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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话牛迎新春

发布时间:2021-02-18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李志鹏

  2021年农历年是中国传统十二生肖纪年的牛年。牛为中国人习称的六畜之一,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特别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牛在人们生活中十分重要,但人类驯化、开发利用牛的历史很多人并不清楚,现代考古尤其是动物考古的研究却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牛年春节到来,牛文化颇受关注,笔者想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从牛的种类、家牛的起源、家牛的引入与影响、牛的用途等几个角度来梳理回顾一下牛的历史。

  牛的种类

  牛包括家牛和野牛。中国的家牛或牛类家畜包括黄牛、水牛和牦牛。黄牛包括普通牛(学名为Bos taurus)和瘤牛(学名为Bos indicus)两种。普通牛与瘤牛最大的区别在于肩背部是否有瘤峰。现在北方最常见的黄牛即为普通牛,肩背部没有瘤峰,瘤牛则专指一种肩背部有高耸的瘤峰的黄牛。水牛(学名为Bubalus bubalus)一般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牦牛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家牛,生活在海拔3千至5千米的高山草原上,是世界屋脊上的一个特有牛种。野牛是笼统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曾有野生的原牛和野水牛(新石器时代时代以来主要是圣水牛),青藏高原则有野牦牛,但原牛和野水牛现在已经绝灭。

  家牛的起源

  现代分子生物学对牛的DNA研究发现,黄牛中的普通牛是从曾经在欧亚大陆广泛分布的一种叫原牛(学名为Bos primigenius)的野牛驯化而来;瘤牛则从一种叫瘤原牛(学名为Bos primigenius namadicus)的印度野牛驯化而来;家养水牛的野生祖先是一种学名为Bubalus arnee的野水牛,现在还存在于尼泊尔和东南亚部分地区;家养牦牛(拉丁文学名为Bos grunniens)的野生祖先为野牦牛(学名为Bos mutus)。那么这些不同家养的牛什么时候开始被驯化呢?考古工作的发现和研究表明,目前所知最早的家养黄牛为家养的普通牛,在距今约1万年的时候在西亚地区已经驯化成功,最早的家养瘤牛约在距今8千多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即已驯化成功,最早的家养水牛在距今5千年前在印度河流域即已驯化成功。中国古代虽然有野生的原牛和野生水牛,但是动物考古学和分子生物考古学表明家养的黄牛和水牛都不是从中国本土的野牛驯化而成,而是从现在的中国境外传入或引进的。家养的普通牛在中国境内目前最早出现在距今5500年至4500年前后的西北地区,家养的瘤牛在中国青铜时代云南的滇文化中已经出现,但确切的引进时间还有待考古工作的发现和研究。家养的水牛是否本土驯化,在考古界曾经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动物考古学家现在基本都倾向于是从南亚西北地区传入中国的,只是确切传入的时间还不清楚,目前有学者认为其时间可能不会超过距今3千年以前。只有家养的牦牛是中国本土驯化的,是从中国青藏高原的野牦牛驯化而来。有学者认为,中国境内最早的家养牦牛发现于距今3700-3500年的西藏拉萨的曲贡遗址,但这一观点仍然存在争议,现有的考古学工作还没有确切解决牦牛驯化的具体时间。

  家牛的引入与影响

  家牛的起源表明中国古代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海纳百川、开放兼容。黄牛或水牛传入或被引进到中国,是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一直处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中的实证,是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西北就存在一条中西文化和资源交流的通路(有学者称之为“史前丝绸之路”)的重要证据,也是西南地区与现在西南边境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南亚地区存在同样的文化和资源交流通道的重要证据之一。家牛及其管理、饲养技术的引入,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结果。

