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李岗时代是以裴李岗文化为始点，终于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初期的历史时期。“裴李岗时代”一词，至迟1996年就已经有人正式提出，但未加详细论证。目前，裴李岗时代的各支考古学文化与仰韶时代相比，均呈现出更为原始的文化风貌，将该阶段正式命名为裴李岗时代的时机已经成熟。只是究竟把裴李岗时代划分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还是中期，仍有不同看法，大体可归纳为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其属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或早期的偏晚阶段，二是认为其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我们认为，无论持何种具体意见，把裴李岗时代独立出来，与仰韶时代、龙山时代列为中国史前社会的前后三大阶段是毋庸置疑的。

贾湖遗址出土契刻符号 图片来自作者

　　文化谱系

　　同属裴李岗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华北地区的磁山文化和北福地文化、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和城背溪文化、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以及顺山集文化等。

　　东北地区主要有兴隆洼文化。兴隆洼文化的陶器均为夹砂红陶，器形以斜口直壁的筒形罐为主，筒形罐上一般装饰有三段式纹饰。兴隆洼文化分布虽广，不同地区的文化内涵却有所差异。随着阜新查海遗址和平谷上宅遗址的发掘，学界出现了将以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阜新市一带为中心的查海文化和分布于蓟运河上游地区的上宅文化独立于兴隆洼文化之外的意见。20世纪80年代中期，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陶盂和陶支脚，但形制和磁山文化有所不同，故有学者提出北福地文化类型或北福地文化。

　　黄河中游主要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或大地湾一期文化。裴李岗文化出土陶器丰富、类型多样，典型器物有双耳罐、平底钵、圜底钵、三足钵等。磁山文化典型器物有陶盂和陶支脚等，盂一般为直壁筒形，显然受到了东北地区筒形器的影响。老官台文化出土的深腹罐、圜底钵大都带有三足，呈半球形的圜底深腹罐也是老官台文化的一大特色。

　　海岱地区发现的后李文化典型遗址有淄博后李、章丘小荆山、章丘西河遗址等。后李文化陶器以圜底器为主，尤以圜底釜为多。纹饰装饰也较简单，一般仅于口沿装饰花边纹，有些器物腹部也装饰附加堆纹和绳纹。多数圜底釜的口沿下方仅装饰简单的花边纹，圜底釜的口沿下装饰四个微凸的扁圆形鋬手，这种器形已经传播至淮河中下游地区。

　　淮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有双墩文化和顺山集文化。作为几大地理区域之间的过渡区域，淮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特征同时带有周边各地区的文化因素，在周边区域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着桥梁作用。

　　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谱系十分复杂，最早的文化类型是主要分布于洞庭湖平原之上的彭头山文化，此后又有所扩展，并分化为皂市下层文化和高庙文化，在长江三峡东部至江汉平原之间的长江沿岸又发展出了城背溪文化。长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各种圈足器，器形以圈足盘、圈足碗和圈足尊为主。

　　长江下游地区裴李岗时代发现的遗址较少，可以确定的文化类型目前仅有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两种。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均发现了两种文化类型的上下叠压关系，蒋乐平认为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反映了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由浙中丘陵地带向东部平原挺进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华南地区裴李岗时代目前发现的文化类型较少，有代表性的主要为顶蛳山文化和甑皮岩第五期遗存。顶蛳山文化遗址均为贝丘遗址，以螺壳为主要堆积，并包含大量陆生动物的骨骼。该文化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常见的陶器有圜底罐、釜、高领罐等。甑皮岩遗址为一处洞穴遗址，在裴李岗时代后即废弃。该文化遗存陶器数量较多，器类包括敞口罐、高领罐、敛口釜、直口或敛口盘口釜、支脚、圈足盘和豆等，羼和料主要为细方解石颗粒或石英颗粒，色泽一般呈红褐色。

　　聚落形态

　　裴李岗时代的聚落形态，在裴李岗文化的唐户遗址、兴隆洼文化的查海遗址、兴隆洼遗址和彭头山文化的八十垱遗址等都有较充分的体现。聚落常见氏族村落内部房屋分组和墓地分片的聚落形态，表明裴李岗时代一般有氏族和家族两级社会组织，只是家族的区别不像仰韶时代的聚落表现得较为清晰。

