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白银凭借自然魅力和永恒价值很早就参与装点人类生活。中国古代金银器至唐代才兴盛起来，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唐代属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同样，作为后继者的辽代，也是兼容并蓄、善于吸收周边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时期。唐代金银器的兴盛为辽代金银器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外来文化又继续为辽代金银器注入新活力。与唐代金银器多器皿、多出自窖藏的情况不同，辽代金银器虽然在器皿数量上有所下降，但是在人体装饰、马具装饰、丧葬用具方面发展出更多的特色。文献记载唐人有窖藏金银的传统，墓葬金银并不是主流而且数量很少，而在契丹贵族墓中，金银是必不可少的厚葬器物，可见金银器在两个朝代上层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折射出其背后差异化的丧葬观念。

　　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称汗，916 年始建年号，1125 年终于天祚帝耶律延禧，历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九代。北方辽国与南方五代、北宋对峙二百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近年来出土的辽代墓葬举世瞩目，而金银器成为出土数量丰富、保存状况完好、制作最为精美的遗物之一。

　　金银器是辽文化中的一部分，而辽文化又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若将南、北方的物质文化进行对照，五代、北宋考古出土的遗物中，以各种单色釉瓷器最为夺目，而辽代遗物中以金银器最为耀眼，前者是 10 世纪之后中原和南方的瓷器手工业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后者是契丹继承草原民族喜爱金银器的传统并实行实物厚葬的产物。从整体特征上看，辽代金银器出土数量大、种类多、造型题材丰富、文化内涵斑斓多彩。所以，从宏观上理顺金银器的种类分布、器类多寡等特征，从微观上分析金银器物的造型艺术、装饰题材、文化内涵就显得很有必要。初步构建起整个辽代金银器的类别体系，进而切入对器物文化因素和器物艺术风格的探讨，对于我们呈现辽代金银器的整体面貌，增加对辽文化的认识，都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概况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辽代金银器。其中金银器是指以内蒙古、辽宁等地为主的墓葬和塔基出土的金银器，截至目前，共发掘出土了百余座有金银器随葬的辽代墓葬或塔基，随葬品包括金器、银器、金花银器、铜鎏金器、错金铁器、包银铁器、镏银铜器等与金银材质有关的器物。此外，能确定出处的博物馆藏品也在研究范围之内。除了上述来源明确的金银器外，还有一些国内外传世、征集等流散文物资料，对于此类资料，需要谨慎甄别其真伪。对于能够确定为文物的资料也在本书的研究之列，如甘肃博物馆藏金冠、南京博物院藏金丝面罩、旅顺博物馆藏金面具等。有些著作中辑录的流散文物由于只能看到线图，且部分器物的纹样都不习见于已出土器物，无法对其真伪进行辨别，故暂不采用。

　　本书主要有七章内容。第一章辽代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分阶段梳理并总结了辽代金银器的墓葬发掘情况和以往的研究状况。第二章辽代金银器的类型与组合，进行了分类、分型甚至分式的研究，并探讨了器物之间的组合关系。第三章辽代金银器的纹样解析，对辽代金银器上的纹样进行分类、分型研究。第四章辽代金银器的分期研究，以器形、纹样、材质、种类为轴线统计并揭示了辽代金银器在历史分期框架下的阶段性面貌。第五章辽代金银器的社会性，解析不同等级、不同民族的辽墓随葬金银器的差异变化以及辽代金银器的社会作用。第六章辽代金银器的文化因素探析，分析了辽代金银器的文化因素构成，包括契丹文化因素，唐宋汉文化因素，佛教、道教文化因素，西域胡文化因素和鲜卑文化因素，并结合历史背景进行阐释。第七章辽代金银器的艺术风格，分析辽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

　　具体内容

　　第一，回顾和总结了辽代金银器的发掘情况和研究状况。对辽代金银器的墓葬发掘情况重新进行了梳理，对辽代金银器以往的研究史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可分为三个阶段：资料积累期、上升发展期和丰富成熟期。

　　第二，将辽代金银器分为人体装饰品、工具、马具、器皿、葬具五大类，并对这五大类 60 个小类进行了分型研究。以器物的出土位置和壁画资料为依据，探索了一些存在组合关系的器物组合或使用方法。通过分型与组合的分类归纳，初步建立起辽代金银器在器形上的总的构成体系。

　　第三，比较全面地对辽代金银器上的纹样进行类型学解析。龙纹、凤纹、摩羯纹、鹿纹等动物纹样比例较高，折枝纹、缠枝纹、卷草纹等植物纹样紧随其后，人物故事纹、联珠纹等作为补充。通过对 25 种纹样的分类、分型研究，初步建立起辽代金银器在纹样上的总的构成体系。

　　第四，在历史的时空框架内揭示了辽代金银器的阶段性面貌，探索了辽代金银器中不同器形、不同纹样、不同材质、不同种类在历史分期中的差异变化。早期阶段，各种材质器物配备齐全，金器、银器、铜鎏金器、银鎏金器数量庞大，种类丰富，人体装饰品、马具、器皿、工具的数量均为三期中的最高值。中期阶段，铜鎏金器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材质，金器、银器、银鎏金器的数量明显下降，人体装饰品、马具、器皿、工具的数量亦有所下降，葬具新器类开始出现。晚期阶段，铜鎏金器与中期持平，但银器数量有所下降，金器、银鎏金器骤然减少，马具比例上升，人体装饰品、器皿、工具仍在下降，葬具与中期持平。

