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夏家店遗址（由北向南）

　　1960年赤峰夏家店遗址的发掘，是辽西区里程碑式的考古事项。2021年恰逢夏家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60周年，原定于10月在赤峰召开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赤峰市人民政府联合发起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因疫情之故未能如期举行。今将部分与会学者事先提交的发言稿整理成“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六十周年文选”，与会议筹备组撰述的“辽西区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并刊发于此，望能有益于今后的研究。

　　辽西区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筹备组

　　两种文化的命名

　　大兴安岭南缘至燕山山脉东段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重心的地区在考古学上称之为辽西区。1935年日本人发掘赤峰红山后，首次以考古报告的形式报道了该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存，称“赤峰第二期文化”（《赤峰红山后》），1959～1960年，刘观民先生在赤峰一带调查，初步认识到这批遗存可能包含两种不同年代的文化类型。1960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内蒙古工作队，刘观民、徐光冀先生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选取了药王庙、夏家店这两处遗址进行发掘取证。

　　药王庙遗址发掘的几条探沟均可分层，但所出陶器俱属同类，多是夹砂灰陶或灰褐陶的鬲、甗、罐和质地坚硬的泥质灰陶盆、钵、尊、罐。夏家店遗址的情况较复杂，在布设的4个发掘区中，虽然各区堆积层次不尽相同，但靠上面的几层或仅出光素无纹而质地较松的夹砂红陶罐、盆、钵、鬲、甗、豆，或为此种陶器与药王庙之类的陶器共出，而最下面的一层则都是仅见药王庙之类的陶器，由此可知，在夏家店遗址，最早形成的是药王庙一类的遗存，叠压其上的是相对较晚的另一种遗存，这两类遗存出自同层的现象，不外乎是发掘时将下层陶片混入上层抑或原本上层对下层就有扰动所致。

　　至此，通过对两遗址的小规模试掘，从昔日的“赤峰第二期文化”中辨识出年代各有先后的两种文化遗存。夏家店遗址上层出土了铜器，下层见有铜屑。1961年刊发《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将这两种遗存分别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

南山根遗址发掘者（后排左1刘观民、后排右3徐光冀、前排右1赵信）

　　1961～1963年，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又相继发掘了宁城南山根、赤峰蜘蛛山和西水泉遗址（《考古学报》1975年1期；1979年2期；1982年2期），进一步揭示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晚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早于战国时期的年代关系。

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左上、左下：药王庙；右下：夏家店；其余：南山根）

　　1964年，徐光冀等在阴河-英金河流域沿线调查，并发掘新店、西山根遗址，确认了21座起建年代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址，刷新了学术界对3000多年前辽西区社会发展水平的认知（《中国考古学研究》1986）。

夏家店上层文化陶器（右上：南山根；其余：夏家店）

　　1963年发掘的宁城南山根M101夏家店上层文化石椁墓，出土了一批高规格青铜器（《考古学报》1973年2期）。

　　诸文化年代、源流、族属的研究

　　20世纪70～80年代，辽西区考古有了新的突破：对林西大井夏家店上层文化矿冶遗址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7）》）、凌源和喀左等地出土多处商周时期青铜器“窖藏”（《探索古辽西》）、克什克腾旗天宝同河套村敖包山下巨型立石遗迹及所出铜甗（《考古》1977年5期）、翁牛特旗头牌子敖包山前发现的多件青铜容器（《内蒙古文物考古》第2期）、宁城小黑石沟（《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和汐子北山嘴（《文物资料丛刊（8）》）等地夏家店上层文化贵族墓的发现和发掘、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2期），以及北票丰下（《考古》1976年3期）、赤峰四分地东山嘴（《考古》1983年5期）、建平水泉（《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2期）、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考古》1986年6期）、阜新平顶山（《考古》1992年5期）、彰武平安堡（《考古学报》1992年4期）等遗址和喀左和尚沟墓地（《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2期）、敖汉旗柳南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敖汉旗周家地夏家店上层文化墓地（《考古》1984年5期）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青铜文化的内涵。而以下几项田野工作尤为学界关注。

敖汉旗城子山石城址

　　1974～1983年，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持续发掘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在该遗址旁集中揭露出800多座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为探讨这里的墓地布局、社会性质和牤牛河上游一带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彩绘陶器、陶鬶、金耳环

