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来，吐鲁番学与敦煌学合称为敦煌吐鲁番学。经过近40年的发展，敦煌学早已成为显学，而学界对吐鲁番学的研究还相对不够。近年来，吐鲁番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呈现喜人局面。

　　摸清家底 茁壮成长

　　百余年来，吐鲁番出土了大量文献，这些文献内涵丰富，堪称古代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吐鲁番学与敦煌学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敦煌文献材料主要在1900年发现于敦煌藏经洞，而吐鲁番文献材料则陆续发现于石窟、寺庙、墓葬等不同遗址，随着吐鲁番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不断有新文献出土，其形态、时段、语言和内容丰富多彩、特点鲜明，这对学者而言也富有挑战性。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民族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所所长王启涛长期从事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他认为，吐鲁番学与敦煌学堪称“丝路双璧”。数量浩繁的吐鲁番文献，忠实地记载了古代丝绸之路各民族的历史脉动，其价值一点也不逊色于敦煌学，应该与敦煌学有同样的热度。

　　构建吐鲁番学的学科体系，文献材料发布是基础。此前，吐鲁番文献整理发布以《吐鲁番出土文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为代表。近两年，这一领域又取得了可喜的重要进展。《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和《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分别于2020年和2021年出版，前者首次对旅顺博物馆藏2.6万余件新疆汉文文献进行全面刊布，后者将零散收藏于世界各地公私机构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残卷汇为一编。这些陆续刊发的吐鲁番文献，都是持续多年学术工作的结晶，对于深入认识丝绸之路的历史、推进吐鲁番学发展都是重要的基础性学术资料。

　　2022年3月7日，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公示202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拟资助项目，其中《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是继《吐鲁番出土文书》后吐鲁番学领域又一重要专著，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反映出近年来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繁荣发展的一个侧面。吐鲁番学的茁壮成长，呈现全新局面，离不开吐鲁番文献整理这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精心培育 融贯打通

　　记者曾走进吐鲁番盆地，探访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参观相关石窟和吐鲁番博物馆等，发现吐鲁番文献文物令人目不暇接。目前，相较而言，人们对敦煌学了解更多，对吐鲁番学知之不深。多年来，学界期盼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比翼齐飞”“分流并进”。为此，吐鲁番学应借鉴敦煌学发展经验，如策划吐鲁番历史文化大展、组织吐鲁番学学术文献展等，使学界和公众进一步深入了解其丰富资源。

　　随着吐鲁番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新材料不断被发现。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认为，吐鲁番学的学科发展关涉层面众多。目前最迫切的事，莫过于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敦煌学发展至今，海内外的敦煌文书和艺术品基本都已公刊，而吐鲁番出土的文献资料还有很多没有在国内出版发行。因此，要加大力气，汇聚不同领域专家，将国内外的吐鲁番文献资料整理出版。此外，还要对吐鲁番当地的考古发掘给予高度重视，一方面尽早整理发掘报告，另一方面尽快释读、研究出土的汉文、回鹘文等语种文书。

　　谈到进一步推进吐鲁番学发展，王启涛认为，首先，要加强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普查、公布、整理和数字化；其次，要进一步加强考古学、文献学与历史学三者的结合，使吐鲁番文献从“挖宝式整理”变为“穷尽式整理”，从“蛙跳式研究”变为“地毯式研究”，全面提升吐鲁番学研究水平；最后，吐鲁番文献研究与敦煌文献研究一样，要将汉文献与民族文献打通，相互观照。

　　综合学界讨论和观察，为实现推动吐鲁番学迈上新台阶这一目标，一是要继续推进文献整理和研究，特别是吐鲁番考古新发现材料的整理发布；二是要促进多学科合作，做“打通”式研究；三是要加强学术史研究，重视学术传播，扩大吐鲁番学影响力。学界应共同浇灌、精心培育，使吐鲁番学新成果不断涌现，与敦煌学“双璧齐辉”，让冷门“绝学”光耀丝路。（记者：曾江 实习记者：朱娜）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9日第23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