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德国人谢里曼凭借混合着神话的传世文献《荷马史诗》开启了探寻古希腊文明的旅程，并且准确找到了特洛伊古城的位置（只是层位有误）。谢里曼并不是当时唯一这么做的人，但他是最幸运的一个。20世纪30年代，古希腊、古埃及、两河、古印度、玛雅、印加文明等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基本都已被发现，这其中也包括以殷墟为代表的中国商代文明。除中国文明之外，所有其他古代文明都由西方学者发现。在殷墟发掘之前，王国维利用这里发现的甲骨文与文献相印证，确认了文献所载的商代先王世系。殷墟的发掘进一步证实了商代历史的可靠性，世界有关最早中国文明的认识也一直定格于此。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从“夏商周断代工程”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关最早中国文明的认识不断推陈出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突破了已定格的认识，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提供了扎实的证据。如何认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学术意义是一个重要问题，这里拟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简要考察与展望，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

　　学术史方法

　　风物长宜放眼量，从学术发展历程中来考察一项研究的影响，无疑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其学术意义。具体操作过程中，常用的方法是按时间阶段划分发展进程，但这种方法过于简单，学术史的研究需要更具体、更深入的方法论。分层—关联的方法是一个合适的选项，它强调从时间与空间纵横的两个维度分析一项研究所处的外部与内部关联。所谓外部关联包括时代背景、社会思潮与相关学科发展；内部关联则指学科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内外关联既可以分层考察，也可以从整体上考察。从整体上看，外部关联可以有不同的理论维度，如福柯的“知识型”，这里用“时代精神”来统合；而对整体上内部关联的考察可以采用“范式”的概念，具体在考古学研究中，包括核心概念纲领、支撑理论方法与实践体系三个部分。这里的考察主要从整体上进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模式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项目，经过20年的实施，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经典模式，学科发展的标杆。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秉琦在区系类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华文明探源的学科重大课题，强调要研究中华国家、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并提出了“古国理论”，即古文化—古城—古国的三部曲，通过考古学文化、古代城址的研究来探索文明化进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聚落考古的方法也被引入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古城研究更加系统化，以聚落体系的形式更充分地体现文明化进程。

　　从学科的外部关联来看，当时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在国际化的潮流中，建立中国文化、民族与国家的认同具有时代必要性。从学科的内部关联来说，区系类型理论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其作用在于重建史前史的时空框架，它本身并不会阐释考古材料的意义，而中华文明探源课题的提出，就为区系类型理论提供了阐释的方向。

　　严格地说，苏秉琦并不是中华文明探源课题的开创者，按照张弛的研究，百年中国考古学一直具有两个显著的主题：民族与革命，前者的目标就是要重建国史，后者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演化序列。重建国史的目标从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初就已存在，1949年以前，由于缺少诸如“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等理论工具，加之田野工作有限，只是初步了解到从仰韶到龙山的文化发展序列，对于文明化进程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主题是以革命为主，同时也缺乏有关与文明起源相关的、专门的田野考古工作，这个局面大致持续到80年代初辽西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秉琦提出了中华文明探源的重大课题以及研究该课题的古国理论，为学科发展指明方向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途径。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明探源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核心任务，从研究进展看，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80年代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提出，文明探源作为重大课题提出并影响到考古学研究，但受制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与研究组织，研究尚不系统。第二个阶段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工程本身持续时间不长，只有五年，但加上前期的酝酿与后期的争论，由此形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受研究计划所限，这个阶段具有过渡性质。第三个阶段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面系统实施的阶段，经过20年的持续努力，文明探源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从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文明探源是一以贯之的任务，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所以有今天的成果，与前期的探索和学术积累密不可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中国考古学核心任务的当代延续。从外部关联来看，最近20多年，中国崛起是一个举世瞩目的现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不再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正在实现的计划，文化自信逐渐成为时代强音。了解中华文明的由来是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考古学是一门以“增量历史”为主要特征的学科，尽管它也会以实物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解构部分不实的文献记载，考古学的主流是通过持续不断的考古新发现增加新的信息。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中，反思、批判或解构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一直是重要主题之一，这也是面对西方的文化优势的一种必然反应。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一主题发生了改变，新的时代精神诞生。

　　从学科内部关联来看，随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田野考古工作大幅度增加，有关中国早期文明的考古发现不断积累，尤其是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遗址的深入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中国文明模糊的面貌。在此过程中，科技考古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手段，而这又离不开科学硬件设施的大幅度改善与研究队伍的壮大。这个阶段也是中国互联网迅速发展时期，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扩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考古公园、博物馆等的建设极大地丰富了考古学的实践。简言之，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都在不断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使得该项工程不断滚动，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项目的典型代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所以成为典范还因为它回应了学科内外的重要关切，把学术研究与当代文化建设较好地联系起来，赢得了国内外学界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吸引了广大民众。该项目充分发挥了中国科学研究的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整个项目的参与者有十余个学科数百位学者，间接参与的学者难以计数。在现代学科高度专业化的背景中，要完成学科的交叉合作，困难可想而知。在这个过程中，以考古遗址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发挥了核心作用，让多学科的合作落到了实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需要理论、方法、材料的系统组织，而这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并不常见。文明探源涉及的相关概念与理论研究，进一步分解为具体的指标，如聚落体系的层次、墓葬的等级、手工业分工的程度，这种研究方式在逻辑上具有演绎的性质。在文明起源的探讨中还借鉴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的成果，在逻辑上具有类比的性质。而中国考古学研究通常依赖归纳逻辑，因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拓展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路径，更充分地发挥了考古学在文明探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为中国考古学的经典成功模式。

　　启示与展望

　　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制订了宏伟计划，可惜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围绕考古学的大型学术发展计划除“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外，还有“考古中国”以及科技部有关中国早期人类起源等研究项目。这些项目都有较为长远的规划，属于大科学的范畴，有利于发挥体制组织上的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大科学与小科学的关系是辩证的，小科学投入少，更多以研究者个体为中心，更加灵活，在学科基础理论的探索上往往更有优势。相比于丰富的考古发现、先进的科技方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有关文明起源的基础理论研究上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这方面，充分发挥小科学的优势，将有可能形成丰富的理论研究，更进一步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

　　从学科研究内部关联来说，范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以既定的概念纲领为中心，支撑理论方法形成相应的实践体系。在考古学研究中，文化历史、过程、后过程考古是三个主要的范式，表明考古学的研究范畴不断拓展，三者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当然，不否认成熟的范式排斥新范式的情况。当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依赖的范式主要还是文化历史考古的，下一步可以借鉴过程、后过程考古的范式，拓展研究文明起源的机制与原因，深化中华文明文化意义的阐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至今，中华文明一直在不断融合其他文明的成果，丰富自身。因此，从世界看中国与从中国看世界，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视角，这就需要在未来更好地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中国考古学正在走向世界，我们需要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认识世界上丰富多彩的文明，在整个世界的背景中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色。（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9月23日第24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