  中国古代的家畜有两类:一类是本土驯化成功的,如猪和狗;一类主要是从中国境外传入或引进的,如牛、羊、马等草食类牲畜。猪和狗的饲养主要依靠人类的食物残余、谷物及谷糠,有和人类“争食”的一面,猪狗的饲养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牛的引入,和羊一样,使中国古人开始能够利用人类不能食用的草类资源牧养家畜,俗话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就体现了牛的这一特点。牛羊的引进引发了中国古人饲养家畜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获取肉与奶等畜产品的手段也更为多样。家畜饲养方式和种类的变革,使得真正的畜牧业生产了。在中国北方与西北地区干旱与半干旱的地区,逐渐发展出了与农业经济“双峰并峙”的游牧经济方式和游牧文化,并在农牧文化交流和冲突中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在农业社会中,用牛驮载和拉车运输物品与人,御牛犁耕,对古代交通运输方式、农业社会的农耕方式与农业生产力有了革命性的推进,因此《易经·系辞传下》才有“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的说法。

  牛之为用

  目前的考古研究对于家养黄牛的利用研究最为充分,这里以家养黄牛为例对牛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解析。考古学对牛的利用方式的研究可以借助很多手段和证据,比如对牛的出土状况与考古出土背景分析,对牛骨的鉴定、观察和分析,以及多学科技术的综合整合。考古出土的牛遗存,可能是出土于生活垃圾坑中的破碎牛骨,也可能是祭祀坑等祭祀遗迹中的完整牛骨架或者墓葬中的牛的某个身体部位(如牛头,牛腿等),前者一般代表食用之后的庖厨垃圾,说明是古人吃牛肉后剩余的骨头,后者代表着用完整的牛或牛的某一身体部位祭祀或随葬,可以据此研究古人用动物祭祀和随葬的文化习俗与礼制等。动物考古对牛骨的鉴定、观察与分析,可以鉴定和判断牛的种类、骨骼部位、性别与死亡年龄等,从而研究古人养牛背后所反应的社会文化信息(养牛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吃肉还是为了产奶或利用畜力?食用牛肉的加工与烹调方式是什么?牛的来源、供应与分配方式是怎样的?)。

  牛刚被引进古代中国时,牛肉在古人的肉食结构中比例很少,随着养牛业的发展,牛肉在中华先民的肉食结构中的比例开始逐步提升,社会上层或贵族比普通民众能有更多机会享用牛肉的美味,等级与身份更高的贵族墓葬中随葬牛腿等肉食的比例也更高。到了春秋时期“肉食者”特指社会上层,普通底层民众很少能吃到肉,自外于“肉食者”之列,更不用说牛肉了。《礼记·王制》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也就是诸侯没有祭祀、宴享活动平时不能杀牛,贵族送礼也以牛肉作为贵重的礼物。《孟子·梁惠王上》中提到“五亩之宅……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说明当时普通民众一般主要是养猪、狗、鸡吃肉,很少有机会吃到牛肉。到了今天,一般人吃牛肉已经没有问题,但能否常吃牛肉仍然是生活是否富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古人有用动物祭祀神灵和为死者随葬的习俗。中国新石器时代很长时间的祭祀和墓葬随葬用牲是猪和狗,以猪为主,引进黄牛后,牛也开始进入祭祀用牲的行列。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河南柘城山台寺遗址和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遗址都曾发现祭祀坑中有用多头完整的黄牛祭祀的现象。商代以后,牛开始被用来给死者随葬,并且一般随葬牛的墓葬等级相对较高,商代中期以后祭祀用牲中开始以牛牲为主。此外,中国古人还有用动物的肩胛骨占卜的习俗,在牛没有被引进以前主要以鹿骨和猪骨为卜骨,牛引进后开始逐渐变为主要以牛肩胛骨作为卜骨。由此可见,牛在古人的精神信仰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牛被引进后很快就开始被作为畜力利用。就目前研究水平而言,最迟在二里头遗址(学界一般认为是夏代晚期的都城),动物考古学研究人员通过对牛骨的病理现象和年龄结构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利用牛作为畜力的确切证据,可能当时牛已经用于驮运和拉车,也有学者认为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经开始利用牛作为畜力,但目前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商代晚期出现家马后,马车作为商王和贵族的坐乘,商代晚期高等级墓葬的附近经常有车马坑殉葬车马,而牛车不见,但笔者主持的研究团队对于殷墟遗址牛骨的病理研究发现殷墟的大量牛骨有骨质增生等病理现象,这种病变现象比例较高,可能是一定数量的牛长期用于拉车等劳役才可能造成。牛车和马车各有不同用途,牛车因为承重荷载能力胜过马车,可能主要用作运货之车,当然一些身份等级不够或财力有限的人也作为乘坐用车。到了魏晋时期至隋代,牛车又变为一种乘坐时尚,妇女出行专乘牛车。总的来看,牛引进中国后,牛车在中国古代的交通运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牛用于犁耕的考古起源线索还有限,主要依赖古代文献的记载。从《论语》来看,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说明在春秋时期人们明白“耕”与“牛”息息相关,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牛耕起源应该不晚于春秋时期。秦汉时期,牛耕方式逐渐扩大普及,并成为中国传统的主导农耕方式,推动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的飞跃。

