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数月的疫情之后，余西云教授告知，在武汉大学召开的“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即将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要代表中国考古学会感谢，感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承办这次会议，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和论文集的出版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工作。我还要感谢在教学和科研都非常忙碌的时候能够前来参加这次会议，并提交研究论文的各位同人。

　　关于这个会议的缘起，本来余西云教授他们是想开个小型的座谈会。我听说后，觉得这样一个重要的内容，还是希望吸引更多的人参加研讨，来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于是，就建议召开一个较大型的会议，邀请全国对此领域有兴趣、有研究、有思考的学者来参加，于是就有了这个会议。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40周年。明年，我们即将迎来中国考古学诞生的百年，将进行一系列纪念活动。在这个时候我们召开这个会议，对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把历史学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深入开展教育、科学、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各领域人文合作，把考古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对中国考古学界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这次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是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中国考古学会是联系全国考古学同行的一个学术团体，应该在促进交流、集中研究、夯实研究基础方面更下功夫。考古学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是加强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如果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话，那我们的理论方法体系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中国考古学发展了9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考古学专业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也许可以这样说，考古学科是中国人文社会学科当中发展进步最快、发展最显著的一个学科。2017年11月8日和9日，考古学会在浙江大学主办了考古文博教育的专题研讨会。我们在此之前做准备的时候，从教育部了解到，及至2018年6月，我们国家已经开设了91个考古文博的专业，其中，考古专业28个、文博专业54个、文化遗产与文保专业9个。我们意识到，作为一个一级学科，一个这样庞大的教学队伍，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无论是从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都是极为重要的。

　　迄今为止，与轰轰烈烈的考古工作、日新月异的学科发展、数不胜数的研究成果相比，考古学理论方法这方面始终是一个亟待加强的环节。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究竟有哪些主要内容？我们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建构存在哪些不足或者亟待加强的方面？面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增强、中国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考古学该怎么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形式？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这是我们这次研讨会的核心内容。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学者大都是来自科研和教学第一线的学科带头人。多数与会学者发表了自己关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心得，有关于考古学本体论的，有考古学各个领域的，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我们中国考古学目前在理论方法方面上的现状。大会还专门利用半天时间，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其一是中国考古学理论包含哪些内容？比如说我们的考古层位学、类型学、区系类型、文化因素分析、埋藏学理论、区系调查、聚落考古、环境考古、透物见人等，这些是不是可以涵盖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如何严格区分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其二是我们要建立的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体系还需在哪些方面加强？

　　通过这次会议的讨论，大家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交流。虽然大家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对中国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上尚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应当改进的措施形成了基本的共识：

　　关于中国考古学在理论方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整体而言，比较欠缺理论思考。有的采取拿来主义，而不是考虑是否适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

　　（2）对基本概念、范畴缺乏充分讨论，没有形成共识。

　　（3）缺乏不同观点的争鸣和探讨，也缺乏这种讨论的平台和氛围。

　　（4）学科培养方面，培养学生在分析解决问题方面的能力比较欠缺，重于传授知识而非方法。

　　（5）对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还存在部分不了解，部分是不假思索套用，也有盲目排斥，这几个方面和以前相比虽然有改善，但还是有待进一步努力。

　　关于如何加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

　　（1）加强理论思维，注重方法论探讨，鼓励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2）持续关注国外理论和研究范式的进展，紧密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践吸收和借鉴。

　　（3）采取各种形式，加强理论方法的研讨和交流，鼓励不同思想和观点的争鸣，鼓励年轻同志大胆参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讨论。

　　（4）主动促进考古学与各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

　　（5）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亟待加强，历史时期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中国考古学界自身。

　　在这里，我还想把参加这次理论研讨会的几点感受和大家共享。

　　首先，关于完善中国考古学体系。当前，各个学科都面临着建立中国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跟这相关联的，有前辈学者与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建立考古学的“中国学派”。那么，这个中国学派是已经形成还是尚未形成呢?是指中国考古学整体，还是只是其中一部分学者所代表?我感觉，这一观点的提出者所说的中国考古学派并不是指中国考古学界全体。我个人倾向后一种。虽然我们有不同的师承、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的研究课题，但我们都是在中国考古学这个框架中来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我们应当而且可以共同努力来形成和完善一个中国考古学的完整体系。

　　其次，关于中国考古学理论。我认为，我们所说的中国考古学理论，是中国考古学在研究当中所应用的考古学理论。虽然其中有很多是从国外借鉴而来的，但是在应用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考古学自身的特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 系列的理论和方法。

　　再次，关于如何评价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做的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还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国外的文化史研究阶段，我不赞同这种看法。应该说我们现在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与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其以前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有很大的不同，或者说有本质的不同，有很多新的理念和研究视角与内容。我们将其从对某一类器物的研究，提升到“透物见人”，辨析出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研究，“区系类型”研究就是突出的代表。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到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并衍生出文化因素分析法，通过这些经过升华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来探讨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并为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基础。我觉得，中国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提升了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我在《考古》2014年第12期发表的文章，谈到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形成及其变化诸因素的考察，研究为什么会产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我们透物见人、透物见社会的一个重要抓手。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绝没有过时。那些主张考古学文化研究过时的观点，那些一听到有人探讨考古学文化就认为是停留在过时的文化史研究的认识，恐怕是没有认识到当今中国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精髓吧！

　　最后，我想呼吁，要进一步加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意识。也许有人说，我们只做考古发掘，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与我们关系不大。实际上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渗透于我们的考古工作的各个环节。就像我们中国人说话，我们不考虑语法、主语、谓语、宾语，但实际上，你在使用当中，有意无意地都在运用。即便是做实证性的研究，你对考古学资料的阐释背后都是有理论框架的，只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所以，要增强这样的理论方法的意识，在教学和研究当中能够更加清晰、更加有意识地加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大家一起努力来为建构或者完善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体系做出贡献。在我们即将迎来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的时候，对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发展做梳理，为中国考古学下一个百年更好、更快的发展奠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武汉大学召开的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和出版这本论文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将载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史册。

王巍

2020年8月于河南嵩县白云山

（文章来源：“中古史研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