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年前的商王朝像一个谜。我们都很想知道那些使用甲骨文的人是何方神圣，当然也想知道妇好是什么模样。长期从事殷墟发掘的我自然不例外。

　　当年撰写《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时，商族人种的部分是我执笔总结撰写的。199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于商族的的人种，是通过“体质人类学”的手段定位在“蒙古人种东亚类型”这样一个论点上。

　　1992年，我在殷墟“新安庄墓地”发掘，清理了100余座商墓，其中约半数保存有人骨。当时便想通过这批材料做点新研究。那时我没有按前人习惯将人骨取回室内后再研究，而是请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先生直接到现场，挨个鉴定墓坑中的人骨，包括年龄与性别。

　　当时的通行做法是以长骨指数法推算死者身高，我觉得指数法不如直接测量人骨架准确，于是逐个人架测量。后来我常说，商代男子身高的中位数只有1.62米左右。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便是对新安庄墓地商人骨架的测量结果。然而新安庄人骨的研究，并不包括基因测试。后来我有机会获得另外一批新材料，才开始的殷墟人骨的DNA研究。

　　1997年，根据国家文物局批示，安阳队在殷墟西部“黑河路”实施发掘。这次发掘清理了约100多具商代人骨架。1997年与1992年虽然仅隔5年，但学术界的科研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数年之中，德国、日本等国以基因技术研究古代人骨标本并取得显著成果，燃起了我想以DNA技术揭示商族人种的希望。

　　当时吉林大学基因实验室尚未建立，国内能看到的古DNA研究成果，只有古脊椎所刘武先生与公安部的合作。然而此前一年（199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殷墟研究的一项国际合作，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合作。合作项目的主要实施者有我本人，还有荆志淳教授和志淳的老师Rip Rapp教授。

　　某日，Rip转给我两篇发表在Science的论文，是西方学者通过基因技术研究古人骨骼的案例。我读后感触更深。1997年，Rip推荐当时在加拿大Lakehead University基因实验室从事分子生物学和古人类研究的学者El Moto到中国。在我的安排下，El Moto在安阳工作站花了约一周时间观察殷墟“黑河路”的商代人骨。我们当时计划双方对“黑河路”人骨开展一项专门的DNA研究。但研究之前需要另签协议。

　　凑巧的是，在我们与美加学者签协议前，中国科学院基因研究所的基因学家W和J（因未征得他们本人同意，我暂以字母代替其名）主动找到我，希望合作开展殷墟人骨的基因测试。我们讨论后，决定选取少量商代人骨标本，先将实验做起来。必须说明的是，当时我选送的标本正是El Moto帮助整理过的标本的一部分。

　　不久实验完成。W和J专程赶到安阳展示实验结果。令我震惊的是：我选送的黑河路商墓人骨，其基因检测结果接近此前日本学者所做的西亚人骨。W和J由此推测殷墟商人可能与西亚人相关。

　　200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金台饭店召开学术会议，W曾简短说明其基因测试结果，但由于作为合作者的我态度谨慎，W当时在会议上也采取了保留态度。具体的实验数据，我想应该由W和J亲自公布。他们是实验完成者，是真正的基因专家，而我不是。

　　这就是所谓“殷墟人骨是西亚人种”的大致过程。

　　W和J的测试结果，直接与此前体质人类学测量所得出的“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结论相悖。通常情况下，我应该继续与W和J共同研究，或者尽快启动与El Moto的合作，但接下来两项工作都未延续。这可能是导致今天有朋友向我发问的原因。为此我说明如下：

　　1我为什么对“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论充满疑虑

　　我确实在一些小型演讲或者研讨会上说过，我本人不大相信“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论。

　　我之所以对当时的研究结果有所保留，主要因为当时纳入研究的标本数量少、质量也存在一定问题。

　　标本数量少，一方面是选送的殷墟标本数量本身就少，但另一方面，甚至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当时可供比较的reference少。在当时全国夏商遗址人骨DNA数据大面积空白的情况下，“西亚”人骨数据作为几乎仅有的对比数据，显得比欧美数据更接近殷墟毫不奇怪。这种情况下“对比”出来的结果，我们必须慎重。如果当年的中科院遗传所积累了今天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这样的数据量，我想我应该不会担心吧。

