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两个重点，一是大力推进五千年前文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二是加强对中国文明自身发展特点和道路的梳理总结。玉器对这两个课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古代玉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前后就已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曾发生一次突变。北有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南有长江下游与淮河之间的凌家滩文化。突变的标志是出现大量龙、凤、龟等动物神化形象，甚至还有过去被认为是商周时期才出现的“超前”的人兽合体、龙凤合体的平雕甚至圆雕玉件，玉器发展从此进入新阶段。与玉器同时伴出的有，凌家滩遗址祭坛上分别随葬巨型玉猪、刻图玉版与玉龟组合、玉石斧钺的大型墓葬；红山文化祭天的圜丘，祭祖的女神庙和具有王者身份中心大墓的积石冢群，简称“坛庙冢”，是有规律布局、完整的祭祀建筑组合。南北区域在距今五千年前都有中心或超中心聚落和高等级玉器出现，表明这些地区都已进入“古国”阶段。此后，距今四五千年间，在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中，玉器的工艺和造型不断创新。无论是钺、璧、琮、璋及其组合、扉牙等内含丰富的边饰，还是玉神人面图像和雕件，玉器的礼器化程度都更高，伴出的是围绕都邑级古城的诸多古城址。这些古城址具有规范化和大中心下多中心的特点，说明已进入“方国”阶段。

　　体现中华文明起源特点

　　张光直先生提出，东方与西方进入文明社会走过不同的道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以与自然沟通取得政治权力和财富为主，西方则以发展技术和贸易为主。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来说，西方的道路可称为“突破性文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则为“连续性文明”。玉器作为通神工具，是中国文明起源道路和特点的最好说明。

　　这在玉器的选料、制作工艺、造型等各方面都有体现，其目的是追求发挥玉的质地优势以达到通神的最佳效果。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例，其精选河磨玉为主料，以减地阳纹为主纹饰，以动物神化为主造型，尤其是作为神权象征的勾云形玉器上所施的一种“瓦沟纹”，在薄板状成形的器体表面（一面或两面施纹），以凹槽托起棱线，凹槽极浅，棱线又极细，随器形走向而反复卷曲且甚为均匀流畅。在没有金属工具和机械辅助的情况下，这样的工艺难度之高令人难以想象，但却可使玉器在光线变化下充分发挥其立体感、层次感、神秘感，最大程度发挥玉质地的通神效果。良渚文化玉器虽以形制规范化和极其细密的阴刻线为主，但重要玉器表面上的浅凹打洼和人兽组合纹的五官等各部位的不同层次和细部，都使用了减地浅浮雕和阴线微雕相结合的工艺，以规整而有起伏的底面衬托出主题，起到庄重而又神秘的效果。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体形虽小，饰纹却极少使用阴刻线，主要以减地阳纹表现人和动物的各个部位且更为成熟。这些都是以玉的质感达到通神效果的体现。

　　与此有关的问题还有玉器的礼器性质演变。学界曾因红山文化玉器既高度抽象又十分规范，显然是受某种思想制约，而将其推断为“礼的雏形”。后来，专家学者根据良渚文化等文化类型中出现的玉殓葬，特别是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习俗，与王国维先生释“礼（禮）”字创字的初意为“以玉事神”相吻合，论证了史前玉器确已具礼器性质，表明“以玉通神为礼”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点。

　　玉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正是中国文明起源时期，《越绝书》记：“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玉亦神物也”。为此，有学者提倡重提“玉器时代”，即将距今五千年前后的中国文明起源时期称为“玉器时代”。世界史将跨进文明的距今五六千年即介于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这一阶段，通称为“铜石并用时代”。中国的这一阶段恰为玉器发展的高峰阶段，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单独划分出一个“玉器时代”，与世界史的“铜石并用时代”并列，可进一步突出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中国特色，故可以考虑在中国史的分期上，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划出一个“玉器时代”。

　　文化传承的中流砥柱

　　古代玉器由于其自然特性、使用特性和人文特性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载体，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很强的传承力和连续性。这在古玉的造型工艺、用玉制度和思维观念等方面都有显示。虽然不同时期不同玉类及其各个细部的演变、快慢节奏、各种因素影响程度等各有不同，但在变化中有不变，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如周礼所记“六器”与“六瑞”的基本类型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大都已出现。特别是，璧与圭这两种古代玉器中最重要的祭玉与瑞玉，它们的造型和组合见于史前，大约在汉代定型，一直延续到明清，从形制到组合都无大变化。夏、商、周三代到两汉时期龙与凤的题材及组合，其形象也可追溯到史前时期。

　　古玉的连续性，还特别表现为观念和制度的传承。虽然史前时期主要以玉的自然特性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观念，随着西周以来人本主义的兴起而向人际关系延伸和转变，玉器功能也由表达人与神的关系为主转变为人与人的关系为主，但将玉的质地赋予各类德性的管子“九德”、孔子“十一德”和荀子“七德”等，与史前人重玉的质地通神以及古人的用玉观念是相通的。从中可以看出玉器由“以玉事神”到“以玉比德”、由文明起源标志物到中华传统美德载体的演化过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礼制遇到曲折，如秦到西汉前中期，宫殿及帝陵的“崇东理念”和祭祀中的“不应古礼”，玉器在祭祀和埋葬（如秦皇汉武东方祭日、西汉昭帝平陵祭祀所用璧与圭的数量、组合与摆放位置）时，仍顽强地保持着周礼传统并更加成熟，在传统文化延续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玉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据研究，反映思维观念的非实用性文化因素，在多元文化及其频繁交汇中，表现最敏感也最活跃。玉器就是其中之一。史前时代，南北区域各有原生型玉文化，主要是西辽河流域的查海—兴隆洼文化玉器、红山文化玉器，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一北一南都各有自身的玉文化发展序列和特点，又相互交流影响并广泛传播。其中，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的交流较为频繁。二者在交流和传播过程中，逐步由个性化形成为主，转向在“东玉西传”和“西玉（料）东输”过程中不断融合，最终促成“龙山时代”的来临，为夏商周三代先后入主中原奠定基石，从而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

　　关于玉器的起源，我曾于1996年发表《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以为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有关。当时的主要依据一是东北地区史前遗址少，文化堆积薄，但玉器出现频率高，而且年代多早于距今约5000年前。二是北方地区细石器发达，而细石器重硬度、结构纹理还有色泽，在长期与自然界各类石料深度接触中辨认出具中性的玉器概率大。三是渔猎人对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敬畏和尊重，对最大发挥玉的质地达到通神最佳效果的体会最深。

　　此后的发现和研究不断证明了这一观点。这主要体现在：一是西辽河流域具有发达玉器的红山文化及其前身查海—兴隆洼文化，都是以渔猎为主要经济生活的遗存，有农作物栽培但不发达。二是西辽河以东广袤的东北地区，不断有早于红山文化甚至更早的玉器发现，其有关遗存的渔猎经济成分更浓，特别是新近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畔的饶河小南山遗址距今9200—8600年的第二期出土的50余件玉器中，已具有中国玉器基本类型璧（饰）、玦、管、珠类。此外，外贝加尔湖发现更早玉器资料和研究成果的信息，说明可能有一条由外贝加尔湖到东北再沿海岸南下的玉器传播路线。苏秉琦先生在1991年就根据查海、兴隆洼遗址出土玉器提出“万年文明起步”的观点，这也得到东北和其他地区包括玉器在内的考古新发现的进一步证明。

　　所以，史前玉器既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文明起源自身道路与特点的典型代表。对于中华文化与文明的“连绵不断”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史前玉器作出过巨大贡献。（作者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9月9日第24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