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经过几代学者的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考古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从史前时期的社会变化、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底层民众的社会地位变化、社会的阶层分化等方面，揭开中华文明起源各阶段的神秘面纱，不仅书写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家谱”，并且进而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我们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我们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在上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大变局的时候，我们的一批前辈大师学人，倡导从西方引进新兴的科学考古学方法，提出了从地下发掘实物资料，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重建中国古代史，重塑民族精神，重建民族自信。“要想解决古史，惟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这就是我们的“初心”！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于是就有了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号召，在第一代中国考古人的努力下，考古学一经引入中国，便落地生根，在短短十几年里就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于是就有了仰韶村、周口店、殷墟、龙山城子崖、宝鸡斗鸡台、浙江良渚等遗址的发掘，就有了北京猿人和后岗三叠层的发现，就有了1930年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写出的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和苏秉琦《瓦鬲的研究》等著作的问世、中国文化本地起源说的提出和对仰韶文化西来说的批驳。……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会有建设新的信史、重建中国上古史任务的提出；没有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现代考古学由域外传入，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建立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几乎完整的文化链条，在坚持“国家是文明的概括”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基础上，中国考古学者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专项实践，立足于中国实际，提出了文明形成的新标准。得到了国际主流学术流派的认同与尊重。使我们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我们运用分子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前沿学科的一系列最新技术剖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

　　在文明探源研究进入到当下新阶段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给考古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理论问题。

　　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体的最大特点，是原生型的连绵至今未曾间断的文明体。经学者们归纳，中华文明的鲜明特点主要有，以农为本，历史悠久；土生土长，自成体系；多元起源，互动交流；汇聚辐射，百川归海；祖先崇拜，宗法制度维系；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等。而这些特点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而是在特定的气候环境之中，特定的人类群体之间长期形成的，从现有资料分析，至少已有上万年的发展历程。我们要从总体上和长时段的对这一连续发展的文明化进程进行动态考察和把握，逐步还原中华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这就要求我们，文明探源工作还要向深度和广度方面拓展。

　　探源研究已知，中华大地早在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根据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探源研究提出了进入文明社会的以下标准：一是农业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形成区域中心并逐步发展为早期城市；二是手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出现，玉器、绿松石器、精致陶器、漆器等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为权贵阶层控制。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管理社会事务的阶层，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贵贱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级。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与信仰祭祀权的王者，以及为王营建的都邑、王居住的宫殿、埋葬王和权贵阶层的高等级墓葬。出现彰显权贵阶层身份的礼器和礼制。战争和暴力成为社会常态，出现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和奴役的现象，贵族墓中出现人殉，或用人为宫殿奠基。形成由王控制的、血缘与地缘关系结合、依靠社会规范和暴力进行管理的区域政体——早期国家。而我们如果认真检阅资料即可发现，上述现象的不少因素，早在八九千年前的裴李岗时代已经出现了。

　　人类自从在1.15万年前脱离寒冷的冰期进入全新世之后，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将近3千年的惨淡经营，到了距今9000年前后，在中华大地上戏剧性的出现了一批人口相对集中，文化较为发达的人类群体，南有上山、彭头山，北有磁山、兴隆洼，东有后李、顺山集，中有贾湖、裴李岗，北为平底罐和盂文化，东、南有圜底釜文化，群雄逐鹿中原，碰撞交流融合，从而催生了鼎文化，自此中原定鼎，辐射影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直至今日，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之一。

　　早在裴李岗时代，奠定文明社会经济基础的原始农业二元结构已经出现，以上山、彭头山、贾湖、顺山集为代表的东、南方稻作农业，有迹象表明已出现早期稻田，可见已成为人类植物性食物的重要来源；以磁山、兴隆洼为代表的种植粟黍的北方旱作农业，已有相当可观的收获量，据推算磁山遗址窖穴可容纳小米约十万斤；更重要的是，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还出现了稻粟黍兼作农业，为后世中原地区“五谷丰登”的发达农业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兼有南北种植制度互补的优势，才为中原文明最终崛起准备了条件。

　　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以我发掘的贾湖遗址为例，前七次发掘的446座墓葬之中，只有一件随葬品和身无长物的墓葬占一半，有2—10件随葬品的墓葬有十分之四，而随葬11件以上随葬品的墓葬仅占十分之一，其中21件以上的只占百分之二，骨笛、龟甲、杈形器等重要随葬品，以及刻有符号的龟甲、骨笛也大多出土在这些墓葬中；第八次发掘还发现了厚葬墓集中的墓群，特别是个别墓还有几百颗绿松石珠随葬。虽然这些厚葬墓也还有骨箭头、骨鱼鳔等渔猎生产工具随葬，表明他们还没有脱离生产，但无疑已经表明，当时已经开始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他们可能属于掌握部落社会事务的管理与信仰祭祀权的权贵阶层。

　　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礼乐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是中华文明早期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按我的理解，所谓礼制，就是秩序、规范和仪式化。而作为后世夏商周三代礼制重要组成部分的丧葬礼制度的早期形态，在贾湖时期已经出现了。主要表现形式为，作为冥器化的陶制鼎罐壶组合，以及随葬雌雄二笛现象，已稳定出现在八九千年前的贾湖时期，墓中随葬的龟甲，也是以八、六、四为主的偶数组合，而且墓向均为东西向，个别墓葬还有绿松石瞑目现象，这些现象都表明，当时的墓主人入葬时，都曾举办过隆重的葬礼，并且可能已形成一定的仪式程序，其中有些形式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例如鼎罐壶陶明器组合的运用，绿松石瞑目肇始的玉殓葬现象、不同声调的乐器等，都成为三代葬礼的重要内容之一。数十件具备五声至七声音阶的骨笛更是将中华音乐文明的源头推进到了九千年前。

　　上述种种事例表明，后世中华文明的各种成熟要素，早在八九千年前的裴李岗时代已经产生，在各地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东亚大地上这个原生型文明体，终于在5000年前后呱呱坠地，在南北各地先后逐渐走向成熟，从此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探源工程辉煌成就是对昨天的总结，还应该是今后的开始，王巍理事长提出的，将进一步拓展探源工程的时空范围，在时间维度上向前再探3000年，即距今约8000年左右，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步阶段，中国农业的初步发展、精神文化和社会变化等面貌；在空间维度上，把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等地区的遗址都纳入探源工程中，研究这些区域融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原因、背景和过程，进一步深化研究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一体化的进程，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这一宏观计划可谓适逢其时。

　　我们要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采用多种技术手段，研究并揭示中华文明诸要素的文化内涵，展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各阶段的历史图景。从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中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阐释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的基本特征。同时开展世界文明比较研究，更好地揭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昭示世界，要像中华文明这样，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争得世界文明起源话语权，创建中国版上古世界图式而奋斗。

　　（成稿于2022年6月26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