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我们迎来了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为了纪念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掘，系统回顾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考古学会同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希望通过这样的推介，让学界和社会公众更加全面地了解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重要考古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从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遴选推介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各省市自治区文物管理部门和各地考古机构的积极响应。按照活动的要求，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汇集了各地百年重大考古发现的推荐项目，并提供了较为详尽的书面和图像推荐材料。在此基础上，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组织了初选。初选的评委由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各省市自治区考古研究院所的负责人、各时段考古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部分副主任委员组成。从各省推荐的321个项目当中，首先遴选出160项。根据绝对得票数排序前160项进入终评。终选评委由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考古学科评议组成员及中国文物报社领导组成。经过终评，从160项候选项目中根据得票数产生了100项入选项目（所有入选项目得票均达到或超过半数）。

　　纵观入选的100项重大考古发现，按时代区分旧石器时代5项，新石器时代33项，夏商时期10项，两周时期15项，秦汉时期16项，三国至隋唐9项，宋辽金元时期9项，明清时期3项。从各个时段发现的占比来看，石器时代占1/3强，秦汉至明清占1/3强，夏商周三代占1/4，这样的占比基本上与各地进行的考古工作的数量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秦汉至明清时期的项目占总数的1/3。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考古工作者改变了原来“古不考秦汉以后”的旧观念，加大对秦汉时期以后遗址考古工作力度密切相关。很多秦汉以后的重要考古发现填补了大量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空白，丰富了我们对历史时期各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认识。这一点与近年来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中秦汉之后的考古发现占比显著增加的趋势也是一致的。

　　另外，作为传统的考古发现“大户”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占1/3。在入选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距今5500年到4000年期间与中华文明起源和各地文明化进程密切相关的重要遗址多数入选。这一方面反映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之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与之相关的考古遗址的工作得到了重视和加强，同时也与进入21世纪以来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意识地组织力量，开展对在各地区文明化进程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心性遗址的重点发掘密切相关。

　　百年旧石器时代考古探索“我从哪里来？”

　　入选百大考古发现的5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北京周口店和河北阳原泥河湾都是由多个旧石器地点组成。泥河湾是距今170万到距今1万年的多个地点，周口店遗址群是从距今70万年到距今3万年。都贯穿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的阶段，都可以代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系列、人类行为特点，是在百年中国考古旧石器时代考古当中的里程碑意义的发现。尤其是周口店遗址，是中国最早进行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第一个出土猿人头盖骨的地方。九十多年来，一直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圣地，引领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进展的周口店猿人头盖骨的发现，是东亚地区首次科学发掘获得猿人化石，激起考古人寻找中华大地上最早出现人类的年代和文化的探索热情。此后，相继发现了元谋人、蓝田人、丁村人、金牛山人、山顶洞人等等数十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的遗址和数以百计的古人类生活的遗址。考古发现证明距今200万年前，中华大地就有古人类生活。东亚地区是较早出现古人类的区域之一。北京周口店发现用火遗迹表明，距今50万年前的先民已经能够用火。在世界上是比较早的，是古人类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周口店和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地点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不同年代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序列。山西丁村和辽宁金牛山、鸽子洞遗址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性遗址。反映了从北京猿人早期阶段所形成的生活行为和石器制作工艺特点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得到延续。

　　20世纪80年代，国际遗传学界提出，全世界所有现代人的祖先都是距今10万年前后从东非走出来的。他们取代了原来生存于各地的古人类灭绝后遗留的各区域生活的古人类的空白，即著名的“夏娃理论”。针对“夏娃理论”支持者提出的，中国缺乏距今7万到3万年之间古人类活动遗址的考古发现，因此不能构成否认东亚地区现代人的祖先来自东非证据的观点。近十年来，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学者组织力量，对我国河南荥阳织机洞、郑州老奶奶庙、广东英德青塘等多个距今6万到3万年的遗址开展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人类活动的遗迹和遗物，弥补了原来较为缺乏这一时期遗址发掘成果的薄弱环节。发掘结果显示，这一年代段，中国北方和南方地区都有古人类生活，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和生活行为等方面仍然沿袭了本土自北京猿人时期已经形成的以石片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出现原有文化传统被新的外来文化所取代的现象。

