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对考古人的生动写照。他们常年奔波在田野间，往往在一处考古遗址上一扎就是几十年，把一生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那里。一代代考古人，以接续不断的努力和专业精神，在一个个探方里，刻下了自己的名和姓。

　　说到三星堆，就不能不提到赵殿增这个名字。这位三星堆考古队的老队长，半生情系三星堆。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他，回望来时路，心中对考古的热爱依旧不减。他用平实的文字回忆了考古生涯中的点滴往事，从中我们读懂了考古，也读懂了考古人。

　　走上考古路

　　我们这一代学者可以说完全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我出生在河北农村，1949年前后我家曾住在天安门广场西面，即现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一个叫“小四眼井”的胡同里。五六岁刚开始记事时，正好赶上北京解放，我最初和最深的记忆，就是跟着大孩子跑到前门去看解放军进城，开国大典时挤到长安街边上去看马队和大炮。

　　从小学到大学

　　1950年，我开始读书，在北京上小学中学大学，在学校入队入团入党，到1966年正好读完了17年。我在家里的八个兄妹中排行老六。母亲后来回乡长期住在农村，所以我从小就喜欢在外面玩，家里人说我的心很“野”，戏称我是“野心家”。20世纪50年代，我心中的偶像是苏联的高尔基和保尔·柯察金，并学着“走向生活”，去郊游探险，曾步行到卢沟桥、黄土岗、南苑等处游玩野餐，也去过北京城内外的很多寺庙古迹，并开始坚持记日记、写游记。这正好与日后学考古要求的“四勤”，即腿勤、眼勤、嘴勤、手勤习惯相符合。

　　初中毕业时，因家庭困难，又不想上技校，我被保送去读了管吃管住并能保证上大学的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预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如语文课就是从《诗经》的首篇《关鸠》逐步学起的，使我对古文产生了兴趣。

　　预科和高中一样是三年。第二年要分文理科，我本来的兴趣是想学地理或地质。但因一篇《团城游记》作文被选成范文，老师说我学文好些，就上了文科班。

　　1962年调整时期，说预科不能保送了，全要参加高考。老师说，师院会优先录取的，让我们放开去考，结果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分班时听说有个考古专业，正好符合自己的爱好，于是就进了考古班，从此与考古相伴一生。

　　60年代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有一批著名学者正是当打之年，以苏秉琦主任为首，吕遵锷、严文明、邹衡、俞伟超先生教我们新旧石器、商周、秦汉各阶段的考古学通论，李仰松等先生教古文字和考古技术。1965年，李伯谦老师带我们班去安阳殷墟实习，发掘了新石器遗址和商代墓葬，进行了考古调查，完成了室内整理，并编写了发掘报告。苏秉琦先生还专程到殷墟小屯工作站驻地来进行指导，使我们受到了较好的专业培养和训练。

　　考古实习记略

　　六年的大学生活，对我影响最大、收获最多、印象最深的，当属去安阳的考古实习。1965年下半年，我们考古班在李伯谦老师带领下，到安阳进行考古实习。1965年10月，全班18位同学进驻安阳大寒镇，分组发掘“鲍家堂”和“大寒”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寒”组由李老师直接负责，还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山东队队长高广仁先生担任工地指导；我在“鲍家堂”组，工地指导老师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魏树勋先生。

　　魏老师是50年代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学长，安阳工作站负责人，操一口河北土话，很爱说笑，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他干起工作来既耐心又严格，手把手教我们从布方、认土、分层发掘学起，到寻找“现象”，找坑边，清理器物，再到绘图、照相、做记录，样样做得精准利落，使我们受到了严格而系统的训练。特别是牢记了“认土、找边、清器物”的考古发掘“七字诀”，也把课堂上学的“地层学”“类型学”和各种考古知识一下都“盘活”了，更明白了现代的科学考古是一定要从田野工作做起的。在我负责的探方中，发现了几个保存完好的 “袋状灰坑”，出有完整的彩陶罐和狗骨架等，能亲手把它们挖清楚，讲明白，这些都让我对考古产生了强烈兴趣。

　　发掘结束后，魏老师又带我们去濮阳、内黄、汤阴等县进行了考古调查实习，学方法，长见识。他反复强调搞考古要做到“四勤：腿勤、眼勤、嘴勤、手勤”，并带头去做。他到哪里都能与当地的老乡打成一片，对什么现象都感兴趣。如在汤阴考查周文王被拘而演“周易”的文王庙时，发现土台周边断崖上有两三米厚的文化层，有白灰面的房屋遗迹和新石器与商周时代遗物，就马上组织我们测量地层、采集标本、做好记录。他具有考古人所特有的一种冲动：一定要自己动手动脚找出新东西来。

　　这对我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80年初，我与范桂杰等调查到三星堆砖厂时，我们径直奔向取土的断崖，发现上百米宽、一米多厚的文化层，采集了数百件标本，确认了文化堆积的时代及其重要性。我们回去后，向博物馆做了紧急汇报，从此开始了三星堆遗址连续数十年的正式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与当年考古实习所获得的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

　　回到安阳考古工作站，我们又去了安阳纱厂，每个人都单独发掘了一座商代墓葬，之后就转入了室内整理。这是考古工作的又一个重要阶段，由李伯谦老师指导进行。从出土器物的清洗、拼对、修复、复原、绘图开始，一切自己动手，从头学起。大家对发掘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制作器物卡片，完成了各自的“探方记录”。然后对出土器物进行“分类排队”，即按用处分类、按形状分型、按地层和形态变化分式，进而查对资料，确定遗址的性质，我们发掘的“鲍家堂”被认定为“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最后大家分工协作，编写“发掘报告”，我被安排撰写“鲍家堂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李伯谦老师特别指导我们按“分类”“分期”“定文化”三个要点，对整个遗址的地层、遗迹、器物仔细分析研究，进行文化的分期和定性。他详细地给我们讲述了考古报告的写法，并找出样本供大家参考。经过艰苦努力，我终于独立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考古报告，并被评为“优”。

　　2012年初，为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60年，学校来人到我家里采访，说我的《实习报告》还保存在学校，并给我带来了一个复印件，让我喜出望外。现在看来，这篇报告还很稚嫩，但却是我考古生涯的“处子作”，能够达到要求，为我一生的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些老师们手把手教给我的考古技能和专业精神，使我终身受益。（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9月16日第24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