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问，其研究对象却是古老的人类文明，中国考古学同样如此。区区百年，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冒酷暑、历严寒，用手铲一页页揭开了埋藏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之“地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也因此逐渐条理清晰、脉络分明。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摇篮”的殷墟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地位如何，又有何作用呢？

　　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也是中华文明溯源的历史，回望百年历程，殷墟是中华文明溯源的原点与基石。甲骨文字的发现与研究把中国信史推进了约一千年，更使得殷墟成为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不二之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历经十年、十五次考古发掘，发现了殷墟宫殿、王陵等遗迹以及大量的刻辞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等遗物，殷墟文化特征逐渐明朗。而后冈遗址仰韶、龙山、殷墟文化“三叠层”的发现，更是以殷墟为起点，开启了中华文明探源之旅。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十余年，考古学事业突飞猛进，各区域逐步构建了考古学年代框架与文化谱系。二里岗、二里头、先商、岳石等相当于夏、商王朝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与殷墟这块基石密不可分。不仅如此，殷墟周边区域青铜文明，北到长城沿线草原青铜文化，南至长江流域三星堆文化，西抵关中西部先周文化，东达山东半岛珍珠门文化……以殷墟文化为坐标及参照，它们的年代更加精准，文化内涵也更加清晰。始于2001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丰硕，大量的考古新发现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殷墟这块基石，很多现在被认为是铁证如山的结论仍会是纷争不断、莫衷一是！

　　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无论如何强调以甲骨文字为代表的汉字系统的重要性都不为过。甲骨文字是三千多年前的成熟文字，殷墟已出土刻辞甲骨16万余片，据研究有近4500个单字，目前已释读约1500字。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殷商王室的祭祀占卜内容，虽然内容丰富，但题材相对单一。可“殷人有册有典”，学者们相信当时还有其他类似于竹简、木简之类的文字载体，只是华北地区土壤不利于这些易腐蚀的有机物的埋藏而未能发现。甲骨文如何形成、其源头又在哪里？这同样困扰着学术界。不过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图画、符号清楚表明，甲骨文之先还有漫长的文字演化之路。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从此成为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虽然字体有所变化，但却始终一脉相承，是目前十几亿中华儿女仍在使用的“活文字”，成为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生生不息的基因和纽带，这与其他文明古国的“死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司母戊大鼎是目前所知体形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它不仅是殷墟时期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的典型代表，更是此时完备的社会礼制的缩影。殷墟是目前所知古代都城内发现铸铜作坊最多的，规模也是最大的。这些铸铜作坊在商代晚期不断生产，甚至延续到西周初年，以铸造青铜礼器为主，兼及兵器、工具和车马器。2015年在苗圃北地以西三四百米的刘家庄北地发现的一座铅锭贮藏坑，出土铅锭约300块，总重量达3.4吨。作为三元合金之一，铅只占青铜器的5%~10%，可以推算，仅此坑铅锭就足以铸造几十吨青铜器。著名的妇好墓共出土青铜器468件，总量约1.625吨。从铜、锡、铅矿开采、冶炼，到金属锭运输、青铜熔铸、青铜器消费等众多环节，非一般人力资源所能完成，特别像殷墟如此大规模生产，需举国之力才能顺利进行。

　　新石器时代缤纷多彩、争奇斗艳的区域考古学文化，以不同的方式给中华文明注入生机与活力。在前赴后继的征程中，中原地区最终拔得头筹，许宏先生用“月朗星稀”形象地概括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国”，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碰撞、融合、再生，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赵辉先生曾用“逐鹿中原”一词道出了中原地区的特殊性，并认为“中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作用的现象，无论通过文献史料还是考古资料，都可以明确地在商代辨认出来，进而可上溯到夏代”。始于夏代，巩固于商代，中原地区在历代的核心地位再未动摇过。赵汀阳先生试图用“旋涡模式”来回答究竟是什么因素吸引三千多年来各路英豪“逐鹿中原”？他认为不是财富，也不是资源，而是“中原拥有一个具有最大政治附加值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之所以具有号召力，决定性因素就是汉字、思想系统、天下体系的雪球效应。由此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旋涡，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向心力。不难发现，这其中殷墟的价值与地位是何等重要。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殷墟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那么把其比作原点、基石恰如其分。殷墟上承一千余年四方汇集文明之趋势，下启三千余年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格局，是中华文明的中流砥柱。（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文章来源：《河南日报》2021年10月09日第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