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首次独立开展了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这标志着中国学术机构在考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也彰显了殷墟在中国考古学界的独特地位和时代价值。

　　在考古发掘的初期阶段，李济和梁思永不仅注重田野考古的发掘工作，还将环境考古的研究思路贯穿于整个过程。90多年来，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殷墟的历史文化面貌逐渐清晰可见，而环境考古研究工作则不断勾勒出殷墟时期的自然环境背景。

　　环境考古学致力于重建古代环境并探讨古代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古代环境的重建则是探究这种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在重建古代环境的研究工作中，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莫多闻强调了地理区位、地貌、气候、水文、生物、土壤、地质、地球物理和天文九个方面的环境要素。然而，九个要素的研究程度不一，对地貌、气候、水文和生物等环境要素进行重建更为常见，针对特定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则通常会集中于其中的某个或某些环境要素。就殷墟遗址而言，研究的重点在地理区位与聚落选址、气候与生物环境的研究以及地貌与水文环境重建三个方面。

　　殷墟聚落选址研究众说纷纭

　　在所有自然环境要素相同的情况下，作为环境要素之一的地理区位差异会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和演化历程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因此，在进行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时，首先需要通过野外地学考察准确定位遗址所处的地理区位和地貌部位。这为研究者探讨遗址的聚落选址提供了基础的环境信息。

　　殷墟的聚落选址常常与商人的频繁迁都联系在一起，这也一直是萦绕在学者们心中的历史谜团。有学者根据文献资料认为，商人迁都与商王朝国势衰微、盘庚欲重振国势等因素有关。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在殷墟时期，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了洪水泛滥，从而引发了商都的迁移。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张国硕根据考古发现推测商王朝迁都事件与一场火灾有关，因为在洹北商城宫殿区几乎所有的基址上都有烧土块堆积和炭屑遗物，在一些基址的柱洞中还可以看到木柱烧毁后红烧土塌入的痕迹。然而，无论是火灾说、水患说、战争说还是资源说等，商人迁都的原因都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从环境考古的研究视角来看，商人迁都的问题可以理解为聚落选址的人地关系问题。

　　因此，在解决殷墟时期的聚落选址问题时，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更多的历史资料和考古发掘不断补充新的证据，以还原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对殷墟时期古代环境的系统重建也势在必行。

　　气候与生物环境研究硕果累累

　　气候和生物环境是殷墟遗址环境考古研究中涉及最为广泛和讨论最为丰富的两大环境要素。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通过对殷墟古动物群的研究，发现肿面猪、四不像鹿、圣水牛、竹鼠等热带亚热带动物遗骸占多数，进而推测殷墟时期的气候环境比现在更为暖湿。甲骨文专家胡厚宣通过解读和搜集甲骨文中与求雨有关的卜辞，推断殷墟时期降雨量丰富，认为当时的安阳地区与长江流域的气候环境相似。竺可桢对中国过去五千年的气候变迁进行研究，认为从仰韶文化到殷墟文化，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出约2℃，为后来学者讨论殷墟时期的气候环境提供了重要参考。

　　近年来，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借助各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对殷墟时期的气候和生物环境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继印通过梳理和分析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发现商代早、中、晚期的气候存在波动，呈现出早期干冷、中期暖湿、晚期干冷的趋势。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杨谦利用考古发掘报告中商代水井水位线的信息推断，殷墟地区在商代末期降水量相对较少，气候较为干旱。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报告为考古学者解读殷墟遗址的气候环境背景提供了重要线索。

　　同时，环境学者通过对地层中各类沉积物的测试分析，采用不同的方法重建殷墟时期的气候和生物环境。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许清海通过对殷墟及洹北商城邻近地区自然沉积剖面的孢粉分析，详细描绘了该区域万年来的植被演化情况。这一研究表明，在殷墟建都之前，该区域森林茂密，洹河下游存在湿地环境。然而，在殷墟建都后期，区域森林植被明显减少，农田面积急剧增加。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树芝通过对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的木炭样品进行鉴定，从木材考古学的角度说明商代晚期处于干旱和湿润交替的气候波动时期，商代晚期后段的气候并不干旱，降雨量反而更大。

　　地貌与水文环境重建前景广阔

　　殷墟遗址区的地貌与水文环境重建一直是考古学界关注的难题和研究重点。早在殷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之时，李济就提出了“殷商以来小屯村附近地形之变迁及其原因”这一重要研究课题。随后，在殷墟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的过程中，人们一直试图对遗址区古代的地貌与水文环境进行详细重建，特别是探究殷墟的形成过程与周边河流演化的关系。

　　1997—1998年，唐际根和荆志淳对洹河进行了地质与考古调查。调查报告指出，殷墟北侧洹河在西周及以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河道变迁，洹河主要的地貌变化发生在东周时期，尤其是在洹河下游地区。调查还发现，目前安阳地区埋深1.5—2.5米处、厚约0.4—1.2米的灰黑色古土壤层即为殷墟时期的古地貌面。这项调查为近十几年来对殷墟的地貌与水文环境进行的讨论提供了基础。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展开和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参与，古代遗址的环境考古工作尤其是地貌与水文环境的重建取得了许多优秀成果。以殷墟遗址所在的安阳地区为例，一些学者对安阳内黄县多个典型地层剖面进行了精确的测年和测试分析。研究发现，安阳地区三千年以来的沉积速率明显增加，这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近年来，环境考古学者对河南地区的瓦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郑州商城等多个遗址展开了系统的地学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年代测定和沉积物分析，重建了这些遗址区的古代地貌与水文环境。这些研究成果为讨论遗址的形成过程以及古代人地关系提供了环境背景信息。对于殷墟的环境考古研究工作而言，地貌与水文环境的重建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自殷墟遗址发掘工作展开以来，环境考古研究一直得到多学科研究团队的积极参与，并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研究者们以地理区位、气候与生物、地貌与水文等环境要素为主线，进行了一系列古环境重建与人地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然而，殷墟时期的气候环境背景仍然存在争议，主要因为缺乏沉积较为连续、测年结果理想且使用多种环境代用指标开展研究的地层剖面。此外，区域地貌与水文环境的重建工作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对殷墟遗址周边地貌的详细调查和关键地层的年代测定，我们才可能了解当时的地貌特征、河流演化情况以及可能存在的湖泊或水体。这对于更深入地理解殷墟都邑选址、殷墟社会的生业经济模式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廖奕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年5月31日 第A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