　　与此同时，在宁夏水洞沟、新疆通天洞、河南郑州西施等少数遗址发现了欧亚草原流行的独特石器工艺技术制作的石器，表明确有外来的人群进入了现今中国境内，但他们并未取代原有人群及其文化传统，而是实现了共存融合。中华大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料证明，中华大地古人类及其文化是“连续进化，偶有杂交”，以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为代表的古人类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新石器时代考古探索万年文化史

　　渑池仰韶村的发掘，是我国第一次进行的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发掘，第一次认识史前时期文化的面貌以彩陶为代表。安特生向西追溯彩陶文化的来源，提出中国史前文化西来说。中国考古学家通过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山东章丘城子崖、河南安阳后冈等遗址，认识到存在彩陶文化、黑陶文化、灰陶文化等三种文化遗存。梁思永通过后冈“三叠层”的发现，解决了这三种文化的相对年代。

　　西安半坡遗址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较全面揭露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姜寨则是首次全面发掘、完整的史前村落。这两处遗址的发掘对于了解距今6500年到6000年期间仰韶文化早期的氏族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使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比较早地开始了对史前时期社会的探讨。

　　20世纪70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进一步追溯各地区仰韶文化及与其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来源。先后发现了河北磁山文化、河南裴李岗文化、内蒙古兴隆洼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等早于仰韶文化的考古学文化，了解了仰韶文化之前距今9000到7000年的考古学文化和社会，不仅充分证明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确凿无疑是本土起源的，而且这些早于仰韶文化的考古学文化中的考古遗址都出土了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磁山遗址中多个窖穴出土相当数量的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炭化稻。这些都反映出距今8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史前农业已经取得了显著发展。此外，这一时期上述各个遗址，都出土了家猪和家犬的骨骼，表明随着史前农业的发展，在各地都已开始了家畜的饲养。在这些遗址中都出了多种制作较为规整的陶器，表明距今8000年前后，各地的陶器制作工艺也取得了进步。

　　这一时期，精神生活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一是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中都出现了玉玦、玉坠等玉质装饰品，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绿松石的装饰。表明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琢玉工艺技术，也说明已经出现了“以玉为美”的观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贾湖遗址还出土了十多件用鹤类的翅骨做成的骨笛，至今可以演奏音乐，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笛子。在贾湖遗址公共墓地中，有的墓葬在墓主人腰部出土了内装小石子的乌龟壳。有的龟甲上还发现刻划符号，符号的方块形态和刻在龟甲上这两点与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存在相似之处，是探讨商代甲骨文起源的重要线索。

　　上述几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都不早于距今9000年。从文化面貌看，它们不是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此，追溯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重要课题。入选百大发现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提供了线索。这几个遗址的年代都是距今13000到10000年，前两个遗址还出土了稻的植硅体，发掘者认为当时已经发明了稻作栽培。关于其年代和稻作，曾一度受到质疑。2001年，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了较多数量的炭化稻和胎土中掺和稻壳的陶器以及磨制石器，对出土的稻粒进行的碳14测定年代数据是距今10000到9000年，从而证明，至迟在距今10000到9000年前，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了稻的栽培，并已经能够制作磨制石器和陶器。大约与此同时，在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10000到9000年的炭化粟和黍，表明在距今10000年前后，华北地区的史前先民已经开始的粟和黍的栽培。这几处遗址的发现揭示了中国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其共同特点是，掌握了农作物栽培、石器磨制和陶器制作技术，构成了万年农业的重要证据。距今万年前后稻、粟、黍的发明是中华先民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