　　查海遗址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址30余座、墓葬5座，外围还建有一道壕沟。聚落中居住区明显经过人为规划，房址成排分布，平面形状均为圆角方形，均为西北—东南方向，房址周边分布着一些灰坑。该聚落中的房屋已经有了面积上的差异，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大型房屋内还出土了形制较为精美的石器和陶器，可能具有特殊功能。查海遗址发掘墓葬30余座，其中大部分在“中心”墓地内，极少数为居室葬，多南北向，仰身直肢，墓室内大部分有随葬品。

　　唐户遗址三面环水，地势北高南低。已发掘区域的房址可分为南北两组，每组房屋沿西北—东南方向分为两排，一些墓葬分布在居住区附近。房屋形状以圆形和圆角方形为多，均为半地穴式，房址周边分布着密集的灰坑。发掘区的中部偏东，可能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墓葬区。八十垱遗址西、北两面有河流环绕，东、南两面则建有壕沟，防御措施严密。聚落中的房屋主要为干栏式建筑和地面建筑，聚落中房屋和墓葬没有明确规划痕迹，墓葬大部分为二次葬。

　　裴李岗文化的墓葬制度，以水泉墓地、贾湖墓地为代表。其中，尤以水泉墓地为典型。水泉遗址聚落内发现了120余座排列整齐的墓地，北距居住区约50米左右，其中除10座墓葬零散分布之外，其余110座墓葬均排列整齐有序，自西向东、由北向南共18排，各排墓葬数量不等。墓地自东向西分为三群，各群之间有大片空地和较多窖穴隔开。通过进一步研究，每群墓葬中均含有早中晚三段墓葬，表明在同一时间段死亡的人们分别埋葬在三个墓群之中。贾湖遗址共发现墓葬349座，遗址西、中、东部都有分布。墓葬大多分布较为密集，在西部有三个墓群均存在墓葬层层叠压的现象，且早期墓葬和中晚期墓葬的分布情况有很大差异。

　　综合几个代表性聚落形态，裴李岗时代各地区的聚落呈现出以下整体特征。第一，从聚落规模和数量上看，聚落整体呈现规模小、数量少的特征。聚落面积大都为数万平方米，且由于年代久远，有些聚落延续时间较短，得以完整保存的聚落数量极少。第二，从聚落规划和布局来看，裴李岗时代的多数聚落已经有了人为规划的痕迹。墓葬区、居住区之间有了明显的界限，房屋和墓葬又可分为数个小组，每组房屋和墓葬的排列也较为整齐。第三，从房屋建设和规模来看，裴李岗时代的房屋建筑技术仍停留在较为原始的阶段，房屋内部的布局也较为简单。第四，从聚落中不同房屋性质来看，裴李岗时代的房屋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功能差异。这些特征都说明了当时人们的定居生活十分稳定，生产方式由以采集狩猎为主开始向以农业为主转变。

　　生业经济

　　裴李岗时代的生业经济取得了显著发展。目前，已有学者对裴李岗时代的生业经济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赵志军认为，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时代前期，中国农业起源分为南北两区，黄河流域是以种植粟和黍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地，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以种植水稻为代表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地。到了距今8000年前后的裴李岗时代后期，我国农业出现以采集狩猎为主、农耕生产为辅的经济形态。笔者认为，浮选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尽管可以发现和丰富当时的农业遗存，但由于浮选标本的代表性，不一定与实际状况完全相吻合。因此，必须综合遗址出土的农具等，才能得出符合当时经济状况的结论。

　　进入裴李岗时代后期，长江下游的跨湖桥遗址不仅发现了千余粒炭化的稻米、稻壳等稻作农业遗存，而且出土了骨耜、木铲等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城背溪文化均发现了夹炭陶，八十垱遗址中还出土了近万颗水稻遗存。淮河中下游地区双墩文化的陶器上发现了栽培稻的稻壳印痕，并提取出了栽培稻的淀粉粒遗存，顺山集文化也发现了炭化稻米遗存。因此，笔者认为，在裴李岗时代后期，农业已经得到初步发展，很可能已经与采集狩猎旗鼓相当，甚至进步地区已经占据了更为突出的经济地位。

