量有限，未能进行系统的断代研究。聂菲作为本项目主要主持者和本书主编之一，前曾著有《湖南楚汉漆木器研究》一书（2013年），从马王堆汉墓漆器出发，对湖南地区一千多座战国秦汉时期墓葬出土的上万件漆器做了全面的梳理，从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67座典型墓，划分为六期十段，进而根据各期不同器类的型式分所，探讨各类漆器的型式与组合，乃至工艺与纹饰、文字与符号的发展变化规律。本书对此做了进一步阐发，从而第一次为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研究建立断代的标尺，这就改变仅据陶器进行长沙古墓断代的状况，是考古断代学上的充实，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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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对漆器的用料和制作工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缜密考察。马王堆汉墓发掘后，髹漆工美史专家沈福文教授曾应邀参加《文物》月刊组织的座谈，但他没有对实物进行过详细考察。考古人员不熟悉髹漆工艺，在发掘报告中仅作一般性描述，缺乏专业性研究。而本研究项目的主要主持者聂菲，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不仅远赴各地，考察生漆的切割与精制，以及现代漆器制作的工艺流程，而且对其他省份文博单位收藏的同时期出土漆器，进行了实物观察。同时，又由湖南省博物馆实验室，并委托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心，采取多种现代化科技检测方法，对马王堆漆器漆膜样品的漆灰填料、色漆层及添加物、颜料层等物质的物相、元素成分和显微结构进行分析。这对于深入探讨战国秦汉时期髹漆工艺的生产流程的特点，大有裨益。所获得的检测数据，又为漆器修复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总之，本书是中国古代髹漆工艺研究的扛鼎之作，学术价值非凡，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中国古代大型墓葬和典型器物的系统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和推进作用。

　　（本文刊登于2020年3月27日《中国文物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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