  牛的其他利用方式如产奶并以牛奶制作奶酪等乳产品,是游牧社会养牛的主要目的,游牧经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以奶产品作为生活食物的主要来源。考古学者基于一种新的考古技术——蛋白质组学分析技术,在新疆距今3800年前的古墓沟墓地中发现有酸奶的沉积物,在距今4千年到3500年的罗布泊地区的小河墓地发现开菲尔奶酪的证据,但是何时何地获取奶和奶制品成为养牛的主要目的并且推动以从事畜牧业为主的人群迈入游牧生活方式,仍需要考古学者进一步探索。

  综上所述,中国古人引进家养的黄牛和水牛,也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驯化了野牦牛,既善于“对外开放”,也擅长本土创造,并对引进的家牛尝试开发出各种利用途径。正是中国古人这种“开放”与“创造”相结合,“引进”与“利用”相融合的创新态度和精神,才使得牛在中国古代社会和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辞鼠迎牛又是新的一年,考古溯往,牛的演进脉络可以更为清晰,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知悉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勤劳奉献的文化象征的历史根脉,明白为什么牛成为纪年十二生肖中深受欢迎的幸福表征。(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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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考古话牛迎新春

发布时间:2021-02-18

  2021年农历年是中国传统十二生肖纪年的牛年。牛为中国人习称的六畜之一,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特别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牛在人们生活中十分重要,但人类驯化、开发利用牛的历史很多人并不清楚,现代考古尤其是动物考古的研究却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牛年春节到来,牛文化颇受关注,笔者想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从牛的种类、家牛的起源、家牛的引入与影响、牛的用途等几个角度来梳理回顾一下牛的历史。

  牛的种类

  牛包括家牛和野牛。中国的家牛或牛类家畜包括黄牛、水牛和牦牛。黄牛包括普通牛(学名为Bos taurus)和瘤牛(学名为Bos indicus)两种。普通牛与瘤牛最大的区别在于肩背部是否有瘤峰。现在北方最常见的黄牛即为普通牛,肩背部没有瘤峰,瘤牛则专指一种肩背部有高耸的瘤峰的黄牛。水牛(学名为Bubalus bubalus)一般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牦牛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家牛,生活在海拔3千至5千米的高山草原上,是世界屋脊上的一个特有牛种。野牛是笼统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曾有野生的原牛和野水牛(新石器时代时代以来主要是圣水牛),青藏高原则有野牦牛,但原牛和野水牛现在已经绝灭。

