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在论及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时提到，中国存在面向内陆与面向海洋两大板块。此后，学界更多在微观上深入，而很少研究讨论中国史前文化的宏观格局问题。宏观上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可以分为四个板块：西北内陆（其中还可以分为青藏高原、蒙古草原以及沙漠戈壁绿洲三个小板块）、东南腹地（其中又包括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岭南、西南等小板块）、东北—西南交错地带、海岸地带。四大板块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其中，后两大板块都是生态交错地带，东北—西南的交错地带是森林与草原的交错带，海岸地带是陆地与海洋的交错带。生态交错带也是文化的交错带，是文化交流碰撞的地区。考古学上有关西北内陆与东南腹地的探讨非常多，而有关两个文化—生态交错带的讨论很少。两个交错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巨大，其中海岸交错带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在近代，这里暂且不论。

　　文化—生态交错带的分布与影响 

　　中国从东北到西南文化—生态交错带是一个弹性变化的区域，大致以400毫米降水线为中心分布（西南方向受地形影响变化较大），是森林与草原的交错地带。对于史前的狩猎采集者来说，生活在这个区域，意味着可以利用两个地带的资源，具有更大的资源丰富性。但交错地带也存在一个问题——“森林边缘效应”，即这个边缘是不稳定的，经常变化。狩猎采集群体需要适应这种变化不定的环境条件。历史时期，这里是农耕与游牧群体的交接地带，是双方争夺的战场。气候条件较为温暖湿润的时候，农耕群体向北扩散；气候转为相对干冷的时候，游牧群体南下。这个地带决定了农业人口密集分布的范围，早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注意到这条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的分界线，东部人口稠密，西部人烟稀疏。

　　文化—生态交错带的适应策略问题 

　　从理论上思考文化—生态交错带，首先要解决适应策略选择的问题。这是一个文化适应风险较高的地带，资源多样的同时又变化不定。风险缓冲策略之一就是社会网络，由此我们不能孤立地考虑这个交错地带，而要把它与草原、森林两个地带的总体变化结合起来。在生态交错带地区，温带森林地区通常较之草原地带的环境更稳定，因此会有更多东南向的交流。历史时期的情况确实如此，游牧与农耕群体形成共生关系，不过游牧群体更多地依赖与农耕群体的交换。

　　与之相应，有效策略之二就是加强流动性，这意味着人们更经常地迁居，在更大范围内寻找食物资源，而且对于获取资源的不确定性要有所准备，比如说采用更合用的工具，这个策略尤其适用于处在狩猎采集阶段的人群。对于已经进入农耕阶段的人群来说，相对应的策略是分散风险，比如种植尽可能多样的植物，饲养尽可能多样的动物。这样，遇到灾年也不至于颗粒无收。

　　文化—生态交错带适应变化的考古学证据 

　　具体到考古材料层面上来说，目前有关东北—西南文化生态交错带存在的最早证据可以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段。在这个地带发现了类似莫斯特的石器技术，除了宁夏灵武的水洞沟、内蒙古赤峰的三龙洞、东乌珠穆沁的金斯泰等遗址外，云南富源的大河遗址也有发现，显示这一技术可能沿着东北—西南的文化生态交错带在传播。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段，整个北方地区流行细石叶技术，这一技术后来也通过川西走廊向西南地区扩散，代表这个过程的典型遗址为四川广元的中子铺遗址。整个文化生态交错带具有类似的环境，生活在这个地带的狩猎采集者需要保持较高的流动性，所以，这一地带西南方向与东北方向的文化具有相似性。以细石叶技术为例，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并无险阻隔开，但是这一技术基本不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它沿着东北—西南交错带的传播，正印证了这个文化—生态交错带是确实存在的。

　　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逐步形成，距今8000年前后，生态交错带中的辽西地区（考古学上的辽西包括赤峰一带）的兴隆洼文化开始种植黍、饲养猪，同时兼营狩猎采集。从考古材料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这个时期人们还没有定居，还会周期性迁居，在不同季节利用不同的资源。有关季节性利用，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近几年在这里发现的裕民文化，年代与兴隆洼文化相当，其遗址存在明显的冬、夏之分，夏季营地的典型代表四麻沟遗址有众多的室外火塘，遗址坐落的地理位置也不像冬季营地那样注意避风。在新石器时代的辽西，我们看到不同考古学文化在农业与狩猎采集之间摇摆，在条件更恶劣的内蒙古中南部与冀北一带，我们看到的是文化发展的中断以及文化面貌的急剧变化。这个地带还发现了两处灾难性的遗址：通辽的哈民忙哈与乌兰察布的庙子沟遗址，两处遗址可能都是由于瘟疫引起灾难，导致突然被废弃。究其原因，这个地带是农业生产的边缘地带，歉收之年，人们不得不利用一些穴居动物，导致病原体扩散到人类社会中。

　　令人惊奇是，也是在这个时期，辽西产生了红山文明（或称文化），陕北至内蒙古中南部一带产生了石峁文明，前者以巨大的积石冢、祭坛以及丰富的玉器著称，后者则以400万平方米的城市规模称雄当时的中国。石峁遗址近百年前就已经被发现，但是迟至十年前才认识其性质，虽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因素，那就是研究者不敢相信这个地区在如此之早的时代能够有如此之高的文化成就。文化生态交错带是个创造文化奇迹的地方。距今5000至4000年间，这个地带产生了特别有利于文明发展的因素，但是这个因素不是农业，因为这里是农业生产的边缘地带，即使是在气候条件最好的时候，也不大可能超过中原地区，很可能是生态交错带便利的文化交流成就了这两个文明。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地带文明是脆弱的，环境条件的不稳定性决定了这里无法长期支持一个较复杂的社会。红山与石峁兴盛一时，但后面都没有持续的发展。

　　总之，东北—西南文化生态交错带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重要一环，它的重要性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理解它的存在，有利于我们把握中国文明形成的基础条件。

　　（作者：陈胜前，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考古学理论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理论的构建”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20年07月29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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