　　长江下游地区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海洋资源丰富，生态环境相较于其他地区较为良好，适宜野生动植物生存，渔猎在生计方式中占比较大。井头山遗址更是将先民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展现得淋漓尽致。遗址中发现的大量贝丘堆积，出土的百余件与渔猎有关的木器，还有编制而成的渔具，都生动地还原了8000余年前井头山遗址中人们的生活状况——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渔业捕捞，兼有采集、狩猎以及早期稻作农业。井头山遗址的先民创造了一个文化内涵丰富的聚落，并对后续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江中游地区因为临江，渔业资源的优势也较大。

　　岭南地区的裴李岗时代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以直接采集的块茎类植物为主，动物遗存以鱼类、贝类和其他野生动物为主，并未发现稻作农业遗存，说明当时岭南地区的生计方式仍为狩猎采集，农业似乎尚未发展。

　　宗教、艺术和文字起源

　　裴李岗时代的艺术与宗教取得了显著发展。彩陶文化在一些地区开始萌发，可能为裴李岗时代早期文字的一些刻画符号也出现在陶器和龟甲等载体上。此外，音乐艺术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种类各异的乐器出土于不同遗址，骨笛、龟甲响器、埙等乐器的出现，表明裴李岗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与艺术一同发展的还有宗教。裴李岗时代的宗教还比较原始，但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祭祀用品和祭祀遗迹，人们对神灵的崇拜更加虔诚，自身的信仰体系也逐渐完善。艺术和宗教的发展代表了裴李岗时代人们精神世界的进步，也侧面反映了社会复杂化的滥觞。

　　在贾湖遗址的信仰体系中，龟灵崇拜凸显。这主要体现在与祭祀有关的奠基、墓葬等方面。有些墓葬中随葬的是成组的背腹甲和完整的龟壳，有些是单个的完整龟甲，有些则随葬了龟甲碎片，并且多数伴出石子。其应为一种原始乐器——龟甲响器，可能为当时的人们占卜或其他宗教仪式之用。目前，贾湖遗址共发现十余例带有刻画符号的龟甲和陶、石、骨器，其中龟甲刻符最多，这些刻画符号有的与甲骨文的一些字形十分相近，应与宗教仪式有所关联。贾湖遗址出土的龟壳上面刻画一“目”字，一些古文字学家认为它与商代甲骨文具有渊源关系，可以说是最古老汉字的遗留。

　　雕塑艺术早已出现，如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陶塑动物猪、狗等，体型虽小但刻画精致。白音长汗遗址的宗教类遗存中也存在石雕艺术，一座房址中出土的一尊石雕人像位于房址中心处石板灶的后侧，并面对灶址和门道，因人像表现的是裸体孕妇形象，故这尊石像也被称为“女神像”，这是辽西地区发现最早使用女神像作为宗教神像的证据。

　　贾湖遗址出土的25支骨笛，是中国发现最早的吹奏乐器。有的迄今仍能吹奏出动人的歌调。但这些乐器在当时可能不仅仅是怡情的工具，更可能是祭祀活动巫师通天时用来吹奏“神乐”的神器。9000年前的贾湖人已经拥有了一套完善的宗教信仰系统，并有了与之配套的宗教仪式。

　　兴隆洼文化已经开始制作玉器，兴隆洼、查海遗址都发现了玉玦、玉匕等玉器，且当时的人们已经采用了成熟的砂绳切割技术制作玉器，说明制玉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高度。这些玉器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之中，作为随葬品与墓主人一同长眠于地下。虽然当时的玉器并没有后世那么精美的雕琢与刻画，但辽西地区人群的重玉传统在那时已经扎下了根，玉器在宗教系统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为仰韶时代玉器的广为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随着对裴李岗时代的整体研究日渐深入，我们意识到，中国史前各支考古学文化的具体划分仍有待深入；对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性质的研究更有待持续开展；当时的艺术究竟还有哪些重要成就，至今所知不多。至于刻画符号的认识更是有待深入。这些都亟须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得到解决。（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0月19日总第25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