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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玲:漫谈俄罗斯考古同行的中国情结

发布时间:2020-11-12文章出处:“时空挖掘机”公众号作者:潘玲

  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与俄罗斯考古界开展了学术交流。最近十几年来,国内考古学科与俄罗斯的学术交流日渐频繁,使我们有条件结识俄罗斯学界的同行,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同行发展成经常交流学术信息、相互帮助的朋友。中、俄考古学家有很多共同特点,最明显的是所谓的“大国学者”的性格。比如很多人学习外语的动力不足,这应该与祖国幅员辽阔,考古材料资源丰富有关。还有一点是比较大气,对远道而来的朋友尽心尽力关照,将参观、考察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热心赠送最新发表的考古资料。

  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六零后最直观的印象是北方大城市的俄式建筑、前苏联歌曲,还有东北特有的从俄语转化来的方言。但是和俄罗斯同行接触多了才发现,很多俄罗斯学者都和中国有意想不到的联系,这种联系使他们对中国考古有特殊的情感。

  谢尔盖·米尼亚耶夫先生

  谢尔盖·米尼亚耶夫先生是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所的著名匈奴考古学家,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连续发掘十余年,完整揭露了著名的匈奴墓地——德列斯图依墓地,发掘出一批过去被忽视的没有地表标志的墓葬。他在发掘结束两年后就发表了发掘报告,而且是以墓葬为单位完整发表所有发掘材料。我们曾先后两次邀请米尼亚耶夫先生来吉林大学做短期访问。2016年他请来了物质文化史所的所长拉普申先生一起来访,在访问期间和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商讨合作,之后签署了合作协议。陪两位先生去沈阳参观时,我特意选在沈阳站下车,请他们看一下当年俄罗斯人修建的沈阳站的建筑。这时米尼亚耶夫先生对我说,他的父亲和母亲是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时在沈阳认识的,他对沈阳和中国东北有特殊的感情。

  米尼亚耶夫先生是非常有合作精神的学者。2018年春天他再次来吉大做短期访问,将匈奴墓地的人骨材料交吉大生命科学院古DNA实验室做分析研究。

  2020年春天,我给米尼亚耶夫先生发邮件商谈翻译德列斯图依报告的事,老先生显得很着急,他说很想知道吉大的匈奴人骨DNA分析结果,也希望自己的其他著作也能在中国出版。他说是在医院发邮件,恐怕等不到德列斯图依报告中译本出版了。我还以为是老人家住院了一时心情不好,说一些悲观的话,所以在邮件中写了一些安慰的话,并承诺尽快把报告翻译完出版。可没想到的是,十几天后突然传来先生去世的噩耗。

  米尼亚耶夫先生主持的德列斯图依墓地发掘至今仍是匈奴墓地完整发掘的典范之作,他积极促进俄罗斯物质文化史所与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交流,长期担任吉大考古的英文期刊《亚洲考古》的外籍编委。先生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真诚的合作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图一 2016年米尼亚耶夫先生(右)、拉普申先生参观吉安丸都山城

图二 2016年11月米尼亚耶夫、拉普申、科瓦列夫与吉林大学考古系师生合影

  尼古拉·克拉金先生

  尼古拉·克拉金先生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是研究欧亚草原游牧帝国和远东古代历史和考古的著名学者。2011年在乌兰巴托的匈奴考古会议后与克拉金先生同路考察,聊到鲜卑考古感觉很有共同话题,此后有了邮件来往。他言谈很朴实,后来才知道他在俄罗斯考古界的名气很大。

  克拉金在黑龙江的北岸长大,他说童年的时候经常望着黑龙江想象对岸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长大了什么时候能去对岸看看。现在克拉金先生能经常来中国访问,但是关注的却不是童年经常眺望的黑龙江南岸,而是更西面的游牧民族遗存。克拉金最近几年主持匈奴遗址伊沃尔加城址的发掘,即将发掘新发现的一处重要匈奴墓地,希望能与中国同行合作。克拉金主持发掘的是非常重要的匈奴遗址和墓地,可惜因中国境外考古的热点向南向西转移,中国考古界与其合作的机会逐渐变少了。吉大考古硕士毕业的何雨濛两年前到远东所读克拉金的博士,已经将他的关于远东古代城址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希望克拉金的其他名著也能中国翻译出版。

图三 2015年尼古拉·克拉金(左)与德国学者参观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阿列克谢·科瓦列夫先生

  阿列克谢·科瓦列夫先生为俄罗斯科学院考古所的专家,曾在圣彼得堡大学、物质文化史所任职或兼职,主要从事欧亚草原青铜时代考古研究。和很多俄罗斯考古同行不同的是,科瓦列夫先生积极参政,是圣彼得堡市的议员,擅长演讲,搞北方考古的很多中国同行都在学术会议上对他富有感染力的发言留下深刻的印象。科瓦列夫欣赏中国人的自律性格,他本人不喝烈性酒,对酗酒深恶痛绝。他自学中文,能读中文历史文献,曾对娄烦的活动年代、卢芳的宫殿遗址等提出过新认识。他曾经在蒙古国发掘过很长时间,在接近中蒙边境处发掘过汉代障塞遗址,他认为是西汉的受降城,但是西方学者对城外葬坑的DNA分析结果却是匈奴人。科瓦列夫认为这个分析结果是错的,他联系蒙古同行,将葬坑的人骨样品送给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重新分析,目前的初步结果可证明科瓦列夫的观点正确。