　　百年考古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

　　对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主要工作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和70年代，80年代之后却相对沉寂。进入21世纪之后，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中西坡遗址的发掘，发现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文化类型时期）的大型围沟聚落。聚落中心发现数座室内面积在240平方米，总面积达50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为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新资料。2011年以来，在郑州地区发现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群，其中以巩义双槐树遗址的面积最大，保留面积达117万平方米。以这个遗址为核心，周围数十万平方米的中型遗址和更多小型遗址构成了聚落群。双槐树遗址三重环壕围绕，最内侧环壕以内区域的北部正中分布着大型建筑基址，面积最大的基址达1000多平方米，且左右对称分布。建筑面积反映的悬殊差别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化，进入了古国阶段。双槐树等遗址的发现，是在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中原地区的关键发现，有力地推动了仰韶文化社会和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表明距今53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与辽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等其他区域的文明进程同步，但特点模式有所不同，目前没有见到社会出现悬殊的贫富差别。

　　在黄河中游地区双槐树遗址兴盛的时期，在辽河流域，兴起了红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遗址群。在40多个山头上发现，用石头砌筑的圆形祭坛和方形显贵墓葬。在1号地点发现了外用石头和土修建的，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大型土台，附近有出土泥质人头像和各种动物形造像残块的女神庙。大型祭坛、随葬精美玉器的大型积石墓和女神庙构成了牛河梁遗址的突出特点，显示出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出土的陶器可以看出来自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彩陶的影响。玉龙、玉鸟、玉圭、玉人和相距1500公里之外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大型墓葬中出土的玉龟、玉人，玉鸟、玉龙等相似，说明当时在中华大地中东部存在一个社会上层的文化交流网络，构成了后来早期中国的基础。

　　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和章丘城子崖遗址代表了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键节点。在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呈现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情况。大汶口遗址的墓葬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进入距今4300年之后的龙山时代，社会分化愈加严重。陶制酒器、木质棺椁等发源于海岱地区的文化因素被中原地区所吸收。

　　在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存在的距今7000年至5000年期间，长江流域的文化和社会发展也进入到加速度的时期。此次入选的重庆巫山大溪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就是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突出代表。其特点是，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出现明显的贫富贵贱分化。在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迄今年代最早的城址。其圆形的城墙和周围宽达数10米的壕沟表明该城址的主要目的应是预防水患。崧泽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发现表明，在距今55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分化出现明显加速度。贫富分化严重，已经到达文明社会的门槛。

　　20世纪80年代中叶，继70年代苏州草鞋山发现随葬品丰富的良渚文化大墓之后，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发现随葬玉琮、玉璧、玉钺等精美玉器的良渚文化高级墓葬，长江下游地区文明起源研究引起重视。2002年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良渚遗址被作为工程四大重点遗址之一，加大了工作力度。2006年，发现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内城。2012年，发现630万平方米的外城。2015年，在古城址以北发现长数公里的大型水坝，并在内城中心部位发现30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高台，台上发现多组大型建筑基址。巨大的工程量和悬殊的贫富贵贱的分化反映出良渚文化的王权得到强化，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文明社会。2019年，良渚古城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实证。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文明衰落，良渚古城废弃。关于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当中，环境学者与考古学家合作，经过分析，提出了由于海平面上涨和地下水位上升，导致原来在低湿地开垦出的大片稻田再次沦为沼泽。作为证据之一，这一时期禾本科花粉比良渚文明兴盛期显著减少，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促使良渚社会崩溃。

　　就在良渚文明衰落的时候，在中原地区出现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该城址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发现贵贱贫富分化悬殊的墓葬。进入21世纪以来，该遗址也被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遗址。发现了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建筑用瓦、最早的青铜容器、由陶鼓和鼍鼓以及石磬和龙盘以及玉石钺构成的最早的礼器，以及观测天象决定时令节气的天文台，根据该城址的时代、所在区域、规模和内涵等，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其极有可能是尧都平阳。中原地区的尧舜集团依据多样的地形条件和多品种的种植制度保证了其农业的持续发展。在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说明黄河中游地区的势力集团广泛吸收周围区域文明的先进因素，通过结盟等手段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各区域之间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自此，中华文明开始从多元走向一体，为后来的夏商周王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就在陶寺城址发现约十年后，在陕北高原的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了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山城。该城址由外城、内城和位于城内最高处的皇城台组成。城墙上类似后代的瓮城、马面、角楼等防御设施，显示出浓厚的军事色彩，说明当时战争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在皇城内的石墙底部发现数十个兽面石雕，与商代青铜器表面的兽面纹存在相似之处，耐人寻味。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出的33项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反映了距今1.3万年到3800年期间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

