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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曼 | 忆郑振香老师

发布时间:2024-04-15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刘一曼

  2024年3月15日上午,郑振香老师仙逝的噩耗传来,我万分悲痛,也感到很意外。

  因为今年1月26日下午,我和考古所安阳工作队何毓灵等几位新老队员去看望郑老师,她的身体状况还不错,思维及语言表达能力都挺正常,见到我们很高兴。没想到才隔50天,郑老师已驾鹤西去了。

  这两天,郑老师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她是引领我从事商代考古的导师,是我学习的前辈和榜样。

  第一次见到郑老师是在1960年春夏之交,李仰松、严文明老师带领我们北京大学57级考古班在河南洛阳王湾遗址进行考古实习。某日上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考古工作站的队长郑振香先生在李老师陪同下到工地参观。她衣着朴素,穿一套蓝黑色的衣服,饶有兴趣地看我们挖出来的房基、灰坑和陶片。参观将结束时,同学们围拢在一起向她致意,郭大顺同学还编了快板:“郑队长到王湾,来参观、来指导,我们向您问声好。”李老师便请她对大家讲几句话。郑老师讲话的大意是:王湾遗址非常重要,时间跨度长,发现新石器、周代、汉晋、北朝几个时代的遗址遗物,尤其是出土了从仰韶到龙山文化这一阶段的陶器,种类丰富,对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很有意义,希望王湾的发掘能取得更大的收获。她还嘱咐同学们在发掘中要注意安全,严格遵守田野操作规程,圆满完成工作任务。她的讲话给了大家很大鼓舞。

  第二次见到郑老师是1961年秋,那时我与郭大顺、高炜等十名同学到洛阳工作站进行专题实习,我负责整理洛阳王湾遗址的数十座周代墓葬,由郑老师做辅导老师。郑老师要求我先选出典型的陶器标本,逐件画图,做出卡片,并写出文字说明。描述器物时要文字简洁,能抓住各类器物的主要特征。我做出的卡片她逐张检查,指出需修改之处。卡片做完后,便进行器物排队,按陶器组合进行排比、分期,然后编写报告初稿,交郑老师审查后再作修改。郑老师耐心的辅导、严格的要求,使我掌握了整理考古资料的方法,终身受益。

  1972年至2020年,我都在安阳从事田野发掘和考古资料的整理,继续在郑老师的指导下工作。她对考古工作的无限热爱、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6年初夏,郑老师主持小屯北宫殿区内一座房基的发掘,工作了一个多月,除了房基外,并没有发现其他遗迹。在接近收工时进行钻探,探铲打至6米深时,探头带上来的泥土仍属夯土,土质较硬而纯净。一些老探工捏了一下土块说“这是死夯土,不中了,下面不会出东西了,不要往下探了”。但郑老师认为要遵守考古工作的操作规程,要探到生土为止。由于她的坚持,技工何师傅便继续下探。不久从8米深处带上来的黄土中竟发现了红漆皮和一件晶莹的小玉坠,在场的人都喜出望外。就这样,一座王室墓葬由此被徐徐打开,逐渐为世人所知,这就是著名的殷墟妇好墓。

  1989年至1991年郑老师在今“殷墟博物苑”内的东南侧,发掘了一座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丁组基址。在1991年10月中下旬的发掘中,因工作太劳累,某天早晨,她的右脚突然软弱无力,抬不起来。我和队里的同志建议她好好治疗,多休息几天。经过一天的服药、休息,她的病情刚有一些好转,便不顾大家的劝阻,拖着沉重的步伐,一瘸一拐地走到发掘工地,坚持现场指挥发掘工作。队里的同仁和发掘队的工人都为她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感动。

  她在发掘丁组基址时,每天都拿着小铲反复地刮房基地面,仔细地找出房基的边界线,由于她的不懈努力,丁组基址清理得很好,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郑老师在任安阳工作队队长期间,能坚持原则,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当时在殷墟重点保护区内,一些村干部为了小集体或亲友的利益,准备违规盖住房。一些国家企业也希望不必经过考古钻探、发掘就能盖厂房。事前,他们在较高档的餐馆订下酒席,请考古队赴宴。对于这种宴请,郑老师总是拒不参加,也叫队里同仁不要去。同时,她也与安阳市文物考古部门的负责人交谈,希望他们也能与考古所安阳工作队一样,坚持原则。所以,在郑老师当队长时,殷墟遗址的保护工作是做得较好的。