  2016年,吉林大学考古系的老师们去俄罗斯圣彼得堡做学术考察,得到了科瓦列夫先生热情关照,他帮助我们联系去圣彼得堡的物质文化史所、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考古所的交流和参观,还按照中国的习俗请大家吃饭,赠送我们新出的切木尔切克墓地发掘报告,使我们像遇到老朋友一样感到温暖和踏实。

图四 2016年11月科瓦列夫在吉林大学作学术报告

  阿尔图·哈林斯基先生

  阿尔图·哈林斯基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科技大学教授,他和克拉金、科瓦列夫一样,都是六十年代初出生,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考古的中坚力量。2018年9月,来自吉林大学和社科院考古所等单位的六位中国学者参加在乌兰乌德召开的北方文化国际会议,要分两批到伊尔库茨克搭乘飞机回国。参会的哈林斯基在伊尔库茨克热情安排接送中国学者,组织大家参观博物馆和城市建筑,让参会的中国学者平安圆满地踏上回乡航班。

  2019年,哈林斯基和另一位俄罗斯学者曼德雷卡来吉林大学做短期访问,两位学者给考古学院的师生做了精彩的讲座。在访问期间,权乾坤博士陪同哈林斯基专门到大连参观,原来他的名字中的“阿尔图”和大连的俄文地名相同,都是港口的意思。哈林斯基认为他和他大连有缘,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这个和自己同名的中国城市看一看。两位学者在大连访问了大连市考古所、旅顺博物馆,之后直奔海滩看海。据说哈林斯基特别高兴,躺在大连的海滩上晒太阳,颇有回到家乡的感觉。

图五 阿尔图·哈林斯基与笔者在伊沃尔佳城

图六 2016年吉林大学考古系教师与俄罗斯学者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考察岩画途中合影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当年认识的克拉金等俄罗斯同行朋友已经年近花甲,长一辈的米尼亚耶夫先生已驾鹤西去。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国内考古圈俄语好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这种只会看不会说俄语的人很快会被淘汰,相信中俄考古学界的交流合作,很快会出现质的飞跃。(作者:潘玲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图文转自:“时空挖掘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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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潘玲:漫谈俄罗斯考古同行的中国情结

发布时间:2020-11-12

  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与俄罗斯考古界开展了学术交流。最近十几年来,国内考古学科与俄罗斯的学术交流日渐频繁,使我们有条件结识俄罗斯学界的同行,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同行发展成经常交流学术信息、相互帮助的朋友。中、俄考古学家有很多共同特点,最明显的是所谓的“大国学者”的性格。比如很多人学习外语的动力不足,这应该与祖国幅员辽阔,考古材料资源丰富有关。还有一点是比较大气,对远道而来的朋友尽心尽力关照,将参观、考察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热心赠送最新发表的考古资料。

  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六零后最直观的印象是北方大城市的俄式建筑、前苏联歌曲,还有东北特有的从俄语转化来的方言。但是和俄罗斯同行接触多了才发现,很多俄罗斯学者都和中国有意想不到的联系,这种联系使他们对中国考古有特殊的情感。

  谢尔盖·米尼亚耶夫先生

  谢尔盖·米尼亚耶夫先生是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所的著名匈奴考古学家,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连续发掘十余年,完整揭露了著名的匈奴墓地——德列斯图依墓地,发掘出一批过去被忽视的没有地表标志的墓葬。他在发掘结束两年后就发表了发掘报告,而且是以墓葬为单位完整发表所有发掘材料。我们曾先后两次邀请米尼亚耶夫先生来吉林大学做短期访问。2016年他请来了物质文化史所的所长拉普申先生一起来访,在访问期间和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商讨合作,之后签署了合作协议。陪两位先生去沈阳参观时,我特意选在沈阳站下车,请他们看一下当年俄罗斯人修建的沈阳站的建筑。这时米尼亚耶夫先生对我说,他的父亲和母亲是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时在沈阳认识的,他对沈阳和中国东北有特殊的感情。

  米尼亚耶夫先生是非常有合作精神的学者。2018年春天他再次来吉大做短期访问,将匈奴墓地的人骨材料交吉大生命科学院古DNA实验室做分析研究。

  2020年春天,我给米尼亚耶夫先生发邮件商谈翻译德列斯图依报告的事,老先生显得很着急,他说很想知道吉大的匈奴人骨DNA分析结果,也希望自己的其他著作也能在中国出版。他说是在医院发邮件,恐怕等不到德列斯图依报告中译本出版了。我还以为是老人家住院了一时心情不好,说一些悲观的话,所以在邮件中写了一些安慰的话,并承诺尽快把报告翻译完出版。可没想到的是,十几天后突然传来先生去世的噩耗。