　　敖汉旗从1981年启动第二次文物普查，积8年之力，调查到2000多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总结出这些遗址有着“一大几小，成群分布”的特点，初步区分为“高山型”“台地型”，且多显示“隔河相望”“两两相对”的规律，所发现的萨力坝城子山被认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最大的石城址，从而提出国家层面的“防御”等问题（《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邵国田文）。

　　1979～1982年，在围绕河北蔚县开展的考古工作中，于庄窠等遗址发掘到年代相当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叠压当地龙山时期遗存之上；叠压在相当于”二里岗上层的“商时期遗存之下。”（《考古学文化论集（一）》张忠培等文）据此，基本廓清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起讫年代。

　　1987～198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确认西拉木伦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起始年代“不晚于西周早期”（《考古》1991年8期）。

　　随着一系列田野工作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讨论最多的是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年代、谱系源流、经济形态和族属等问题。《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刘观民、徐光冀文）、《丰下遗址陶器分期再认识》（《文物与考古论集》郭大顺文）、《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张忠培等文）、《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李伯谦文）大体代表了这一时期对上述问题的主要认识。总的来说，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大家的看法较为接近，即约略相当于夏至早商或“从龙山时代之后开始，到商代晚期之前结束，大体经过了六七百年的时间。”（同上，李伯谦文）而在对其源流和其他问题的认识上仍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意见。

　　与此同时，魏营子类型的辨识，使得在大凌河流域和小凌河流域“找到了当地青铜文化连续发展”亦即“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类型—夏家店上层文化凌河类型”的演进脉络（《考古学文化论集（一）》郭大顺文）。

　　此一时期有关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论述并不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首次集中探讨该文化的分期、年代、渊源、族属（《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朱永刚文）。将夏家店上层文化认定为“东胡”的看法（《考古学报》1987年2期靳枫毅文），则未能从人骨材料的分析比对中得到验证（《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1期朱泓文）。

　　苏秉琦先生洞察“红山诸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古国”的社会变革

大甸子遗址

　　在全面揭露大甸子墓地之后，1983～1985年，辽西区又相继确认出兴隆洼、赵宝沟等考古学文化，尤其是喀左东山嘴、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重要发现，促成了苏秉琦先生1986年提出“古文化古国”论（《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

　　正像苏先生自我感悟的那样，“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三个概念，分开来看不是新课题。”若“没有把古城、古国与古文化联系起来，”则“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这一论说的新意在于“把古文化古城古国联系起来”考虑，“三者应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理解……再明确一点说，现在提出把‘古文化古城古国’作为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与大课题，目的是把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和中国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一部分加以突出。”

　　所谓古文化，是指分别以老哈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为重心的两支红山文化，以及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按：文中“以老哈河、大凌河流域为中心的两支红山文化，和位于这两河流域之间的两种文化类型”这段话的原意，或可近似地理解为“以老哈河、大凌河流域为中心的两支红山文化，和位于这两河流域覆盖范围之间的其他两种文化类型”）。这4支史前文化的“之字纹筒形罐都包括了从无到有再到消失的发展全过程”，在两河流域的覆盖范围内是交错分布、平行并存的，故“可以把辽西地区这四种文化类型统名为‘红山诸文化’。”

　　进至4000年前之后，平行并存的史前诸文化已不复存在，辽西区代之而起的是“覆盖范围大致与红山文化相当”的夏家店下层这个统一的文化。这一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朝阳几县和敖汉旗在普查中还发现多处类似规模的‘一大几小’城堡组合群。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高于这些群体、而与类似‘长城’的小堡垒群相适应的、更大一些的聚落——或可能就是古城，还没有被发现，有比大甸子墓群中那些随葬象征特殊身份器物（如铜‘权杖’首、仿铜器的陶爵、鬶和成组玉器等）规格更大的墓还没有发现，有些早于西周的燕山以北的‘古国’还没有被发现。”在后来的文章中，苏先生则径称夏家店下层文化为“古国”或“方国”（《华人·中国人·龙的传人》）。而红山文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前身（《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朱延平文），所以，从共存并立的红山诸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一统辽西，其反映的社会背景正是从部落林立的原始社会到“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之“古国”的转变。这段由“田野考古实物资料”书写的辽西区“丰富多彩”的历史当然不见于那些“简略的文献记载”。

　　三十年来的考古收获

　　20世纪90年代至今，辽西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工作呈现出大规模、密集型和多途并举的态势，取得很多重要成果。

　　继1985年初次发掘后，宁城小黑石沟遗址1992～1998年又经多年田野工作，初步揭示了夏家店上层文化诸遗迹特征，并发掘清理70多座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

