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巨著《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在金文研究發展史上的重要位置，學術界早有肯定性評價。著名古文字學泰斗唐蘭曾於1934年3月爲《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作序强調：“後之治斯學者，雖有異同，殆難逾越。”（見《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第382頁）唐蘭預言，後世學者在具體銅器的斷代上“雖有異同”，但郭老構築的學術體系，即“西周繫以年代，東周區以國別，……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則“殆難逾越”。換句話説，《大系》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意義。1983年3月，另一位古文字學家張政烺在郭老逝世後，發表《郭沫若同志對金文研究的貢獻》一文，又曾指出：《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和《考釋》，“是郭老對金文研究的最大貢獻”，“這部巨著在當時出版意義是很大的”。“一切要研究中國社會發展史的人都要從這裏找材料”，“它是銅器研究的一根標尺，專家學者定銅器年代，考銘文辭義，釋古代文字都要檢查它”，我們在方法上“無一不是在郭老開闢的這條道路上向前邁進的啊！”

　　但是，數十年來，大家對郭老的金文研究、對郭老代表作《大系》的成書歷程，泛泛而談者居多。1992年，爲紀念郭沫若誕生一百周年，林甘泉、黃烈曾主編《郭沫若與中國史學》一書，筆者承乏撰寫“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章，仍然流於泛泛，並未對郭沫若的金文研究貢獻進行深入探討。現在高興地看到，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2019年畢業博士生李紅薇的優秀論文《郭沫若金文著作的文獻學研究——以〈兩周金文辭大系〉爲中心》，並且獲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已接受出版，堪補前人的不足。承彼索序，甚感喜悅。

　　李紅薇的導師吳振武教授，是著名古文字學家于省吾的弟子和賢婿。這本書體現了作者既具較高的古文字學修養，又對文獻學校勘方法有嫺熟掌握，潛移默化的傳承關係十分明顯。其可貴之處是通過不同版本《大系》的潛心核校，作出了三個方面的貢獻：（一）釐清了郭老《大系》的成書經過。郭沫若是在大革命失敗後，被迫流亡日本的艱難條件下，爲了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探究中國古代社會而進行古文字研究的。就青銅器銘文來説，當時僅有王國維《宋代金文著録表》和《國朝金文著録表》可供檢索，郭老在自己没有什麼藏書的情況下，主要依靠日本文求堂店主、國內容庚等人，以及其他中外學者的幫助，搜集所需資料，盡可能找到拓本和照片（如無拓本和照片，則代之以摹本和綫圖）。從1932年1月出版《兩周金文辭大系》最初的本子，到1935年出版《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3月）和《考釋》（8月），歷時三年。其間，兩年“大致備齊”所需圖像及拓本，再用一年編纂成書，這是何等的不易。（二）發現“全集版《大系》存在不少問題，1957年修改版才是最接近作者原意的學術性善本”。1957年12月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是作爲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的“考古學專刊甲種第三號”。當時由考古研究所圖書室提供考古所前身原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舊藏日本文求堂1935年本爲底本，又由陳公柔從考古所圖書室借出于省吾舊藏金文拓片進行抽換，據統計約有230件。郭老在1956年10月30日所寫增訂序記中提到：“此次增訂，拓本多經選擇更易，務求鮮明。摹本刻本，凡能覓得拓本者均已改換。器形圖照亦略有增補，而於著録書目則增補尤詳。關於圖書照片之蒐集耑賴考古研究所各同志之協助，其繙檢移易則黃烈同志一手之烈也。”（據《夏鼐日記》記載，黃烈曾於1958年1月18日到考古所找夏鼐“談《兩周金文辭大系》出版事”。） （三）以《大系》爲中心，參以郭老其他著作及相關史料，找到郭老觀點變動的時間節點及其關於某個問題的最終看法，依照《大系》所收銅器的順序，梳理郭老學術觀點的發展脈絡。著重介紹對器物斷代、字詞考釋、銘文釋讀等重要觀點的產生與變動過程，從而使讀者一目了然。

　　關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的編輯出版，編後記説：“《考古編》的編輯工作由編委夏鼐負責，黃烈協助，張政烺任顧問。……全部編輯、校勘、注釋工作由傅學苓承擔。”又説某幾卷，“夏鼐，張政烺先後負責審閱、定稿”。筆者認爲，這與複雜的歷史情況有一定出入，有責任和義務根據所知情況向讀者作些補充交代。

　　郭老關於甲骨金文著作的編輯，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即列爲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的“考古學專刊甲種”（即專著類），除前已述及的《大系》1957年本外，曾於1961～1965年出版《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和《甲骨文字研究》《殷契粹編》三種，編爲“考古學專刊甲種”第七、十、十二號。當時，考古學專刊的編輯工作在夏鼐的領導下進行，主要親自審閱、定稿田野考古方面專刊（丁種），古文字方面委託陳夢家掌握，具體編輯工作都由徐保善負責，科學出版社則大約從1958年起由傅學苓任責任編輯。