  米尼亚耶夫先生主持的德列斯图依墓地发掘至今仍是匈奴墓地完整发掘的典范之作,他积极促进俄罗斯物质文化史所与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交流,长期担任吉大考古的英文期刊《亚洲考古》的外籍编委。先生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真诚的合作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图一 2016年米尼亚耶夫先生(右)、拉普申先生参观吉安丸都山城

图二 2016年11月米尼亚耶夫、拉普申、科瓦列夫与吉林大学考古系师生合影

  尼古拉·克拉金先生

  尼古拉·克拉金先生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是研究欧亚草原游牧帝国和远东古代历史和考古的著名学者。2011年在乌兰巴托的匈奴考古会议后与克拉金先生同路考察,聊到鲜卑考古感觉很有共同话题,此后有了邮件来往。他言谈很朴实,后来才知道他在俄罗斯考古界的名气很大。

  克拉金在黑龙江的北岸长大,他说童年的时候经常望着黑龙江想象对岸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长大了什么时候能去对岸看看。现在克拉金先生能经常来中国访问,但是关注的却不是童年经常眺望的黑龙江南岸,而是更西面的游牧民族遗存。克拉金最近几年主持匈奴遗址伊沃尔加城址的发掘,即将发掘新发现的一处重要匈奴墓地,希望能与中国同行合作。克拉金主持发掘的是非常重要的匈奴遗址和墓地,可惜因中国境外考古的热点向南向西转移,中国考古界与其合作的机会逐渐变少了。吉大考古硕士毕业的何雨濛两年前到远东所读克拉金的博士,已经将他的关于远东古代城址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希望克拉金的其他名著也能中国翻译出版。

图三 2015年尼古拉·克拉金(左)与德国学者参观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阿列克谢·科瓦列夫先生

  阿列克谢·科瓦列夫先生为俄罗斯科学院考古所的专家,曾在圣彼得堡大学、物质文化史所任职或兼职,主要从事欧亚草原青铜时代考古研究。和很多俄罗斯考古同行不同的是,科瓦列夫先生积极参政,是圣彼得堡市的议员,擅长演讲,搞北方考古的很多中国同行都在学术会议上对他富有感染力的发言留下深刻的印象。科瓦列夫欣赏中国人的自律性格,他本人不喝烈性酒,对酗酒深恶痛绝。他自学中文,能读中文历史文献,曾对娄烦的活动年代、卢芳的宫殿遗址等提出过新认识。他曾经在蒙古国发掘过很长时间,在接近中蒙边境处发掘过汉代障塞遗址,他认为是西汉的受降城,但是西方学者对城外葬坑的DNA分析结果却是匈奴人。科瓦列夫认为这个分析结果是错的,他联系蒙古同行,将葬坑的人骨样品送给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重新分析,目前的初步结果可证明科瓦列夫的观点正确。

  2016年,吉林大学考古系的老师们去俄罗斯圣彼得堡做学术考察,得到了科瓦列夫先生热情关照,他帮助我们联系去圣彼得堡的物质文化史所、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考古所的交流和参观,还按照中国的习俗请大家吃饭,赠送我们新出的切木尔切克墓地发掘报告,使我们像遇到老朋友一样感到温暖和踏实。

图四 2016年11月科瓦列夫在吉林大学作学术报告

  阿尔图·哈林斯基先生

  阿尔图·哈林斯基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科技大学教授,他和克拉金、科瓦列夫一样,都是六十年代初出生,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考古的中坚力量。2018年9月,来自吉林大学和社科院考古所等单位的六位中国学者参加在乌兰乌德召开的北方文化国际会议,要分两批到伊尔库茨克搭乘飞机回国。参会的哈林斯基在伊尔库茨克热情安排接送中国学者,组织大家参观博物馆和城市建筑,让参会的中国学者平安圆满地踏上回乡航班。

  2019年,哈林斯基和另一位俄罗斯学者曼德雷卡来吉林大学做短期访问,两位学者给考古学院的师生做了精彩的讲座。在访问期间,权乾坤博士陪同哈林斯基专门到大连参观,原来他的名字中的“阿尔图”和大连的俄文地名相同,都是港口的意思。哈林斯基认为他和他大连有缘,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这个和自己同名的中国城市看一看。两位学者在大连访问了大连市考古所、旅顺博物馆,之后直奔海滩看海。据说哈林斯基特别高兴,躺在大连的海滩上晒太阳,颇有回到家乡的感觉。

图五 阿尔图·哈林斯基与笔者在伊沃尔佳城

图六 2016年吉林大学考古系教师与俄罗斯学者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考察岩画途中合影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当年认识的克拉金等俄罗斯同行朋友已经年近花甲,长一辈的米尼亚耶夫先生已驾鹤西去。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国内考古圈俄语好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这种只会看不会说俄语的人很快会被淘汰,相信中俄考古学界的交流合作,很快会出现质的飞跃。(作者:潘玲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图文转自:“时空挖掘机”公众号)

作者:潘玲

文章出处:“时空挖掘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