赤峰松山区三座店石城址

　　北票康家屯、赤峰松山区三座店和上机房营子遗址的发掘，基本廓清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的内涵。

二道井子遗址

　　赤峰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保存并展示了规模可观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土墙房址群。

　　赤峰考古队深入调查半支箭河中游的先秦时期遗址，并发掘喀喇沁旗大山前Ⅰ、Ⅱ、Ⅳ等地点，了解到此区域分布有若干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群，大山前遗址群具有中心地位。

专家考察二道井子遗址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队历经10年，对英金河流域1200平方千米的地域进行拉网式系统调查，获得关于该地古文化尤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分布特性的翔实资料。

小黑石沟贵族墓出土的铜器

　　大甸子、大山前、二道井子出土铜器的成分鉴定，揭示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独特的冶金技艺，而在此认识基础上对喜鹊沟（转心湖）等矿冶遗址的探查，进一步明确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已熟知当地矿源特性，有意识地开采铜矿乃至锡矿，甚至将铜、锡“共生矿石分离为以铜和以锡为主的两种矿料”，以“实现按比例配制合金，进而确保不同用途的青铜器具有其应有的合金配比。”（《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李延祥等文）《大甸子》《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小黑石沟》《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林西井沟子》《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Chifeng Region》《赤峰上机房营子与西梁》《代海墓地》等考古专刊报告相继面世。药王庙、夏家店两处遗址发掘60周年之际，结集出版的《辽西区青铜时代考古文献选编》在汇集相关著述和文献目录的同时，重刊了新修订的《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发掘报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领域得以拓展，专项考察愈益纵深。诸多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的性质。这些城址的功能究竟是防御还是祭祀，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备受关注，如杨虎等将这些城址视作“不同层次的聚落址”的核心，而“山丘顶部的小型遗址……应是祭祀或防御设施”（《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9年5期）。也有人认为，包括城址在内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至少“有大半属于……祭祀址。”（同上，朱延平文）或认为石城址“中的大部分应与远古祭祀遗迹有关。”（《草原文物》2014年1期郭治中文）。而目前多数意见仍将其视为防御性设施。如强调“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处处都在体现它的防御功能。”（《探索古辽西》）以新店为代表的石城“应是有防御设施的居住遗址。……石城址城墙外侧的半圆形石砌建筑基址，在防御上开创了后世‘马面’的先河。”（《废墟上的足迹》）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和渊源。多数学者认为，“北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早期遗存集中出现的地区”，故夏家店上层文化“应该是高台山文化之一部分”并吸收北部西拉木伦河流域“晚商文化成分而形成的。”（《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朱永刚文），或“是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晚商遗存的基础上，吸收魏营子……多种文化因素而产生的”（《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井中伟文），其他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普遍较晚。个别的意见是，老哈河流域特别是老哈河中上游一带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上限不晚于晚商，“当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发展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新果集（二）》朱延平文）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器和艺术。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的分期和年代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考古学报》2000年4期刘国祥文）。以林沄、杨建华为代表的学者关注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北方草原地带的联系，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不仅在铜器方面以“北方系青铜器为主体，……在艺术上也是属于‘北方系’的。”（《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林沄文）该文化的铜器“对后来的东周时期的北方青铜器有所影响。”（《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杨建华文）从而揭示出辽西区青铜文化更深的背景。

　　辽西区青铜文化格局和经济形态。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亟待重新思考并建构辽西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与时空框架”（《边疆考古研究》第5辑赵宾福文）。对辽西区青铜文化尤其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并非畜牧业而是“农业经济所支持的定居性文化”的认识益渐清晰（《考古学报》2004年3期王立新文）。

　　预期研究重点

　　35年前，苏秉琦先生提出：作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古国”之中心的“古城”“还没有被发现，……这是我们这个地区下一步工作的又一个重点。”（《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近年，徐光冀先生也反复强调探索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核心地，“今后还需选择大型石（土）城址（中心城址），进行发掘研究”（《废墟上的足迹》）。这无疑是辽西区田野考古的一大追求。

　　与之相关，在辽西区已有的工作基础上，持续推进各区域遗址分布的调查，以逐步揭示各区块青铜文化内涵的特性也将是重中之重。

　　同时，结合测年结果，深入探究辽西区青铜文化的精准分期和各期段的定年，仍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研究。（执笔：朱延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建英　赤峰文博院）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