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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铁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冯永谦著《辽代铁器考古研究》评介

发布时间:2020-03-30文章出处:“文博中国”微信号作者:董学增

  辽代是我国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王朝,传国二百多年,和五代与北宋相始终,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但由于辽代文献的缺失,记载疏漏,致使事迹不显,影响了我们对其认识,甚至是完全不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考古调查和发掘大量的辽代遗址、城址和墓葬等遗存,出土了大量遗物,随后发表许多报告和研究文章,于是我们对辽代有了全新的认识。其中对遗物也出版过专门的研究,如陶瓷、玉器等;但唯独对铁器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实际铁器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离不开铁器,具体来说研究辽代历史和考古也都离不开辽代的铁器,但辽代铁器却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尤其应当说明的是,作为以契丹族为主体联合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辽王朝,接受先进的汉文化,进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北方地区的社会发展,这其中铁器起了很大的作用。辽代铁器汉式很多,如生产工具、武器等,也有契丹族的,如铁釜、铁火盆等,内涵丰富。所有这些考古发现,都需要很好的进行研究。

  近见新出版的冯永谦先生《辽代铁器考古研究》一书,恰好填补了这项空白。此书十六开本,640页,书中除详尽的文字外,仅测图和照片即有1450余幅,全部铜版纸彩色精印,分上、中、下三卷,搜罗宏富,论证翔实,真可谓是辽代铁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书细读之后,我感觉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提出来。

  01

  首先,此书是研究辽代铁器的专著,因此其选择的铁器非常严格。在我们的辽金考古工作中,有时对其发现不能确定年代,常是“辽金”并称,过去有过这种情况,即或一座墓、或一件器物,也定为“辽金”时期,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因此,本书明确指出,年代要分清,如秦汉、隋唐,秦与隋年代都很短,却能分清楚,辽代二百多年,金代也一百多年,为什么辽金年代却分不清?这是需要今后改进的。本书秉此宗旨,对过去所有的发现凡不能确定是辽代的铁器,或辽金并称的铁器,即决不收入。在此前提下,本书收入的铁器,就都是辽代的,准确无误,可供各方研究参考。

  02

  其次,本书上卷“各地考古发现出土的辽代铁器”,收集的辽代铁器完整齐备,并且系统。从时空上看,自新中国成立70年来,按遗址、城址、墓葬等分类,凡是在辽代疆域范围内的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省、直辖市、自治区,所有考古发现属于辽代的铁器,悉数收入书内,并选用了所有附图或照片,分别汇集,做到了材料详尽、编排系统、内容详瞻、完备方便,犹如字典随时可查。

  03

  第三,中卷是“阜新出土的辽代铁器”,这是介绍阜新一个县域内的辽代铁器,其内涵丰富。这些数量极大的铁器,如从类别上看,可分为:“农业生产工具”“渔猎生产工具”“泥瓦工具”“木工工具”“铁杂工具”“铁工工具”“车马器”“兵器”“刑具”“生活用具”等十二大类。但这十二类铁器,如从性质和功能上看,还可具体分为:“铁铧”“铁犁镜”“铁趟头”“铁牵引”“铁锄”“铁镰刀”“铁锹”“铁镐”“铁垛叉”“铁铡刀”等六十一种不同分属器物,每件铁器都附多幅彩色照片。读过此书之后,可使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辽代铁器的内涵。

  04

  第四,本书下卷是“阜新铁器年代研究”。在此用了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实例,讨论了很多问题。辽代的铁器,文献材料极少,几乎没有记载,因此我们过去对其内涵没有充分的了解;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辽代的铁器,主要是依靠考古发现的出土遗物,但这就需要时间,有一个整理和研究的过程,因此过去关于辽代铁器的研究论著很少。此书的写成,也是在没有现成的可资借鉴的成果条件下进行的,故在书中做了一些较为深入的探讨,但这是十分必要的,故本书在此做了很大的努力,读者应当是很赞成的。

  05

  第五,本书在收录各地出土辽代的铁器时,是非常严谨的,凡是有“辽金”并称的铁器,无论其如何完整,也不收入书中,以免影响人们的认识。但其中也有例外,即作者对其特别了解、而于后来的研究影响重大、有误导倾向的考古发现报道,则与之以纠谬,如新民前当铺遗址、绥中城后村遗址,本是以辽为主,金、元次之的遗址,报告却定为金元时代,因发表较早,其后各地相同的考古发现,都以此报告为据定为金元时代,失误很大,本书则予以辨明,且将其出土铁器收书中,并加论证。

  06

  第六,本书还对一些器物的定名,作了一些规范,避免混乱,如铁铧、铁犁镜、铁趟头、铁牵引等,又如什么是铁鍑、铁釜、铁铛、铁鏊子、铁鼎等。书中还对各种形制、性质、功能不同的器物,都分别立项,备载其下,使人一目了然。而对过去少见的器物,如特大的铁釜和特大的铁火盆等,都予以突出表现。还有一些此前未见的器物,如铁银锭范、铁烙印、铁梳妆架等,都详加介绍,以便了解。还有如铁剪,本是常见之遗物,自汉代以来都有,但所见都是环股铁剪,而另一种如现今仍流行的交股铁剪只在洛阳宋墓中一见,但在辽代则较多,除阜新有两件外,在朝阳西大营子辽遗址、康平克宝窝堡辽墓中都有出土,由于辽代多见,因此,作者提出“这种交股铁剪就是辽人发明的”,这应是一个重要发现。

  总之,本书不仅系统,资料齐备,条理分明,对所有发现都详加辩证,并提出很多宝贵的观点与见解,凡此都是本书的特点。同时,它也应是研究辽史和辽代考古的必备之书。

(本文刊登于2020年3月27日《中国文物报》第6版)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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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辽代铁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冯永谦著《辽代铁器考古研究》评介