  家牛的起源

  现代分子生物学对牛的DNA研究发现,黄牛中的普通牛是从曾经在欧亚大陆广泛分布的一种叫原牛(学名为Bos primigenius)的野牛驯化而来;瘤牛则从一种叫瘤原牛(学名为Bos primigenius namadicus)的印度野牛驯化而来;家养水牛的野生祖先是一种学名为Bubalus arnee的野水牛,现在还存在于尼泊尔和东南亚部分地区;家养牦牛(拉丁文学名为Bos grunniens)的野生祖先为野牦牛(学名为Bos mutus)。那么这些不同家养的牛什么时候开始被驯化呢?考古工作的发现和研究表明,目前所知最早的家养黄牛为家养的普通牛,在距今约1万年的时候在西亚地区已经驯化成功,最早的家养瘤牛约在距今8千多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即已驯化成功,最早的家养水牛在距今5千年前在印度河流域即已驯化成功。中国古代虽然有野生的原牛和野生水牛,但是动物考古学和分子生物考古学表明家养的黄牛和水牛都不是从中国本土的野牛驯化而成,而是从现在的中国境外传入或引进的。家养的普通牛在中国境内目前最早出现在距今5500年至4500年前后的西北地区,家养的瘤牛在中国青铜时代云南的滇文化中已经出现,但确切的引进时间还有待考古工作的发现和研究。家养的水牛是否本土驯化,在考古界曾经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动物考古学家现在基本都倾向于是从南亚西北地区传入中国的,只是确切传入的时间还不清楚,目前有学者认为其时间可能不会超过距今3千年以前。只有家养的牦牛是中国本土驯化的,是从中国青藏高原的野牦牛驯化而来。有学者认为,中国境内最早的家养牦牛发现于距今3700-3500年的西藏拉萨的曲贡遗址,但这一观点仍然存在争议,现有的考古学工作还没有确切解决牦牛驯化的具体时间。

  家牛的引入与影响

  家牛的起源表明中国古代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海纳百川、开放兼容。黄牛或水牛传入或被引进到中国,是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一直处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中的实证,是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西北就存在一条中西文化和资源交流的通路(有学者称之为“史前丝绸之路”)的重要证据,也是西南地区与现在西南边境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南亚地区存在同样的文化和资源交流通道的重要证据之一。家牛及其管理、饲养技术的引入,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结果。

  中国古代的家畜有两类:一类是本土驯化成功的,如猪和狗;一类主要是从中国境外传入或引进的,如牛、羊、马等草食类牲畜。猪和狗的饲养主要依靠人类的食物残余、谷物及谷糠,有和人类“争食”的一面,猪狗的饲养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牛的引入,和羊一样,使中国古人开始能够利用人类不能食用的草类资源牧养家畜,俗话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就体现了牛的这一特点。牛羊的引进引发了中国古人饲养家畜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获取肉与奶等畜产品的手段也更为多样。家畜饲养方式和种类的变革,使得真正的畜牧业生产了。在中国北方与西北地区干旱与半干旱的地区,逐渐发展出了与农业经济“双峰并峙”的游牧经济方式和游牧文化,并在农牧文化交流和冲突中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在农业社会中,用牛驮载和拉车运输物品与人,御牛犁耕,对古代交通运输方式、农业社会的农耕方式与农业生产力有了革命性的推进,因此《易经·系辞传下》才有“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的说法。

  牛之为用

  目前的考古研究对于家养黄牛的利用研究最为充分,这里以家养黄牛为例对牛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解析。考古学对牛的利用方式的研究可以借助很多手段和证据,比如对牛的出土状况与考古出土背景分析,对牛骨的鉴定、观察和分析,以及多学科技术的综合整合。考古出土的牛遗存,可能是出土于生活垃圾坑中的破碎牛骨,也可能是祭祀坑等祭祀遗迹中的完整牛骨架或者墓葬中的牛的某个身体部位(如牛头,牛腿等),前者一般代表食用之后的庖厨垃圾,说明是古人吃牛肉后剩余的骨头,后者代表着用完整的牛或牛的某一身体部位祭祀或随葬,可以据此研究古人用动物祭祀和随葬的文化习俗与礼制等。动物考古对牛骨的鉴定、观察与分析,可以鉴定和判断牛的种类、骨骼部位、性别与死亡年龄等,从而研究古人养牛背后所反应的社会文化信息(养牛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吃肉还是为了产奶或利用畜力?食用牛肉的加工与烹调方式是什么?牛的来源、供应与分配方式是怎样的?)。