  郑老师对队内同志的业务工作与生活等是很关心的。1985年春,我与郑老师在小屯西北地发掘。该发掘地点有几座殷代房基。开工后约一个月,郑老师清理出F27,F28两座房基,在F28内还清理出排列有序的柱子洞和石础,我所发掘的四个探方,也有房基,但挖了二十多天,还找不到房基的范围,划不出边线。郑老师叫我不要焦急,要耐心地反复铲平仔细观察,既要看土的颜色,也要分辨土质。她还派出一名富有经验的老技工协助我工作。后来,我终于清理出一座面积达96平方米的大房基F29,该房基属小屯西北地遗址中最大的一座。为此,郑老师感到很高兴。在发掘期间,我的右手食指扎了一根刺,刺扎得较深很不舒服,我试图用左手将它拔出来,但没有成功。郑老师闻讯,当天晚上到我的房间,在煤油灯下用缝衣针慢慢地将我手中的刺挑出,她叮嘱我,下工地一定要戴上手套。她的关心如同一股暖流,温暖了我的心。

  郑老师对考古队的技工也很关心,有时一些技工家中生活困难,她得知后解囊相助。队里一个绘图的技师小刘,因老家住在离考古站数十里的地方,上班不便。郑老师在队里为她找了一间平房,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几年后小刘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希望就在工作站旁边的小学上学。可是,该学校有规定,只收户口是小屯和附近三个村的孩子,那些临时住户一概不收。为了解决小刘孩子上学的问题,郑老师多次找小屯小学的校长交谈,最后达成协议,学校同意孩子上学,但考古队的先生在每个月的周末,给老师开讲座,讲一些历史文物考古知识。小刘对郑队长的关心十分感激,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倍努力,有时为了赶工作任务加班加点,毫无怨言。

  上述郑老师的往事已成为美好的回忆,挥之不去,她的敬业精神、人格魅力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祝愿郑老师一路走好!愿郑老师与陈老师在天堂永远相守。

作者:刘一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年4月12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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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刘一曼 | 忆郑振香老师

发布时间:2024-04-15

  2024年3月15日上午,郑振香老师仙逝的噩耗传来,我万分悲痛,也感到很意外。

  因为今年1月26日下午,我和考古所安阳工作队何毓灵等几位新老队员去看望郑老师,她的身体状况还不错,思维及语言表达能力都挺正常,见到我们很高兴。没想到才隔50天,郑老师已驾鹤西去了。

  这两天,郑老师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她是引领我从事商代考古的导师,是我学习的前辈和榜样。

  第一次见到郑老师是在1960年春夏之交,李仰松、严文明老师带领我们北京大学57级考古班在河南洛阳王湾遗址进行考古实习。某日上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考古工作站的队长郑振香先生在李老师陪同下到工地参观。她衣着朴素,穿一套蓝黑色的衣服,饶有兴趣地看我们挖出来的房基、灰坑和陶片。参观将结束时,同学们围拢在一起向她致意,郭大顺同学还编了快板:“郑队长到王湾,来参观、来指导,我们向您问声好。”李老师便请她对大家讲几句话。郑老师讲话的大意是:王湾遗址非常重要,时间跨度长,发现新石器、周代、汉晋、北朝几个时代的遗址遗物,尤其是出土了从仰韶到龙山文化这一阶段的陶器,种类丰富,对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很有意义,希望王湾的发掘能取得更大的收获。她还嘱咐同学们在发掘中要注意安全,严格遵守田野操作规程,圆满完成工作任务。她的讲话给了大家很大鼓舞。

  第二次见到郑老师是1961年秋,那时我与郭大顺、高炜等十名同学到洛阳工作站进行专题实习,我负责整理洛阳王湾遗址的数十座周代墓葬,由郑老师做辅导老师。郑老师要求我先选出典型的陶器标本,逐件画图,做出卡片,并写出文字说明。描述器物时要文字简洁,能抓住各类器物的主要特征。我做出的卡片她逐张检查,指出需修改之处。卡片做完后,便进行器物排队,按陶器组合进行排比、分期,然后编写报告初稿,交郑老师审查后再作修改。郑老师耐心的辅导、严格的要求,使我掌握了整理考古资料的方法,终身受益。