　　百年考古展现三代王国文明

　　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夏商时期发现共10项，其中包括河南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安阳殷墟等夏商都城和商王朝在长江中游设置的军事据点——湖北黄陂盘龙城和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还包括有江西新干大墓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几座都城反映了以夏王朝为开端的王国文明时期王朝都城的面貌。

　　二里头遗址发现于1959年。进入21世纪以后，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遗址进行多学科联合攻关。在遗址中部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一、二号宫殿的周围发现了宫城和位于宫城以南的大型铜器和绿松石制作作坊。宫城内大型建筑基址体现出当时存在中轴线理念，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的宫室制度。二里头遗址发明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和以玉刀、玉戈、玉璋、玉钺构成的表明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玉礼器。在商王朝建立后，继承了夏代后期择中立宫的制度。在商代晚期以殷墟为都城的时期，青铜文明发展达到了高峰，以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精美铜器和玉器为突出代表。

　　与妇好墓大体同时的江西新干大墓和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商王朝系统的青铜礼器，种类和形制方面则与殷墟出土的同类青铜礼器大同小异，反映出商王朝对周围周边方国的强烈影响。在新干大墓当中，许多青铜容器多见以虎形作为装饰，应是当地方国的风格。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与商王朝风格接近的铜尊和铜罍，同时又出土的大量铜人像、铜面具、金面具以及大型神树，则不见于殷墟及其他地区，显示出古蜀文明的自身特色，显示出古蜀国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今年三星堆祭祀区新发现的3到8号坑的发掘，充分利用了包括大棚、恒温恒湿的工作方舱在内各种新的发掘、记录和文物保护和研究的技术手段，并配合央视做了大型直播，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30多家单位参加的合作发掘与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充分体现了新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两周遗址有15处。其中包括西周首都丰镐和周原两座西周时期的都邑遗址以及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山西天马曲村晋国诸侯墓地、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湖北随州曾侯世代墓等周代诸侯墓。周原继20世纪70年代发现大型宫殿基址和青铜器窖藏后，世纪之交以来再次开始大规模发掘，新发现城内的道路网、水系、宗庙宫殿等。琉璃河遗址发现的西周时期燕国都城是首次发现的西周时期诸侯国的都城和诸侯墓。曾侯世代墓是不见于文献，而基本连续的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的曾侯世系。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上万件，是迄今所见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周代诸侯墓。随葬的大型青铜器和精美漆器反映出战国时期铸铜和髹漆工艺技术的高超，种类丰富的乐器的出土，特别是有65件编钟和成系列编磬，反映出战国时期音乐艺术的发展，堪称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宝库。还有东周时期都城洛阳王城和列国的几座重要的都城，如山东临淄齐故城和曲阜鲁国故城、河北易县燕下都、陕西凤翔秦雍城，反映出战国时期强有力的诸侯国势力不断增强的历史状况。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反映出西周和东周时期民族融合。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兴起的古蜀文明的新阶段，很多方面继承了三星堆文化，又具有自身特点，反映出古蜀文明继三星堆之后有了新的发展。

　　百年考古揭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秦汉时期的遗址有秦咸阳城、西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秦始皇陵和几座西汉时期诸侯列侯等高级贵族的墓葬，包括河北满城汉墓、广州南越王墓、长沙马王堆汉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徐州汉楚王陵和北京大葆台汉墓等。还有几处出土秦汉竹简木牍的发现，包括云梦睡虎地、里耶、临沂银雀山汉墓等。

