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并对未来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多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统筹规划、科学布局，积极推进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通过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有机融合来探索、解决重大学术问题，并形成了富有特色、朝气勃勃的科技考古队伍。其中一个典型的范例就是田野考古与冶金考古密切结合，揭示中原早期王朝兴起的重要资源条件与文化特质。下面从冶金考古视角出发，谈一下我们对冶金考古助力中华文明探源的认识。

　　早期冶金发展与中原青铜文明的兴起

　　冶金技术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相关研究能够为揭示文明化进程提供重要论据。近年来，随着文明探源工程的进展，冶金考古的研究方法也从实验室检测分析为主转向主动参与到田野考古当中。特别是以张掖西城驿、偃师二里头、绛县西吴壁、铜陵师姑墩、西安老牛坡、大冶铜绿山等一批重要遗址冶铸遗物为代表的科学研究，对于在金属资源视角下探讨各区域青铜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进而也显示了田野与实验室相互融合是冶金考古不断取得重大收获的方法保障。

　　在地域辽阔的中国境内，不同区域早期冶金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整体上看，以河西走廊为代表的中国西北地区最早出现规模化冶铜活动，公元前3千纪，当地已开始使用附近的矿产资源冶炼红铜、砷铜和锡青铜。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所发现的冶金遗物还只是零星散布的炉渣、小件铜器与装饰品，合金成分以红铜、砷铜为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公元前2千纪前期，中原地区锡青铜冶炼技术体系的确立，反映其对西北地区冶金技术的吸收、利用，同时完成了包括青铜礼器及分范合铸技术在内的冶金生产本土化，从而与“嗜锻成性”的古代西方走上截然不同的技术发展道路。

　　此时，中原地区一派王朝气象，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地位得以迅速确立，并在汇聚周边先进文明因素基础上，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施加文化影响。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冶铸业发展持续繁荣。商代早期分范合铸技术已较为熟练，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青铜器合金配比更为合理，浑铸、铸接、焊接、复合范技术渐次成熟，并且还出现了使用硫化矿冶铜的冰铜冶炼工艺。

　　中原周边地区则是另一番景象，冶铜业的发展比较缓慢，型体结构粗朴、合金成分不纯、元素浮动范围较大的青铜器不乏其数，背后似乎看不出发达权力架构的存在，但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原地区青铜技术的影响，尤其体现在使用分范合铸技术的礼容器上。现在来看，辉煌的夏商周冶铸业将其代表的文明形态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自青铜时代开始，中华文明开始形成了一个连续稳定的文明中心和“重瓣花朵”式的向心格局。

　　关于中原早期冶金技术的发展仍有两点需要注意：“红铜—砷铜—锡青铜”这一冶金发展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原地区，围绕砷铜展开讨论的中原早期冶金西来说是否准确可靠。尽管目前已经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由于中原二里头文化之前，以及中国新疆与中亚衔接地区史前的冶金遗迹、遗物数量有限，这两个问题仍有深入讨论的空间。现状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青铜冶金是通过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播影响到中原地区的观点，而且西亚的冶铜术自产生后，不断向四周传播，从时间和空间来看确有传入中国的可能。

　　青铜产业发展与早期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

　　中原地区青铜冶铸技术的迅猛发展与该区域独特的文明化进程有着密切联系。二里头文化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驱后继，来自西北地区的青铜冶金技术开始强烈地影响中原腹地。新兴的夏王朝对这种外来的高科技并不是单纯地被动吸收，而是创新性地将其融入本土的社会文化、礼制传统。有学者指出，从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转换之际，礼器制度经历了从“高规格陶器+玉器”向“青铜器+玉器”组合的嬗变。玉器、青铜器原本都不是中原史前文化固有的传统，尤其在礼制层面上，而在此时成为中原王朝兴起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文明因素。

　　从中可以看到，中原对外来因素吸收与再创造的能力，显示出中原所具有的开放包容、吐故纳新、融合创新的文化品格。其实，在中原王朝崛起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许多其他外部因素的引进、吸收，包括同样源自西方的牛、羊、麦类等动植物品种。

　　正是拥有这种不断汇聚周边先进因素、进而进行再创造的文化特质，夏商周三代王朝迎来了大发展，通过接力扩展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域王权国家，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同时，中原地区青铜冶铸的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也非常高，需要得到早期王权的深度加持。当时中原一带的青铜产业等级分明、结构稳固、管理严格，很早就达到了采、冶、铸工序的分离，形成了铜、锡等合金元素各自单独的物料供应链，并在王权的统一控制之下使用组合陶范铸造礼容器。

　　此外，中原王朝还通过地方区域中心从周边地区经略铜、铅等重要的战略资源，并在金属资源丰富的地区建城，以保障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和获取。晋南的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便是其中典型代表。而中条山附近发现较多夏商时期的冶铜遗址，其产品输出远超本地区之外，应属于国家行为的大规模采冶活动。这种对关系国家命脉的青铜冶金业的专营控制，是高度集中的政权运行方式的体现，而且对夏王朝以后古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博冶金考古与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脉络的探索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一向重视金属资源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贡献的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对垣曲商城的发掘工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人们逐渐认识到，垣曲商城的主要功能就是控制晋南的铜、盐资源，保障这些重要的战略资源能够顺利输送到商王朝腹地。

　　21世纪初，我们在晋南的运城盆地开展了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目的是从聚落考古的角度，探讨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在中条山内外河谷阶地上，发现了很多冶铜遗址，由此拉开了我们在该地区开展冶金考古的序幕。稍后，我们的调查以及在绛县周家庄、西吴壁遗址的发掘工作，都先后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同阶段的课题当中。另外，我们还与高等院校合作，积极探索文明探源与冶金考古相得益彰的研究路径，如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考古团队在中条山一带开展了多次早期矿冶遗址的联合考察。

　　近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继续从金属资源视角，瞄准中华文明探源的关键领域，有针对性地在重点、难点上下大气力，在晋南地区开展了冶金考古的专题研究。从2018年开始，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发掘了绛县西吴壁遗址。这是我们在运城盆地调查中发现的面积大、保存好、冶铜遗存丰富的遗址，经连续数年发掘，揭露出了大量夏商时期的冶铜遗存，包括矿石、炉渣、残炉壁和各种石器等与冶铜相关的工具。经初步科技检测发现，从夏到早商，铜炼渣中的含铜量在降低，意味着单位矿石的产铜量在上升、冶炼技术在提高。而且，实验室分析表明，该遗址的冶炼产品主要是红铜（即纯铜），假如本地冶炼的铜锭主要提供给王朝都邑，这就意味着王朝中心铸造青铜器所需的铅、锡等合金原料另有来源。

　　西吴壁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铜矿开采与都邑内青铜礼器铸造之间红铜冶炼环节的重大空白，完整地呈现出中原气派的青铜产业链全貌，并且对于探讨夏商王朝崛起与开发、利用和控制铜这种重要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在西吴壁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冶金考古专业人员始终全程参加田野发掘，提取样品并进行实验室检测分析，做到了科技考古、田野考古与综合研究的充分结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在围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脉络的探索中，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在多学科联合攻关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在冶金考古和科技考古等其他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作为中国考古的一分子，各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在新时代都获得了长足进步，也正在与整个学科、整个行业一起茁壮成长。我们肩负着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未来可期，我们将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努力的工作，去争取更辉煌的成果。（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9月23日第24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