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为世界考古学界所瞩目。为了更科学、更精细、更全面地提取坑内的历史信息，分材质、分类别做了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预案，其中一项就是针对纺织品的预案设定。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经过对土样和青铜器表面的显微观察，发现了丝绸痕迹。其中包括3、4、6、8号坑，都有丝绸残留物或能够佐证丝绸残留物存在的丝蛋白信号存在。这为研究三星堆文化时期纺织工艺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证据，本文就丝绸的发现及其在三星堆考古中的意义做如下思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自2019年底发现3号坑以来，丝绸的发现与研究就被提上了正式日程，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组织专家团队为即将开展的新一轮考古工作会诊把脉，首次提出要尤为重视丝绸的发现。目前，我国境内的考古遗址、墓葬中，仅有距今约8000年的贾湖遗址，利用蛋白质组学的生物学方法佐证了丝绸的存在。而对于丝绸实物的发现，最早的是1953年发掘的浙江钱山漾遗址，遗址中出土了丝线、绢片等，年代距今约5000年。

　　黄帝元妃嫘祖西陵氏生于四川盐亭，传授民众以养蚕制丝之法。《华阳国志·蜀志》记：“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又扬雄《蜀王本纪》说：“蜀之先，名蚕丛，教民蚕桑。”即是说蜀人先祖蚕丛教民蚕桑，并以蚕命名，足以说明蜀地蚕桑业兴起时间之早和蚕桑业的重要性。在1980年代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18件陶纺纶、14件石纺轮，制作工艺灵巧，时代属于商代早期。且2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身上衣着华丽，还采用了锁锈的织造工艺。

　　综上，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丝绸痕迹的发现、三星堆遗址区纺织工具、青铜大立人身上的衣着以及神话传说、史料的记载，这些资料从时间和空间上都预示着三星堆时期丝绸使用的必然性。

　　因此，从2020年8月开始，对1、2号坑出土的青铜残片、完整器进行了全面排查，目的就是寻找是否在青铜器上残留有丝绸。结果是令人惊喜的，现已经在青铜眼泡、青铜尊口沿、青铜蛇、人头像等13类器型、40多件器物上发现大量具有平纹、斜编组织结构的丝绸残留物，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4号坑丝绸残留物

　　随着4号坑的不断发掘，在灰烬层一件青铜器旁发现了麻线的堆积，是有序排列成一缕一缕的状态，肉眼可见，提取后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麻线并不存在经纬组织结构，仅一缕一缕排列成比较有序的线条。随即考古工作人员对其他土样做了进一步的显微观察，发现了具有明显经纬组织结构的纺织物。通过观察分析显微形态，结合酶联免疫分析结果，判定为平纹组织结构的丝绸残留物，其长宽约3.8×3.1毫米。这是工作人员第一次在新一轮祭祀坑考古发掘中发现有丝绸残留物。

8号坑丝绸残留物

　　随后，又在3号坑大面具耳朵旁土样、8号坑青铜残片上找到了丝绸残留物，在6号坑木匣底部土样中检测到了丝蛋白信号，也佐证了6号坑可能之前有过丝绸。8号坑的丝绸残留物，附着在一件青铜残片表面，其附着面积较大，长宽约1.8×0.8厘米，面积约91平方毫米，为平纹组织结构，是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块丝绸残留物，残片周边的土样也附着有丝绸残留物，且在其表面覆着有一层致密的淡黄色涂层。在商及商以前的丝绸残留物中比较少见，这些发现不仅对于新一轮考古发掘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对于整个三星堆考古工作都是一项重大的、有意义的突破。

　　丝绸虽小，意义重大

　　在新一轮考古发掘中，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解读三星堆丝绸残留物发现的考古学意义。

　　第一，丝绸残留物的发现填补了古蜀时期丝绸考古出土的空白，实证了古蜀文明的辉煌。

　　丝绸是一种高贵的奢侈品，直到唐代中期，才较为普遍使用。三星堆丝绸的发现，为深入挖掘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经济水平、纺织工艺、文化内涵提供了坚实的考古资料。这是截至目前，首次大量发现商及商以前的遗址或墓葬中存在丝绸实物资料，填补了四川纺织考古中无丝绸实物出土的空白。进一步研究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丝绸，将有利于解读、诠释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先民的纺织工艺和用丝制度。与三星堆青铜文明一样，丝绸也极可能具有独特而鲜明的古蜀特征。

　　第二，为三星堆祭祀形态的研究提供新的证据。

　　从1986年三星堆发现至今，存有诸多谜团难以解开，对于坑的性质仍有不同意见。三星堆丝绸的发现与研究，成为解答这一谜团和说明三星堆坑性质的实证，成为有力揭示三星堆文化神秘面纱的一个突破口，丝绸的赋存形态将有力说明三星堆文化的祭祀形态、祭祀形式。从目前发现来看，只在青铜器上发现了丝绸残留物，并且这些不同器型的青铜器没有等级划分，丝绸的品种上也没有区别，这就证实了三星堆丝绸使用其实是具有普遍性的。丝绸与青铜器、玉器、象牙一样，都是祭祀物中的一类，具有同等重要的祭祀价值，是三星堆祭祀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甚至是祭祀物中的贵重物品，共同构建了三星堆的祭祀价值体系，以慰天灵。

　　第三，为丝绸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考古资料。

　　丝绸残留物的发现，实证了三星堆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丝绸的使用，这为四川丝绸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实物资料。以三星堆为起点，往前可追溯至宝墩文化、嫘祖时期，往后可延伸到金沙、城坝、罗家坝等遗址，如果能有丝绸的发现，四川丝绸史的研究将成为一个序列性、系统性的体系。将各个点连成一条线，最终汇集成为完整链条，对于研究四川丝绸史、书写四川丝绸故事有很大的帮助。再者，成都作为丝绸之路重镇，其在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等文化线路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将进一步佐证成都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地位。同时，丝绸的流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星堆与外界的文化、经济交流，对于文化线路的勾勒，对于海贝、象牙的来源研究也将有所帮助。对于蜀锦、蜀绣的起源探究，将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考古学证据。蜀地自古就是丝绸的重要源产地，蜀绣、蜀锦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可能起源于商代或是春秋战国，三星堆丝绸的发现有望探明这一问题。对探究中国丝绸起源、蜀绣蜀锦的源头、古代四川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作用，都提供了可靠线索。

　　第四，为古蜀文字或符号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文字是文明的标志，商代时中原地区已出现了甲骨文及铭文，有了文字及史料记载。但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却至今没有发现文字或符号。然而其青铜器已经具备了与中原或同时期其他地区青铜器铸造工艺相当的技术水平，文明发达程度已经可以与中原地区相比拟。但是文字却一直不见踪影，那么文字出现的可能性就在有机质类遗物上，比如竹器、木器、漆器、丝绸等。丝绸由蚕丝幻化而成，与蚕一样，被古蜀先民寄予了神秘的灵性，可通天，故丝绸可能承载着祭祀神灵的“吉祥语”，进行祭祀。这赋予了丝绸书写文字或符号的一种可能性，丝绸不仅是一种祭祀物品，而且是作为书写文字或符号的载体。至今我们已经发现了丝绸，并且发现了朱砂、墨迹以及涂层。那么，这就为文字或符号的出现提供了物质载体和书写材料。需要进一步对丝绸残留物做更为精细的研究、揭示，有可能在丝绸上找到文字或符号的踪迹。

　　此次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丝绸残留物，对于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进行了更深入地揭示。丝绸考古在四川境内取得了开门红，为中国丝绸考古事业添砖加瓦，为新时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考古学，贡献四川考古力量。（作者单位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