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谷丰登”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六韬·龙韬》中，是我国古代先民尤其是生活在中原地区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先民，对作物丰收仓廪充足的美好愿景。其中的“五谷”，在《周礼·天官》《孟子·滕文公》《楚辞·大招》等典籍中都有记载，尽管所记载作物种类不完全一致，但大体上包括了粟、黍两种小米，及稻米、大豆、小麦和大麻这几个作物种类。其中，除了大麻可能主要被用作榨油或纤维纺织原料以外，其他五种作物都是典型的粮食作物。根据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至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五谷”在中原地区已经全部被发现。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五谷丰登”或至少是“五谷初聚”的局面。

粟与小麦的炭化颗粒 图片来自作者

　　粟与黍

　　如果我们对“五谷丰登”作进一步分析的话，不难发现其中所反映的多品种农业种植制度。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几个主要的农业起源地，在其农业起源初期也都存在多品种作物共存的情况。比如，西亚“新月沃地”农业起源区包含了多个品种的大麦、小麦，以及豌豆、蚕豆、扁豆等豆科作物；在中美洲农业起源区，与玉米几乎同时被驯化的还有大红豆和南瓜，构成了中美洲地区著名的“共生三姊妹”作物组合。与此相比，我们的“五谷”组合不仅在时间上要晚了很多，这一组合中不同作物的加入时间和原因也不尽相同。以中原地区为例，有必要再次梳理一下五谷出现的时间和背后的动因，以及不同时期重要性的变化，重新考虑“五谷丰登”在考古层面的含义。

　　形成于我国北方的“五谷”组合中，真正在大约一万年前驯化于本地的作物只有粟、黍，并且在粟、黍被驯化后的几千年中，一直都是作为狩猎采集人群食物来源的补充。直到仰韶时代中期（约公元前4000—前3300年），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逐渐取代野生动植物，成为人们食物来源的主体，相对成熟的农业社会才建立起来，与这一时期处在气候上的大暖期，庙底沟文化遗址人口密度增加、聚落增多关系密切。同时，成熟农业生产模式的建立也促进了庙底沟文化的蓬勃发展和向外扩张。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粟取代更加耐旱耐贫瘠、产量却较低的黍子，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作物。此后的几千年中，粟都是中原地区乃至整个北方最重要的作物资源，而黍的重要性则不断下降。

　　稻米

　　稻米，作为我国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驯化的农作物，也是“五谷”组合中的重要组成。稻米在中国北方的出现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到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遗址，普遍都发现有稻米遗存，尽管发现数量非常有限。稻米遗存在北方少量却普遍出现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仰韶时代中晚期。对多个遗址出土陶器的残留物分析显示，稻米在这一时期曾作为重要的酿酒原料而被人们所重视，尽管我们无从知晓是否全部稻米都被用于酿酒，但稻米的存在似乎与特殊的消费方式或高等级人群关系更为密切。

　　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和关中地区的一些遗址中出现了数量较多的稻米，尽管当地先民仍然以旱作农业生产为主，但稻作农业生产明显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在这些区域内，大量出土稻米的遗址在分布上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别，而是显示出“插花式”分布特点，尤其集中在中小型聚落中，而在杨官寨、西坡、双槐树等特大型中心遗址，稻米的重要性似乎并不突出。

　　我们推测，这一时期稻米的大量出现，一方面，与本地自裴李岗时期即已存在的稻作耕种传统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仰韶时代中晚期中原地区与周边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密切交流相关，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人群之间的往来，这使得中小型聚落在生业模式方面更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这种来自东方和南方稻作耕种传统的影响，在龙山时期体现得更加明显，从龙山晚期（包括新砦期）嵩山东南麓到洛阳盆地，适合稻米耕种的遗址都发现了较多的炭化稻米遗存，应该与这一时期气候动荡加剧、降水量异常波动相关。到了二里头时期，作为都城遗址，二里头发现的稻米数量及其重要性甚至接近粟，而在周边的一般性遗址，稻米的出土却非常有限。这一时期似乎又可以看出上层人群对于稻米的偏好，这种偏好在商代早中期的偃师商城遗址得到了延续，但在同一时期的郑州地区和殷墟，稻米的重要性则大大降低，以至于之后在中原地区乃至整个北方，稻米的地位一直没有恢复。

　　大豆

　　大豆，因其较高的蛋白质和油脂含量，不同于其他以淀粉为主的谷物，在其被驯化之前，人们已经有了长期采集、利用野生大豆的经验。从目前的植物考古证据来看，中原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一些遗址中开始出现一定数量的栽培大豆，尽管这些大豆相较今天的大豆在尺寸上要小很多。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也是中原地区农业耕种开始取代狩猎采集活动成为生业活动的主体，以及遗址中家养动物比例超过野生动物的重要时间点。大豆的出现也许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野生动物资源减少后，普通人摄取蛋白质的不足。同时，由于豆科作物的固氮效果，不排除大豆的种植也起到了恢复农田肥力的作用，但是鉴于当时相对较低的农业生产水平，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古人驯化大豆的主要动因。

　　到了龙山时期，大豆已经普遍出现在中原地区的多数遗址，重要性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可能反映了随着人地矛盾的凸显，人们对于能够改善土壤肥力的大豆的不断重视。直到大约东周时期，在一些农业条件较好的区域，大豆开始成为农业轮作制度的重要一环，其重要性才有了进一步提升。

粟与小麦的炭化颗粒 图片来自作者

　　小麦

　　小麦，“五谷”中唯一一个完全外来的作物品种，就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小麦在我国内地最早发现于山东半岛的几处龙山时期遗址中，二里头时期开始出现在了中原地区的个别遗址中，但数量都非常少。小麦的重要性在二里岗时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还是远低于粟和黍，直到两周时期，尤其是东周时期的一些遗址中，其地位才得到明显的提升，但也远未达到取代粟的程度。

　　中原地区作为传统的粟作农业耕种区，其成熟的农业体系对于外来作物小麦的接纳经历了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并且在不同时期对于当地农业种植体系和人们饮食方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小麦在二里头时期发现极少，难以判断其是否为本地种植，可能仅限于特定人群或特殊场合使用。二里岗时期，小麦可能开始加入了本地的农业种植体系，但规模有限。我们认为，小麦引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冬小麦的收获时间要早于粟、黍等秋收作物，且有着较高的产量，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春荒，尤其是在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附近。

　　小麦作为粟作农业补充的地位一直延续到两周时期，直到以“两年三熟”为代表的轮作制度在一些人口稠密、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出现，它才开始作为农业轮作制度中重要的一环，被本地旱作农业系统所完全接纳。值得注意的是，在磨面技术大规模推广之前，小麦多以粒食或麦屑的方式被人们所食用，口感较差，长期以来接纳度都不高。小麦从零星传入，到被中原农业种植体系所接纳，再到“粒食向粉食”的转变逐渐被人们饮食习俗所接纳，都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

　　“五谷丰登”或“五谷初聚”并不是一个简单时间上的转折点，更不是一旦形成便一成不变的组合。这些作物有着各自的发展脉络，重要性的变化受到自身营养成分、种植方式、加工和食用方法，以及背后人群的饮食习惯、考古学文化、遗址小环境、气候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相较于讨论“五谷丰登”局面出现时间上的早晚，其背后不同作物出现和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值得我们现阶段研究更多的关注。（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7月27日总第24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