　　如上所述，我选送的标本，曾经是加拿大学者El Moto接触过，El Moto作为白人的基因是否会通过接触残留在标本中？如有残留，这些残留是否会影响的测试结果？这些我都无法作出判断。因此我不能轻易表态。

　　当然，已有的考古知识也无法让我相信“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且不说文化传统、文字使用，只说发掘出来的一些真正的“商朝人形象”。

　　我曾有意识地收集殷墟出土的各种“商代人像”，包括人体圆雕、浮雕、半浮雕、平面图像。我收集到的以图像形式表现“商人形象”的作品近30件，没有一例是“西亚人相貌”或者“高加索人相貌”（下图）。

　　我认为，这些作品是商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我形象的表达，应该真实记录着商族人的种族特征。它们完全不支持“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结论。

　　2 为什么我没有继续坚持殷墟人骨的DNA研究

　　有朋友认为，我“发现（商王朝）王族可能是白人”，于是“就不让做DNA”。

　　这是误解。我的确不大相信“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论，但这不是我中止殷墟人骨基因研究的原因。

　　有朋友说我“一辈子努力都是给我们中国人找个优秀祖宗”，“自己心里接受不了这个结果”，这实际是“抬举”我。实际上，我只在乎研究结果是否实事求是。

　　殷墟人骨的DNA研究后来之所以未能继续，是多重原因导致的。

　　“西亚人”的推论使我意识到基因测试的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我当时的心情是，项目一定要继续做下去，但要设计好、准备好。新的基因测试要慎之又慎、认真准备。准备不足就不重启。

　　在我看来，人骨DNA研究的准备工作要从发掘开始而不是从采集标本开始。我们要选对标本的考古背景（例如并非所有出自殷墟的人骨都是商族的）；我们要认真处理样本的污染问题（既有可能发生在发掘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在采样过程中）；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人骨的保存状况。

　　出于对困难的顾虑，我几次“重启”基因研究的想法最终都中途放弃了。

　　田野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影响“重启”的另外原因。1999年我和安阳队的同事们发现了洹北商城，工作重心转移到洹北商城的结构、年代和布局等工作上。洹北商城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又赶上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精力有限，只好将殷墟人骨的基因研究放下来。2009年，我曾想过重启基因研究，然而那时我又承担了中国社科院重大科研项目“殷墟布局的探索与研究”，基因研究再次被搁置。

　　还有一些客观原因也影响了重启殷墟人骨基因研究，例如后来我国有了DNA样本出境的禁令，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开始筹建自己的DNA实验室等等。

　　3 顺便说一下殷墟人骨基因研究的复杂性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通过基因测试研究古代人骨标本逐渐成为常规手段。殷墟人骨确实需要基因测试，但殷墟人骨的基因研究并非只是“提取基因（片段）”这么简单。如何“提取商族基因（片段）”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如前所说，并非所有发现于殷墟的商代人骨都是商族的；“商族”是否等同于“王族”也需要讨论。有句话说出来可能令大家沮丧：殷墟的王陵大墓早年都被盗掘，1930年代又被挖了一次。或许我们早就失去了找到“商王”基因的机会。

　　基因研究要从发掘开始。如果妇好墓的发掘不是发生在1976年而是今天，或许我们还真能找到妇好的基因。从而认识“生物学上的妇好”。

　　商族基因的研究必须系统规划。殷墟的人骨标本非常重要，但仅仅盯着殷墟远远不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跟随张光直、张长寿等先生参加商丘田野考古，去豫东寻找“先商文化”。今天看，当年寻找“先商文化”的工作也应该与殷墟人骨的研究联系起来。

　　我们应该严肃认真地考虑组织新一轮的“商代人骨基因工程”。这一工程的工作对象，应该包括殷墟、洹北商城、郑州商城、二里头，甚至应该包括三星堆等同时期其它遗址。

　　感谢各方人士关注殷墟、关注商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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