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元代为巩固辽阔广大的疆域、促进交流、通达贸易，继承了古代行之有效的符牌制度并有所创新。元代符牌可通行全国各地及蒙古四大汗国，域跨欧亚大陆，有学者称之为“国际通行证”。这些符牌流传至今已极为罕见，目前世界范围内公开所藏的两件“铁质银字圆牌”中，即有一件是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李永平接受专访时表示，被收藏和展陈的这块符牌十分珍贵，在名气上，虽不如同馆收藏的绝世孤品铜奔马名闻遐迩，但其对认知和了解元代符牌制度，八思巴文文体和语言，以及元朝时期东西方人文商贸交流和融合等，均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和研究价值。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是如何被发现的？铸造和使用的历史背景又是怎样的？

　　李永平：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元代八思巴文虎符圆牌(又称“八思巴文银字符牌”)保存十分完整，是文物工作者从兰州废金属仓库中征集所得，后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这枚符牌造型设计精巧，纹饰细密流畅，不仅是元朝制定符牌制度的实物证明，也让我们对元代金属手工业技术留下深刻印象。

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戴文昌 摄

　　该符牌为铁铅等合金质地，通高18厘米，径长11.7厘米，重247克。文字为银质，两面镶嵌凸起的元朝官方文字八思巴文正体字五行，一正一反，意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不从者治罪”。这面银字圆牌虎符，是诸王公为军情急务遣使者，或朝廷军政急务遣使所用的信物。

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戴文昌 摄

　　元代符牌的种类很多，有金虎符、金符、银符、海清符和圆形虎符等数种，金虎符为万户佩用，银符为百户佩用。海清符是圆牌，质地有金、银、铁三种，它是元代前期有军国紧急大事时才能使用的符牌。后来改用圆虎符，有金、银两种，其区别在于遇军情的缓急而有所不同。

　　中新社记者：与历代王朝的符牌制度相比，作为八思巴文文体和语言载体的这一银字符牌，如何体现多民族文化、思想、语言等交流和融合？

　　李永平：中国古代并没有身份证，但却有两样与身份证相似的证件，那就是符牌与传信。相比较而言，符牌侧重于表明身份，传信侧重于准入通行。追溯符牌的历史，它曾是中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调兵遣将、任命官员、赏赐功臣、通行关隘、表明身份，以及用于各种军政、经贸、传驿、查验等事务的一种凭证信物。

　　符牌在不同时期其名称和形制及作用亦不尽相同，经过历代相袭沿用，规制完善，符牌制度也成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典章制度。到了元代，它继承了前代的符牌制度，但又有所创新，比如文字方面选择八思巴文，并且赋有“皇帝意志不可抗拒”的自然法权。

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戴文昌 摄

　　既然历朝历代的各种符牌种类繁多，并在近现代都有出土，为何八思巴文银字符牌能脱颖而出成为“镇馆之宝”？是因为世界上仅存两件，并且它是保存最完整的，这就体现了它的珍贵性。

　　元朝建立前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语言文字庞杂，政令下达颇有不便，元世祖忽必烈遂命藏传佛教大师萨迦派喇嘛八思巴重新创制蒙古文字，即后来的“八思巴文”，也称“蒙古新字”。作为一种基于蒙古文和阿拉伯文相结合的官方密文，它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官方文书和符牌之上。

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局部。戴文昌 摄

　　提起八思巴文，就要提及发生在甘肃武威市的著名历史事件“凉州会盟”(又称“凉州会谈”)。公元1247年，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皇子、西路军统帅阔端在武威白塔寺举行“凉州会谈”，并颁发《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西藏从此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作为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同行的八思巴亦见证了此次事件。

　　八思巴文创立之后，多是在元朝本土和蒙古四大汗国官方层面流通，统治者并没有去破坏其他民族的文字、语言或是在民间强制推行。“蒙古铁骑”在南征北战过程中也比较尊重各地区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包括汉字在内的不同民族文字和语言得以保存，并实现了互鉴共荣，客观上又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在元朝广大的民间社会，通行的仍是汉字。因此，八思巴文仅供元朝官方使用了110年，符牌制度也随着元朝的覆灭逐渐被废弃了。

　　中新社记者：元朝以符牌制度为代表的施政方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这对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西方交流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永平：在很多人印象里，古丝绸之路在宋金之后就日益凋敝，但这只是相较于海上丝绸之路而言，略显“黯淡”。事实上，陆上丝绸之路在元代并未衰落，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历史存在感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被发扬光大。

　　据研究表明，八思巴文银字符牌很可能就出土于甘青两省境内，加之新中国建立后在新疆伊犁、喀什和库车等地出土元代青花瓷等持续考古发现，都可以反映出元代丝绸之路的畅通。

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戴文昌 摄

　　根据史料记载，元朝虽是“靠马上征服天下”，但他们实际上非常重视中原地区与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流，中央政府不仅通过官方命令去保护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和使团，还专门设置官员和军队去保障沿线的交通通畅。

　　彼时，来自西域的大量色目人进入中原地区，接受和学习儒家文化，还成为儒家文化的传播者。他们通过对儒家文化的熟悉和掌握，有些还进入元朝宫廷任职。大规模的西方商队和使团也从地中海沿岸到达元朝，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这一时期较大规模向中原传入。元朝也多次派出使节到访过欧洲诸国。

　　这其中，就包括意大利著名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他在告别元世祖忽必烈，随使者护送阔阔真公主出嫁伊尔汗国时，元世祖赐予金符牌两面；当马可·波罗要从伊尔汗国返回意大利时，阔阔真公主也赐予他金符牌四面。

　　总而言之，在元朝统治时期，东西方之间沿着丝绸之路的交流，可谓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盛行的元曲中，从戏剧语言、表演艺术、人物塑造等都有明显“东西交融”的标签和印记，而随着交流的更加广泛，来自西域的饮食方式和各种调味品也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原地区，进一步丰富了中华饮食文化的餐桌。

　　中新社记者：历时近千年之后，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留给今人哪些文化思考？其对“一带一路”建设有哪些借鉴和启示意义？

　　李永平：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在畅通东西方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直到如今，在古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包括敦煌石窟在内的不少文化遗址内，仍保留了珍贵的元代壁画和彩塑，以及不少出土文字文物和文献资料。更难能可贵的是，出现了多种文字的并行呈现，体现出互相包容和平等相处的理念。

　　学史以明智，鉴往而知来。时至今日，“一带一路”建设也是从历史中“取经”，通过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从而实现合作共赢。其实，与其他文明和文化的深度交融，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对外交往的主旋律，广泛吸收各民族文明的优秀成果，也是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历史基因”。

　　受访者简介：

　　李永平，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甘肃敦煌学会理事。30多年来，从事研究工作以甘肃出土汉代——魏晋简牍帛书文献、甘肃古代历史文物为主，兼及博物馆学、近现代文物。《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展》《茶马古道——西南丝绸之路文物展》等的大纲执笔人之一，主持课题《甘肃新出土魏晋十六国文献研究》。

（图文转自：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