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祐七年（1092年），吕大临曾叹道：

　　“尧舜禹皋陶之言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谓古者虽先王之陈迹，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迹也，制度法象之所寓，圣人之精义存焉，有古今之同，然百代所不得变者，岂刍狗轮扁之谓哉……汉承秦火之余，上视三代，如更昼夜梦觉之变，虽遗编断简，仅存二三，然世态迁移，人亡书残，不复想见！”1

　　面对案头十卷已成的《考古图》，他最终写道：

　　“予于士大夫之家所阅多矣，每得传摹图写，寖盈卷轴，尚病窽綮，未能深考，暇日论次成书，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将有考焉。”2

　　这是“考古”二字出现在古代典籍中的最初踪迹。“考古”之学，吕氏认为其非奇异玩好，而是“圣人之学”。吕氏一生无意仕途，一心向学。然而，这一年已是吕氏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正有高山仰，俄成逝水嗟。贤人各有数，不独岁龙蛇。”

图 / 南宋 刘松年 博古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八百余年后，宋代先贤早已逝去。1921年北洋政府矿政顾问安特生（瑞典人）在渑池县仰韶村进行科学考古，代表中国现代考古的发端。1923年安特生的研究成果《中国远古之文化》提出“彩陶文化西来说”，在那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安特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述论，既激发了彼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新兴学科的探索热情，又唤起了他们对民族命运的隐隐阵痛。

　　对此，李济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说起来中国的学者应该感觉万分的惭愧，这些与中国古史有如此重要关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国人努力搜寻出来的。……科学的工作本不应该分国界的，对于这个原则我们绝对的同意，不过中国的学者，却不能引这话来遮盖自己的懒惰，把当前的机会轻轻的放过，却望外国的朋友老远跑到中国来替我们作工。……这些情形，至少我们希望，不会继续很久。”3

图｜安特生 （来源：kknews.cc）

　　1926年，李济先生在除夕之际远赴晋南进行考察，这次考察，他险些付出生命代价，归途中染疾伤寒，回京后便卧榻不起。或许是坚持理想的如愿以偿，同年10月，李济先生与袁复礼先生正式组织起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工作。西阴村的发掘，再次扩大了已发现的仰韶文化范围，也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李济先生在掌握西阴村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坚定了对“西来说”的谨慎怀疑：“考校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还没有得到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

　　在李济先生看来，中国考古学家的研究过程应当有三个阶段：“一、如何把这些材料本身联起来；二、如何把它们与传统的中国史实联起来；三、如何把它们与整个的人类史联起来。”4也许是在隐隐中描绘了考古学人赤诚的学科理想，这“三个阶段”在后续的九十年中一直缓慢但持续地指引着现实工作。

图｜《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的教员合影。

前排从左到右：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再加之陈寅恪被称为“五大导师”

　　1949年后，以夏鼐、苏秉琦等考古学家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延续第一代学人奠定的学术道路、学术方向的基础上，深入田野，投身考古工作，用考古资料构建起了一个基于历史序列的时空框架。

　　1961年《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构建了中国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坐标网，但各文化间的深入联系，还有待研究。19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命题，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说”，严文明先生提出“重瓣花朵”理论，考古学界开始对中国文化多元一体化特征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时至今日，中华文明起源仍是考古学界继续探索的核心课题，杭州良渚、巩义双槐树，以及“爆火”的广汉三星堆……一座又一座宏大遗址的重见天日，其背后是中国考古学人深耕田野、青灯黄卷的孜孜以求。百年来，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的上下求索渐入佳境，文化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同步的，各区系类型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充满了碰撞和融合，兼采其长，以至大成。

　　2021年是仰韶文化发现一百周年，也是中国考古诞生一百周年。学界普遍认为，中国考古走过百年历程，最大的成就是揭开了中国早期历史的面纱，拉开了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的大幕。中国考古学何以成就辉煌？百年间大师辈出，贤哲云集——或许更重要的是中国考古学人的一片丹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评价道“长期以来，我国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考古发现取得丰硕成果。广大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青灯黄卷，展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学术志向、顽强的工作作风。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考古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2021年8月30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选定了就一直爱》，对考古学家田建文事迹进行了专题报道，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共鸣，赢得广泛赞誉。“选定了就一直爱”这一句话简单却又隐含着坚持与深沉，无愧是中国考古学人的真实写照。

图｜光明日报（海报设计：杨震）

　　顾颉刚先生在研究古史时曾持有这样一个信念，“学术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又逐渐意识到“国势凌夷，局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历史文化领域的斗争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作，用事实回击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各种歪曲污蔑，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新时代的考古工作任重道远。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出“为历史而考古”“以考古学修国史”的号召，讲好中国历史故事，是考古学人“求真致用”的时代使命与学术担当。理想往往因一腔热爱得以坚定一生，“一片丹心”永远是最好的精神良药，在青灯黄卷下，在广袤田野中，支撑考古学人无止境的探索求真。

　　元祐七年二月，正值壮年的吕大临在题写《考古图记》后便溘然长逝。后来秦少游曾有挽辞四首，其一曰：“数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虚。门生应有谥，国史可无书。旧室悬蛛网，遗编走蠹鱼。定无封禅草，平日笑相如。”

　　现在看来，或许无论何时，先贤的求学精神与热爱从未在时间沧海里遗失，考古河山也将在未来的每一个日夜，坚守初心，念河山长远，讲考古故事！考古百年回眸，国史丹心常志！（文：黄乐天 常思源 张江弛）

　　参考文献：

　　1.吕大临：《考古图记》，金文文献集成第一册，第5页

　　2.吕大临：《考古图记》，金文文献集成第一册，第5页

　　3.岱峻：《李济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4.常怀颖：《由碎而通：中国考古的路线图》，《读书》2021年7期

（图文转自：“考古河山”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