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艺术与神话同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我们已经相当习惯于把政治看做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决定因素，然而，认识到它对古代中国也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人却并不多。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将得之于考古学的，以及文学和艺术的材料与观点结合起来，对此作一番论证。

　　因而，本书具有双重的目的：其一，提供一个基本的视界，从性质与结构两个方面对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国文明进行观察；其二，力求证明：如果我们能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这对于古代文明，至少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研究会大有裨益。这个观点正是我十年来所反复强调的。

　　“古代中国”一词，包括了公元前2000年中的主要阶段。在此期间，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历史文明——夏、商、周三个王朝。按照传统纪年表，夏朝的年代为公元前2205—前1766年，商代为公元前1766—前1122年，周代为公元前1122—前256年。除最后一个数字以外，其余的年代均有问题。专家们为此聚讼纷纭，仅周朝的起始日期便有不下十八种说法。这些技术性争论是非难断，就本书的宗旨而言并不重要，因而我们采用整数来标定三个王朝的年代：夏朝为公元前2200—前1750年；商朝为公元前1750—前1100年；周朝为公元前1100—前256年。

　　夏之前的时代，即中国的史前史，可根据两种资料予以重建。第一种是三代文献（其实大部分为周代后期所撰）中涉及公元前2200年以前的神话传说，其中多为古代英雄圣贤的事迹。这些传说至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才经整理而构成三皇五帝的体系（图1）。关于三皇五帝，其说不一。按照最流行的观点，三皇为伏羲（人类始祖），燧人（一说祝融，发明用火之人），神农（发明农耕之人）。五帝则通常为黄帝(文明创造之人)，颛顼(在他的手里天与地分开)，帝喾，尧，舜。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这些英雄圣贤一直被当做真实的历史人物。近几十年，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才宣称：他们即使不都是，至少大多数是古代宗教里的人物，而在周代后期和汉代被人们“历史化了”。

图1：山东嘉祥武梁祠（2世纪中叶）汉画像石中的中国古代传说人物（三皇五帝）。上面一行是传说中的英雄和圣人，以及夏朝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君主。从右到左：人类始祖伏羲和女娲，他们的两尾相缠；祝融，火的发明者；神农，农耕的发明者，手持木耒；黄帝，文明缔造者；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大禹，夏朝建立者；最后一位是夏朝末代君王桀

　　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第二类资料来自考古学。发掘古代人类及其文化遗迹的科学考古学为20世纪初，由西方和日本传入中国。人们通过考古发掘，不断揭示着史前文化的面貌：它肇始于约二百万年前人类早期祖先的出现；随着时间的推进，约四十万年前诞生了著名的北京猿人；约一万年前出现了家畜的饲养与农耕，随之而来的是农业聚落的成长壮大，直到三代文明的前夜。有些晚期史前文化，或许为某些神话英雄所创造；但史前的人们，却并未留下可资后代认识其英雄的文献资料。

　　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既有文献可征，又有遗迹可寻的第一时期。当然对夏代而言这并不准确，我们至今未找到夏人留下的片言只字。但商、周两代却有文字记载为依凭。然而，许多与三代有关的后代文献，其实已为商、周的材料所印证。因此，有关夏代的记载，较之有关史前(夏代以前)的任何材料大概都更为可靠。此类“后代文献”主要包括：公元前1000年后期编成的儒家经典，如《易》、《诗》、《书》、《春秋》及各家传，主要是左丘明的《左传》。还有《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和《周礼》。《楚辞》中也保存了三代的有用资料，它是周末中国中部地区几位楚国骚人的诗歌汇编。有关材料也见于《论语》、《孟子》等哲学著作。公元280年，河南汲县出土几部竹书，其中有《纪年》（又称《竹书纪年》）、《佚周书》和《穆天子传》。传至今日虽是断简残篇，但其中既有丰富的史料，又有很多神话传说和文学的资料，对了解夏、商、周时期中国人的生活颇有价值。

图2：近年发现的秦代简牍（左）和汉代帛书（右）

　　近年出土的秦汉简牍帛书，为三代有关文献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这些资料多记录在三代以后的竹木简册和纸、帛书上，因埋藏地下两千年，已趋腐坏)。（图2）古代器物和铭文等新材料也已披露于世。除了对考察青铜时代生活面貌必不可少的石、陶、木、竹器物及丝绢和青铜器之外，考古学又为我们提供了其他文字材料，主要是商代和周初的甲骨卜辞（图3）和青铜礼器铭文。

图3：近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卜骨

　　本书以上述所有形式的史料为依据，对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并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寻求答案：文明以及与其形影不离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从材料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文明的演进之所以同王朝相伴随，是因为这里也同其他任何地区一样，文明不过是社会少数人，即王朝积累财富的体现。在此我们可以证明：财富积累需首先凭借政治权力的行使来实现；而政治权力在中国的成长，又为几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因素所促动，它们是：亲族层序系统，统治者的道德权威，武装力量，对神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如借助祭祀、艺术和文字运用等手段),以及对财富本身的独占。研究这些因素的演变历史，能为我们提供一些说明古代中国政治权力产生的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只要这类政治权力演化的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课题，中国的例证便会获得超越地域的价值。

　　本书将三代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来处理，命之为“古代中国”。无论我们怎样给这一时期下定义，古代中国由始至终的政治文化特征都具有许多重要的共同点，这些特征甚至延续到三代以后的时期。因而我相信本书的划分是可以成立的。公元前600—前500年间，青铜时代开始为铁器时代所取代，中国社会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力求严谨的学者或许会认为，本书标题中的“古代中国”,只能指夏、商两代及春秋中叶以前的周朝。然而他们会看到，本书把春秋中叶以后的大量材料都纳入了古代艺术、神话与政治这个包罗万象的模式当中；这个模式也同样可用于更晚的时代。

（图文转自：“三联学术通讯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