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欧洲的多元政治与文化传统，“大一统”观念无疑是中国文化中历史悠久的传统之一，不仅影响深远，而且是当代追求国家统一的民意基础。这种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文化传统是建立在文化一元论观念和共同文化认同心理基础之上的。

　　古代文化面貌说法不一

　　“大一统”观念的形成与强化，首先与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长期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周、秦、汉、唐的成功，使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分治就是乱世、天下一统才是盛世、政治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天下一统”等观念深入人心。其次，受“大一统”观念影响而构建的古史叙述体系，例如从战国中后期开始形成的以《帝系》为代表的三皇五帝世系，塑造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从而奠定了共同文化认同的心理基础，强化了“大一统”观念。

　　不过，近代中国史学界对这种中国文化和族群一元论提出了质疑。例如，疑古学派代表人物顾颉刚提出，要打破中国传统上古史叙述体系中的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黄金时代等观念。蒙文通、傅斯年、徐炳昶等人的研究也提出，上古中国并非只有一种文化、一个政权、一个民族，而是多元文化共存。如果从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主动方式这一本质来看，地域广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历史传统各不相同的中国，历史上只存在单一文化和族群也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文化面貌到底如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抑或一元观与多元观都过于简单化？为何中国文化有强烈的“大一统”观念？“大一统”观念的共同文化认同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它又如何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考古学的新发展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本来面貌、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新资料和新视角。

　　考古学带来新视角

　　考古学家发现，在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的古代文化在物质文化面貌和文化传统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各地区文化“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多中心的发展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实际，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从不同区域文明演进模式和发展道路来看，古代中国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和多元性。正如李伯谦所说，距今5500年至4500年这个阶段，无论是北方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还是中原的仰韶文化，都已发展到“古国”阶段，但它们所走的道路和表现形式并不相同。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和王权相结合而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则是军权与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

　　尽管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多元的，但不同文化之间已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正如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所概括的那样，“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或如李学勤所说：“（龙山时代）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这种情况，也可比喻为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场’。”

　　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以玉器、象牙器、绿松石、特殊的彩陶器、大口缸等精致奢侈品为代表的象征物品的交换，及其所喻示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政治理念和制度方面的交流与学习。其中，也可能包括不同文化的社会上层人员之间的往来交流。正如李新伟所说：“考古资料清晰显示，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的基础上，发生了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亦即初步形成了我们定义的‘最初的中国’。”

　　大小传统共存

　　如何理解这种不同文化之间以日用陶器为代表的日常实用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也是划分考古学文化的主要标准）和以奢侈品为代表的象征文化方面的密切关联？我们认为，“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论适合解释这一现象。

　　“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一书中提出的，文化大传统指代表国家与权力、由城镇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文化传统；文化小传统指代表乡村、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后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一概念内涵作出自己的解释。例如，王学泰提出：社会上层、知识精英所奉行的文化传统是“大传统”；流行于社会下层、为普通老百姓所遵行的文化传统是“小传统”。文化大传统具有国家权力、官方意识形态等上层文化色彩，文化小传统则具有区域文化、民间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大众文化色彩。

　　以“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来看，新石器时代各地以日用陶器等为代表的日常生产生活层面的文化遗存，代表文化小传统，具有多元性。而作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标志的象征物品，则代表文化大传统。各区域文化之间象征物品的交流，体现了相互作用圈内文化之间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其象征体系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学习。引用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我们可以说，中国新石器时代多元文化相互作用圈正孕育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多元一体”格局。

　　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一方面，不同区域的陶器仍然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也是划分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周文化中各种考古学文化类型的主要依据），这说明各区域仍然保持自己的文化小传统。另一方面，二里头文化在龙山时代文化相互作用圈的象征文化体系基础上，形成了以陶或铜质觚、爵、盉等为代表的礼器体系。商文化在继承二里头文化的礼器体系基础上，发展出以觚、爵等酒器为核心的礼器组合。周文化又在继承商的礼器体系基础上，发展出以鼎、簋等食器为核心的礼器组合。三代青铜礼器（也包括玉器）呈现出既一脉相承又各有发展的特征，当时的“青铜礼器文化圈”则表现为不断向外扩展。

　　古人藏礼于器，礼器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发挥着象征祖先崇拜信仰和宗法政治制度的独特作用。青铜礼器及其所体现的礼乐文化与文字等，一起代表了文化大传统。三代青铜礼器的广泛一致性，说明广大区域内形成了对礼乐文化的共同认同以及在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方面的趋同。礼器系统的传承和变化，反映了从二里头文化到商再到周礼乐文化即文化大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整个三代时期，多元地域文化认同共同的礼乐文化大传统，而礼乐文化大传统又接受、包容各地域文化小传统，大小文化传统之间构成互动互补的“多元一体”政治和文化格局。从大小文化传统的视角来看，夏商周三代政权的更替不是一个文化代替另一个文化的直线关系，而是不同区域文化在认同同一文化大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相继夺取主导地位，同时又以自己的文化不断补充、修正和发展文化大传统。正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从“青铜礼器文化圈”范围的变化来看，则是由二里头文化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不断向外扩展。两周时期已北达长城内外，南到广东、福建北部，东到海边，西边包括甘肃、四川部分地区，覆盖了长江和黄河流域的绝大部分地区。“青铜礼器文化圈”的不断扩张，乃是周边文化不断接受中原礼乐文化大传统及其背后的祖先崇拜信仰、宗法政治理念与制度，形成共同文化认同心理，融入华夏文化圈的物化表现。“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形成与扩展，可视为华夏文化认同的形成并不断将周边文化纳入其中的过程。

　　即使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多元政治并争，也没有破坏对文化大传统的传承与认同，更没有使中国走向类似中世纪欧洲的政治格局。这一点不仅体现了中西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是中国文化延续性的体现。从考古学文化面貌看，东周时代文化虽然明显地表现出各国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这种多元是西周礼乐文化一体基础上的多元，是某种文化同一性上的政权分立。秦的统一也是建立在共同文化认同和大一统心理基础之上的，秦的统一不是“大一统”的最早开端。

　　族群融合体现文化认同

　　从族群融合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族群融入华夏的过程，也是接受华夏礼乐文化大传统、形成共同文化认同心理的过程。正如孔子所说：“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故陈寅恪强调“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唐代程晏说：“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

　　东南吴越地区古代人群接受礼乐文化大传统、融入青铜礼器文化圈而成为“多元一体”华夏文化一部分的历史过程，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我们知道，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到良渚文化、马桥文化、湖熟文化等，尽管东南地区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存在交流，但这一文化一直是一支独具自身特色和文化传统的地域文化。经过夏商时期与中原文化的不断接触和交流，到西周时期，东南土墩墓文化的礼乐器系统已接受周文化的礼器体系。春秋时期，当吴越两国出现于历史舞台上时，已自认为源自中原，即吴国来自太伯奔吴，越国为大禹之后。这种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也终获得中原华夏诸国的承认，即追求华夏化的吴国王室假借一个华夏祖先“太伯”而成为“华夏”，中原华夏也由于“找到失落的祖先后裔”，而接纳此华夏新成员。秦汉以后，吴越地区完全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其曾经的独特文化传统被选择性失忆，吴越文化源自中原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当然之论。但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与文化大传统日渐趋同的同时，吴越地区一直存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地域文化，即文化小传统。

　　大小文化传统共存是中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中国历史上的大小文化传统共存互动，使中国文化既有传承又有发展，既追求一体又包容多元，广纳百川，融合创新，保持活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20日总第19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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