  牛刚被引进古代中国时,牛肉在古人的肉食结构中比例很少,随着养牛业的发展,牛肉在中华先民的肉食结构中的比例开始逐步提升,社会上层或贵族比普通民众能有更多机会享用牛肉的美味,等级与身份更高的贵族墓葬中随葬牛腿等肉食的比例也更高。到了春秋时期“肉食者”特指社会上层,普通底层民众很少能吃到肉,自外于“肉食者”之列,更不用说牛肉了。《礼记·王制》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也就是诸侯没有祭祀、宴享活动平时不能杀牛,贵族送礼也以牛肉作为贵重的礼物。《孟子·梁惠王上》中提到“五亩之宅……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说明当时普通民众一般主要是养猪、狗、鸡吃肉,很少有机会吃到牛肉。到了今天,一般人吃牛肉已经没有问题,但能否常吃牛肉仍然是生活是否富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古人有用动物祭祀神灵和为死者随葬的习俗。中国新石器时代很长时间的祭祀和墓葬随葬用牲是猪和狗,以猪为主,引进黄牛后,牛也开始进入祭祀用牲的行列。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河南柘城山台寺遗址和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遗址都曾发现祭祀坑中有用多头完整的黄牛祭祀的现象。商代以后,牛开始被用来给死者随葬,并且一般随葬牛的墓葬等级相对较高,商代中期以后祭祀用牲中开始以牛牲为主。此外,中国古人还有用动物的肩胛骨占卜的习俗,在牛没有被引进以前主要以鹿骨和猪骨为卜骨,牛引进后开始逐渐变为主要以牛肩胛骨作为卜骨。由此可见,牛在古人的精神信仰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牛被引进后很快就开始被作为畜力利用。就目前研究水平而言,最迟在二里头遗址(学界一般认为是夏代晚期的都城),动物考古学研究人员通过对牛骨的病理现象和年龄结构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利用牛作为畜力的确切证据,可能当时牛已经用于驮运和拉车,也有学者认为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经开始利用牛作为畜力,但目前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商代晚期出现家马后,马车作为商王和贵族的坐乘,商代晚期高等级墓葬的附近经常有车马坑殉葬车马,而牛车不见,但笔者主持的研究团队对于殷墟遗址牛骨的病理研究发现殷墟的大量牛骨有骨质增生等病理现象,这种病变现象比例较高,可能是一定数量的牛长期用于拉车等劳役才可能造成。牛车和马车各有不同用途,牛车因为承重荷载能力胜过马车,可能主要用作运货之车,当然一些身份等级不够或财力有限的人也作为乘坐用车。到了魏晋时期至隋代,牛车又变为一种乘坐时尚,妇女出行专乘牛车。总的来看,牛引进中国后,牛车在中国古代的交通运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牛用于犁耕的考古起源线索还有限,主要依赖古代文献的记载。从《论语》来看,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说明在春秋时期人们明白“耕”与“牛”息息相关,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牛耕起源应该不晚于春秋时期。秦汉时期,牛耕方式逐渐扩大普及,并成为中国传统的主导农耕方式,推动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的飞跃。

  牛的其他利用方式如产奶并以牛奶制作奶酪等乳产品,是游牧社会养牛的主要目的,游牧经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以奶产品作为生活食物的主要来源。考古学者基于一种新的考古技术——蛋白质组学分析技术,在新疆距今3800年前的古墓沟墓地中发现有酸奶的沉积物,在距今4千年到3500年的罗布泊地区的小河墓地发现开菲尔奶酪的证据,但是何时何地获取奶和奶制品成为养牛的主要目的并且推动以从事畜牧业为主的人群迈入游牧生活方式,仍需要考古学者进一步探索。

  综上所述,中国古人引进家养的黄牛和水牛,也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驯化了野牦牛,既善于“对外开放”,也擅长本土创造,并对引进的家牛尝试开发出各种利用途径。正是中国古人这种“开放”与“创造”相结合,“引进”与“利用”相融合的创新态度和精神,才使得牛在中国古代社会和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辞鼠迎牛又是新的一年,考古溯往,牛的演进脉络可以更为清晰,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知悉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勤劳奉献的文化象征的历史根脉,明白为什么牛成为纪年十二生肖中深受欢迎的幸福表征。(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李志鹏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