　　第五，考察重要墓葬中金银器随葬现象及其组合信息，尝试析出典型器物中潜含的民族性和等级性，进而结合文献窥探金银器在辽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第六，受兼容并蓄的时代精神影响，辽代金银器上的文化因素多元复杂。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本书认为辽代金银器的文化因素由契丹文化因素，唐文化因素，宋文化因素，佛教、道教文化因素，西域胡文化因素和鲜卑文化因素共同构成，每一种文化的影响因子也不尽相同，应结合各自的历史背景探知原因。

　　第七，初步揭示了辽代金银器的艺术风格。在制作工艺上，锤揲、錾刻、鎏金工艺运用得最为广泛；在造型艺术上，注重造型的对称性、非对称性和写实性，直线与曲线的运用手法、仿生手法、模仿柳编器物手法在造型中也有所应用。

　　学术创新

　　01资料收集

　　全面收集 70 例辽代墓葬、窖藏金银器资料，据不完全统计，总数约 400 余套（件），其中含盖马具、带具的零散件和鎏金铜器。凭借全区内蒙古国有馆藏珍贵文物数据库资料，获取到大多数器物的一手数据和图像资料，经过反复辨析，确定其与墓葬、窖藏的对应关系。

　　02研究全面

　　本书中器物的类型学研究较前人研究更为全面、科学，除器皿外，对人体装饰品、马具、葬具、工具均进行了分类、分型，新增组合研究环节，有利于加强器物横向的联系，丰富器物的时空信息，在金银器研究中具有首创意义。此外，在辽代金银器纹样研究中引入严格意义上的类型学方法也属创新，较之松散的资料罗列更为系统、全面，有利于从新的视角增加对纹样的分期演变认识。

　　03数据统计的新尝试

　　在分期研究方面，借助数据统计是前所未有的尝试，通过设计四种轴线得出的统计结果为阶段性特征的把握提供了新的思路，且与文献背景相对应，使解释更具说服力。同时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在探讨每种器类的分期前，对辽代墓葬年代结合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审核和重新考证，并重新认定了 9 例墓葬的相对年代。

　　04纹样解析

　　纹样的解析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在对全部纹样类型学展开分析的基础上，首次尝试以纹样为视角重新审视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辽代金银器上的纹样多数脱胎于晚唐文化，但并没有沉溺于此，而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和演进，从构图方式、视觉空间、组合搭配等方面寻求改变，迸发出惊人的创新力。金银器随葬品现象的考察也是本书加入的新模块，通过重要墓葬中金银器随葬现象及其组合信息的考察分析，窥视金银器在辽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05文化因素解析

　　深化文化因素分析，以往学者看到的文化因素是比较单一的，本书力求立体式呈现辽代金银器所表现出的多元文化，结合具体器物一一查找、对比、揣摩，由此获得的认识更加细致入微、可信可靠，并在每部分后都增加历史背景内容，使得文化互动在历史的框架下更具合理性。

　　06艺术风格的讨论

　　引入艺术风格的探讨，在考古学的学科背景下引入艺术风格本身也是创新，在精读李泽厚《美的历程》等美学书籍的基础上，结合金银器实物从美学角度捕捉其时代艺术风格，虽然获得的认识较为浅薄，深知仍有很大的深化空间，但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尝试。

　　结语

　　辽代金银器种类丰富，制作比较精良，是辽代考古遗物中很具识别性的一类，能够集中反映辽文化的特点。随着近年来新材料的大量出现，我们对辽代金银器的内涵有了更多的认识。有幸的是，笔者参与了 2009 年国家启动的内蒙古国有馆藏珍贵文物数据库项目，参与了内蒙古一、二、三级文物的拍照、测量以及后期数据整合工作，有机会与一部分金银器近距离接触，对器物有了更深的感受和认识。这批珍贵的内蒙古国有馆藏珍贵文物数据库中的定级文物图像和数据资料，为本书更进一步地深化和拓宽对辽代金银器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本书主要采用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历史学的文献考证研究方法、数学的统计分析方法、艺术学的工艺美术研究方法。类型学方法是通过对每类器物的类型排列和部分器物的分式探索，建立起金银器的时空框架，为分期章节的讨论和整体面貌的揭示做好关键性的铺垫，同时将这种方法推广运用到纹样的分类归纳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历史学文献考证研究方法是历史时期考古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方法，文献与实物互相对证、互相补充、互相解说、互相阐发，对依据实物推演出来的认识进行有效补充和合理解释；统计分析方法是利用办公统计软件得出一定的数据，用以分析金银器在数量、材质、种类上的阶段性变化；工艺美术研究方法是对器物的器形、纹样进行美学的比较研究，进而重新审视辽代金银器的艺术风格。

　　在本书对辽代金银器的探讨中，囿于个别考古材料发表的滞后性、部分馆藏数据库资料的误差及信息不完整、个人知识背景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可能对辽代金银器物的某些方面的探索还不够深入。此外，器物研究需要加附大量的线图和照片，尽管本书选用了数百张线图和照片，制作出 113 张组合图片，但是由于受到部分图片资料未刊发和清晰度差的限制，本书仍然不能反映辽代金银器的全部面貌。上述为局限性所在。

　　本文由 王琳玮、郑佐一 摘编自 王春燕 著 《辽代金银器研究》之“前言”。内容有删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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