　　陳夢家被錯劃爲右派分子後，傅學苓往往直接向夏鼐和徐保善傳達郭老對自己著作出版的某些意見或經郭老同意的她的某些建議。夏鼐不在自己辦公室時，筆者曾接待過她。大約1961年傅學苓經于省吾作媒成爲張政烺夫人，編輯工作中張政烺隨時充當“顧問”自屬當然之事。六十年代初出版社之間進行業務分工，社會科學方面著作從科學出版社劃出，考古學專刊中的田野考古報告轉歸文物出版社，古文字方面著作基本上轉歸中華書局；但郭沫若院長的著作特殊處理，仍留在科學出版社，由傅學苓相應的專司其職，有關資料也都交她保管。前此，考古所曾將《殷契粹編》和《卜辭通纂》的曬藍本寄給于省吾徵求意見。《殷契粹編》編爲“考古學專刊甲種第十二號”出版時，考古所將全部拓本更換成鳩工新拓的善齋拓本（出版後收回）。《卜辭通纂》編爲“考古學專刊甲種第九號”，傅學苓爲該書增編的索引得到郭老首肯，但未及出版。郭老在二書考釋部分添加的眉批中，采納了于省吾批注的部分意見，眉批由考古所編輯室人員邵友誠抄清。另外，還擬將《金文叢考》編入“考古學專刊甲種第八號”，又由傅學苓收集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發表的二十多篇文章，也編入“考古學專刊甲種第九號《金文叢考·補録》”，交考古所編輯室臨時工作人員商復九（商承祚的堂兄）謄抄，由於編輯工作尚未完成，並未交付出版，也就没有確定考古學專刊編號。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前郭老健在時在夏鼐的領導下進行的。《郭沫若全集·考古編》中的甲骨金文著作，除《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後來有所變動外，當時都已基本上完成編輯工作。

　　1978年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成立後，名義上《考古編》由編委夏鼐負責，實際上夏鼐並未過問具體編輯事務。責任編輯仍由接近退休之年的傅學苓擔任，張政烺自然地被夏鼐委託爲顧問，1985年夏鼐去世。此後，傅學苓身兼《考古編》整理和責編兩個方面的工作，在大部分時間没有專項經費和專人協助的情況下，孜孜不倦地奮力堅持二十來年，執著的精神可敬可佩。前已由傅學苓經手編入“考古所“考古學專刊甲種”的幾部書：《甲骨文字研究》和《金文叢考·補録》增録了1966年以後發表的少數幾篇論文，仍請商復九幫忙補抄（未付抄寫費）；《卜辭通纂》增添了吉林大學陳雍在姚孝遂指導下所作摹本，《殷契粹編》則由考古所重新提供善齋原拓。新編第九卷中的《石鼓文研究》，郭沫若在1954年人民出版社重印時所寫《弁言》中提到，“三井所藏的原拓本不知是否安全無恙”，編者未能增加眉批説明實際情況，更未能換用日本二玄社後來印入《原色法帖選》的最佳照片。新編第十卷《考古論集》（梁天俊謄抄），收入兩篇並非郭老親自撰寫的講話（是兩次會議組織單位起草經郭老審閱的），另有一些題跋屬即興性之作與論文有所不同，類似情況文集其他卷並未收入，均屬編者任意而爲。

　　傅學苓花費時間最長、投入精力最多，而又心存莫大遺憾的，還是《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大系》既是金文研究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性著作，又是初學金文的最佳讀本，因而傅學苓希圖從各方面把書編印得完美無瑕。除力主增添著録書名和更換拓片、照片外，特別爲增注文字采用郭老手迹費了不少工夫。無奈她畢竟年事漸高，從六旬達到七旬，難免力不從心，顧此失彼，還要照顧張政烺的起居，往往爲某件事臨時找某人幫忙，先後找過數人，大多並不熟悉金文資料。真正較長時間協助工作的，有郭沫若紀念館的趙笑潔，剪剪貼貼爲時三年。在傅學苓自感並未完成的情況下，於郭沫若誕辰110周年即將來臨前夕，移交科學出版社閻向東、邱璐倉促承擔最後的責編，終於在2002年末將《考古編》十卷出齊。大約2001年某個時候，筆者和馮時應邀將書稿在全集交付出版前翻閱一過，由於時間和水準所限倉促，未能發現李紅薇書稿提出的諸多問題。慶幸的是，編後記中没有提到我們看過書稿，説我們“爲提供增補資料做了不少工作”，饒恕了我們的失察。但是，我們發現第四卷中編入的《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未采用1954、1961年兩次出版時郭老親自校閱的排印本，卻另行找人手抄一份不像樣的書稿。筆者堅持仍用排印本，建議破例增收《郭沫若全集》開始編輯後發現而另行出版的《商周古文字類纂》，以彌補該卷頁碼太少的缺陷。

　　鑒於本書作者李紅薇女士已對《大系》，通過自己縝密的校勘，以充分的證據肯定“1957年修改版才是最接近作者原意的學術性善本”，而全集版“存在多處編輯挖改、錯改的現象，不少地方甚至與作者觀點相乖，違背作者本義。”因此，建議科學出版社或其他出版社，重新出版《大系》定本，廣大讀者必將額首稱慶。

　　王世民

　　2022年8月20日

　　時年八十又八

（文章来源：“古文字微刊”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