  1972年至2020年,我都在安阳从事田野发掘和考古资料的整理,继续在郑老师的指导下工作。她对考古工作的无限热爱、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6年初夏,郑老师主持小屯北宫殿区内一座房基的发掘,工作了一个多月,除了房基外,并没有发现其他遗迹。在接近收工时进行钻探,探铲打至6米深时,探头带上来的泥土仍属夯土,土质较硬而纯净。一些老探工捏了一下土块说“这是死夯土,不中了,下面不会出东西了,不要往下探了”。但郑老师认为要遵守考古工作的操作规程,要探到生土为止。由于她的坚持,技工何师傅便继续下探。不久从8米深处带上来的黄土中竟发现了红漆皮和一件晶莹的小玉坠,在场的人都喜出望外。就这样,一座王室墓葬由此被徐徐打开,逐渐为世人所知,这就是著名的殷墟妇好墓。

  1989年至1991年郑老师在今“殷墟博物苑”内的东南侧,发掘了一座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丁组基址。在1991年10月中下旬的发掘中,因工作太劳累,某天早晨,她的右脚突然软弱无力,抬不起来。我和队里的同志建议她好好治疗,多休息几天。经过一天的服药、休息,她的病情刚有一些好转,便不顾大家的劝阻,拖着沉重的步伐,一瘸一拐地走到发掘工地,坚持现场指挥发掘工作。队里的同仁和发掘队的工人都为她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感动。

  她在发掘丁组基址时,每天都拿着小铲反复地刮房基地面,仔细地找出房基的边界线,由于她的不懈努力,丁组基址清理得很好,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郑老师在任安阳工作队队长期间,能坚持原则,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当时在殷墟重点保护区内,一些村干部为了小集体或亲友的利益,准备违规盖住房。一些国家企业也希望不必经过考古钻探、发掘就能盖厂房。事前,他们在较高档的餐馆订下酒席,请考古队赴宴。对于这种宴请,郑老师总是拒不参加,也叫队里同仁不要去。同时,她也与安阳市文物考古部门的负责人交谈,希望他们也能与考古所安阳工作队一样,坚持原则。所以,在郑老师当队长时,殷墟遗址的保护工作是做得较好的。

  郑老师对队内同志的业务工作与生活等是很关心的。1985年春,我与郑老师在小屯西北地发掘。该发掘地点有几座殷代房基。开工后约一个月,郑老师清理出F27,F28两座房基,在F28内还清理出排列有序的柱子洞和石础,我所发掘的四个探方,也有房基,但挖了二十多天,还找不到房基的范围,划不出边线。郑老师叫我不要焦急,要耐心地反复铲平仔细观察,既要看土的颜色,也要分辨土质。她还派出一名富有经验的老技工协助我工作。后来,我终于清理出一座面积达96平方米的大房基F29,该房基属小屯西北地遗址中最大的一座。为此,郑老师感到很高兴。在发掘期间,我的右手食指扎了一根刺,刺扎得较深很不舒服,我试图用左手将它拔出来,但没有成功。郑老师闻讯,当天晚上到我的房间,在煤油灯下用缝衣针慢慢地将我手中的刺挑出,她叮嘱我,下工地一定要戴上手套。她的关心如同一股暖流,温暖了我的心。

  郑老师对考古队的技工也很关心,有时一些技工家中生活困难,她得知后解囊相助。队里一个绘图的技师小刘,因老家住在离考古站数十里的地方,上班不便。郑老师在队里为她找了一间平房,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几年后小刘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希望就在工作站旁边的小学上学。可是,该学校有规定,只收户口是小屯和附近三个村的孩子,那些临时住户一概不收。为了解决小刘孩子上学的问题,郑老师多次找小屯小学的校长交谈,最后达成协议,学校同意孩子上学,但考古队的先生在每个月的周末,给老师开讲座,讲一些历史文物考古知识。小刘对郑队长的关心十分感激,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倍努力,有时为了赶工作任务加班加点,毫无怨言。

  上述郑老师的往事已成为美好的回忆,挥之不去,她的敬业精神、人格魅力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祝愿郑老师一路走好!愿郑老师与陈老师在天堂永远相守。

作者:刘一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年4月12日 第4版

 

作者:刘一曼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