发布时间:2020-03-30

  辽代是我国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王朝,传国二百多年,和五代与北宋相始终,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但由于辽代文献的缺失,记载疏漏,致使事迹不显,影响了我们对其认识,甚至是完全不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考古调查和发掘大量的辽代遗址、城址和墓葬等遗存,出土了大量遗物,随后发表许多报告和研究文章,于是我们对辽代有了全新的认识。其中对遗物也出版过专门的研究,如陶瓷、玉器等;但唯独对铁器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实际铁器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离不开铁器,具体来说研究辽代历史和考古也都离不开辽代的铁器,但辽代铁器却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尤其应当说明的是,作为以契丹族为主体联合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辽王朝,接受先进的汉文化,进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北方地区的社会发展,这其中铁器起了很大的作用。辽代铁器汉式很多,如生产工具、武器等,也有契丹族的,如铁釜、铁火盆等,内涵丰富。所有这些考古发现,都需要很好的进行研究。

  近见新出版的冯永谦先生《辽代铁器考古研究》一书,恰好填补了这项空白。此书十六开本,640页,书中除详尽的文字外,仅测图和照片即有1450余幅,全部铜版纸彩色精印,分上、中、下三卷,搜罗宏富,论证翔实,真可谓是辽代铁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书细读之后,我感觉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提出来。

  01

  首先,此书是研究辽代铁器的专著,因此其选择的铁器非常严格。在我们的辽金考古工作中,有时对其发现不能确定年代,常是“辽金”并称,过去有过这种情况,即或一座墓、或一件器物,也定为“辽金”时期,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因此,本书明确指出,年代要分清,如秦汉、隋唐,秦与隋年代都很短,却能分清楚,辽代二百多年,金代也一百多年,为什么辽金年代却分不清?这是需要今后改进的。本书秉此宗旨,对过去所有的发现凡不能确定是辽代的铁器,或辽金并称的铁器,即决不收入。在此前提下,本书收入的铁器,就都是辽代的,准确无误,可供各方研究参考。

  02

  其次,本书上卷“各地考古发现出土的辽代铁器”,收集的辽代铁器完整齐备,并且系统。从时空上看,自新中国成立70年来,按遗址、城址、墓葬等分类,凡是在辽代疆域范围内的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省、直辖市、自治区,所有考古发现属于辽代的铁器,悉数收入书内,并选用了所有附图或照片,分别汇集,做到了材料详尽、编排系统、内容详瞻、完备方便,犹如字典随时可查。

  03

  第三,中卷是“阜新出土的辽代铁器”,这是介绍阜新一个县域内的辽代铁器,其内涵丰富。这些数量极大的铁器,如从类别上看,可分为:“农业生产工具”“渔猎生产工具”“泥瓦工具”“木工工具”“铁杂工具”“铁工工具”“车马器”“兵器”“刑具”“生活用具”等十二大类。但这十二类铁器,如从性质和功能上看,还可具体分为:“铁铧”“铁犁镜”“铁趟头”“铁牵引”“铁锄”“铁镰刀”“铁锹”“铁镐”“铁垛叉”“铁铡刀”等六十一种不同分属器物,每件铁器都附多幅彩色照片。读过此书之后,可使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辽代铁器的内涵。

  04

  第四,本书下卷是“阜新铁器年代研究”。在此用了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实例,讨论了很多问题。辽代的铁器,文献材料极少,几乎没有记载,因此我们过去对其内涵没有充分的了解;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辽代的铁器,主要是依靠考古发现的出土遗物,但这就需要时间,有一个整理和研究的过程,因此过去关于辽代铁器的研究论著很少。此书的写成,也是在没有现成的可资借鉴的成果条件下进行的,故在书中做了一些较为深入的探讨,但这是十分必要的,故本书在此做了很大的努力,读者应当是很赞成的。

  05

  第五,本书在收录各地出土辽代的铁器时,是非常严谨的,凡是有“辽金”并称的铁器,无论其如何完整,也不收入书中,以免影响人们的认识。但其中也有例外,即作者对其特别了解、而于后来的研究影响重大、有误导倾向的考古发现报道,则与之以纠谬,如新民前当铺遗址、绥中城后村遗址,本是以辽为主,金、元次之的遗址,报告却定为金元时代,因发表较早,其后各地相同的考古发现,都以此报告为据定为金元时代,失误很大,本书则予以辨明,且将其出土铁器收书中,并加论证。

  06

  第六,本书还对一些器物的定名,作了一些规范,避免混乱,如铁铧、铁犁镜、铁趟头、铁牵引等,又如什么是铁鍑、铁釜、铁铛、铁鏊子、铁鼎等。书中还对各种形制、性质、功能不同的器物,都分别立项,备载其下,使人一目了然。而对过去少见的器物,如特大的铁釜和特大的铁火盆等,都予以突出表现。还有一些此前未见的器物,如铁银锭范、铁烙印、铁梳妆架等,都详加介绍,以便了解。还有如铁剪,本是常见之遗物,自汉代以来都有,但所见都是环股铁剪,而另一种如现今仍流行的交股铁剪只在洛阳宋墓中一见,但在辽代则较多,除阜新有两件外,在朝阳西大营子辽遗址、康平克宝窝堡辽墓中都有出土,由于辽代多见,因此,作者提出“这种交股铁剪就是辽人发明的”,这应是一个重要发现。

  总之,本书不仅系统,资料齐备,条理分明,对所有发现都详加辩证,并提出很多宝贵的观点与见解,凡此都是本书的特点。同时,它也应是研究辽史和辽代考古的必备之书。

(本文刊登于2020年3月27日《中国文物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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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学增

文章出处:“文博中国”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