　　秦咸阳城自战国晚期秦国至秦帝国灭亡，共计历时144年，是中国第一个统一多民族帝国的首都，见证了大秦帝国的辉煌。近十年新发现府库遗址出土了巨量的石编磬，第一次实证了都城所置北宫以及乐府机构；石甲胄等一批与丧葬礼器制作有关的作坊遗址，建立起都城与陵墓之间的关联，深化了北区的职能；水系、宽逾50米的纵横道路、手工业作坊区的发现，深化了秦咸阳城遗址的格局研究。

　　西汉长安城的发掘工作始自1956年，几代考古人对这座西汉王朝都城进行了持续发掘。对城内几座主要的宫殿包括未央宫、桂宫、长乐宫等宫殿进行了大面积发掘，还对城南郊外的礼制建筑进行了发掘。发掘得知当时的汉长安城与罗马并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国际化大都市，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反映出西汉王朝的强盛和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

　　几座诸侯、列侯墓的墓葬形制和等级有所不同，是研究汉代严格的等级制度的重要资料。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南越王墓的丝缕玉衣，以及各个墓葬出土的精美文物显示出西汉王朝的昌盛与发达的文化。特别是近年发掘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墓葬出土文物达上万件（套），编钟编磬琴瑟排箫、数千枚竹简木牍、大量金器、10余吨的五铢钱数百万枚，是迄今百年来汉墓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座列侯墓葬。值得一提的是，海昏侯墓是近十年开展的主动发掘项目，不是仅仅发掘墓葬本身，而是把整个墓园作为工作的对象。注意墓园内的墓葬分布，研究当时的埋葬制度。这是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界工作理念的进步。海昏侯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单位联合承担考古工作，优势互补，每个工作环节都请国内顶尖的机构来承担，充分体现出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界内部的团结协作精神。

　　云梦睡虎地、里耶和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量竹简木牍，有些内容不见于传世的历史文献，是研究秦汉时期历史文化的第一手文字资料。新疆尼雅遗址和楼兰等遗址一样，是西汉王朝开通丝绸之路的重要考古发现。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字的蜀锦，各种语言的文书和遗物，反映出丝绸之路沿线的诸国与汉晋王朝的密切关系，是研究中西交流的重要资料。

　　三国至隋唐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有汉魏洛阳城、临漳邺城、隋唐洛阳城、隋唐长安城大明宫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都城，以及莫高窟、法门寺等与宗教密切相关的遗址。几座城的大规模发掘，揭示了它们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在都城制度方面的创新以及北魏洛阳城和隋唐长安城作为中古时期世界大都市的气魄和繁华。这一时代入选的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和青海都兰热水墓地等唐王朝控制下的西北地区权贵的重要发现、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和贵族墓地以及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城，它们都充分显示出唐王朝的强盛和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宋辽金元时期的遗址共有9项入选。其中包括辽上京、金上京、元上都等辽金元时期的都城遗址以及南宋临安城、西夏王陵、贵州遵义土司遗存等。从辽上京、金上京和元上都都能看出，这几座都城接受中原王朝延续几千年的都城规制的强烈影响，表明辽金元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入选百大发现的有三项发现。北京明定陵遗址、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和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明定陵是中国考古百年来，唯一经过科学发掘的皇帝陵墓。极为精美丰富的随葬品，使我们得以了解明代发达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这个陵墓对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等方面，还欠缺经验，所以也造成了一些遗憾和教训。以此为契机，国务院决定，以后不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这一方针一直延续至今。景德镇明清窑厂是皇家的制瓷作坊，御窑厂的发掘，对于了解明清时期官窑制瓷工业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彭山明末古战场出土的大量遗物，则从一个角度显示出当时的历史文化状况。

　　百年中国考古，硕果累累，成就非凡。百年中国考古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让我们国人、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和世界公众得以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灿烂成就和对世界的贡献，从而更加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去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重要讲话。今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对全国的考古工作者寄予了殷切希望。在中国考古学即将开始下一个百年新征程的时候，总书记的讲话和贺信，对中国考古学界是极大鼓舞，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考古学即将迎来一个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作者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文章来源：“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