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田野考古工作全面恢复、多点开花的一年。就两周时期本年度的工作而言，强调延续性的主动发掘项目坚持问题导向，工作稳步推进，认识持续深入；配合基本建设和抢救性发掘项目虽面临时间紧、任务重、保护压力大等诸多困难，但仍取得了可喜成果，其中不乏具有填补空白性质的重大突破。总体上可分为西周时期、东周时期和边疆地区三个部分加以简要梳理。

　　西周时期的王畿与四方　

　　回望两周，自然当始自周原。陕西周原遗址近年来的工作一直围绕先周时期大型建筑和西周时期城址展开。本年度完整揭露了目前所见先周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建筑基址王家嘴一号建筑，并开始发掘与北侧年代相近的三号建筑。王家嘴一号建筑的形制与年代稍晚的凤雏甲组比较相似，体现先周晚期至西周早期周原地区高等级建筑布局观念的延续性。另一方面继续着眼于西周时期的框架性遗迹和遗址功能布局，特别是对城垣体系的探索取得了新进展，除确认大城西墙南段、发掘大城西南角，明确大城兴废年代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本年度在小城内的北部新发现了一座宫城，这一新发现暗示周原遗址至迟在西周晚期很可能存在三重城垣。既往发掘的凤雏甲组至F10建筑群正是位于新发现的宫城内北部，尽管凤雏建筑群的具体性质尚有讨论的空间，但其应是周王室重要的礼仪和政治活动场所无误，对宫城南墙的解剖发掘还显示墙的外侧有宽而深的壕沟，防御设施完备，更凸显其重要地位。但需重视的是宫城、小城始建年代比较接近，均在西周初期或早期，而大城系西周晚期扩建，自先周至西周晚期周原聚落核心区经历迁移和扩张，这一历时性变化过程将是未来深入探讨周原与丰镐两遗址之间关系的重要抓手。

　　陕西周原遗址目前所见西周时期的城垣系统

　　同为西周时期重要都邑性遗址的丰镐遗址近年侧重于手工业生产和管理的探索。本年度继续在丰京大原村制陶作坊遗址开展工作，发现西周时期陶窑1座、灰坑10个（含陶窑操作间）、墓葬3座、水井1座、沟1条，出土陶器、制陶工具、残次品等遗物200余件。通过多年工作已明确该遗址的主体年代为西周晚期偏早阶段，主烧夹砂褐陶微分裆疙瘩鬲，产品主要供应丰镐遗址本地消费，与周原遗址形成不同的产品体系。

　　在西周王畿地区以外的各诸侯国境内，燕国和齐国的延续性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果。

　　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自2019年重启田野工作，本年度见诸报道的信息不多。可知一方面延续在城内高等级建筑区的工作，揭露二号建筑基址改扩建范围、三号夯土井及其附属建筑，获取了一批卜骨、原始瓷残片等提示高等级建筑存在的遗物。夏商周三代的都邑性遗址都曾发现过夯土井，但琉璃河三号夯土井532平方米的夯土基础面积仍是非常惊人的，远超周原云塘、齐镇建筑群J1的面积，那么解明夯土井和周围建筑的关系以及整个建筑群的性质将成为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在城外北部清理了一批西周时期低等级墓葬和动物祭祀坑，部分墓葬有腰坑殉狗，提示墓葬很可能与殷遗民有关，这是在黄土坡村西北所见殷遗民墓葬之外的一处新墓地，对于了解琉璃河遗址的人群空间无疑是新的突破。此外，这批墓葬和祭祀坑打破疑似壕沟一条，1996年琉璃河考古队曾在北城墙中部开设探沟对北城墙和城外护城河进行解剖发掘，本次又发现城外北侧有壕沟迹象和相关打破关系，二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将关系到对琉璃河城址以北区域的功能和布局的认识。

　　山东高青陈庄遗址曾发现西周早期城址和东周时期的环壕聚落，是探索早期齐国的重要遗址。因配合小清河复航，本年度重启发掘工作，发掘区选在城址中心地带，主要发现有西周时期的3处夯土基址、4座“甲”字形墓葬和5座小型贵族墓。其中夯土基址被西周中期墓葬打破，其营建和使用应均在西周早期，与陈庄城址的使用同时。这9座墓葬的形制与此前已发掘的同类墓葬相似，“甲”字形墓M39出土青铜器铭文显示器主与“引”有关，既往出土“引簋”的“甲”字形墓M35年代属西周中期晚段，M39年代也应与之相当，晚于出土多件“丰”器的西周早期墓葬M18。其他小型贵族墓年代亦应属西周中期。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发掘的小型贵族墓中有2座墓主人系俯身葬，为此前该遗址中所未见，尚不明确反映的是性别、人群还是其他差异。现阶段仍无法定论陈庄遗址是否为齐国初都营丘，特别其城址面积不足4万平方米，远不及同时期作为燕国始封地的琉璃河，似乎不具备周初重要诸侯国都城的规格。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必然与齐国公室密切相关，且从西周早期至中期存在性质功能和所属家族的改变。

　　山东高青陈庄遗址M39

　　山东高青陈庄遗址墓葬出土陶器组合

　　长江中下游地区本年度则涌现出一批重要的新发现，特别是继赤壁大湖咀遗址之后，湖北省境内又发现两处属西周时期的存在铸铜活动的一般性遗址。

　　其一为地处大别山西南的武汉新洲曾家墩遗址。本年度发现并清理了一批西周中期的灰坑、墓葬和房址，且在遗址边缘地带发现了大量木炭和红烧土堆积，出土了青铜锭、熔炉残壁、铜渣、陶鼓风管等铸铜相关遗物，还出土了一件保存完好的用于铸造铜镞的石范。从公布的遗迹平面图来看，灰坑与墓葬互有打破。文化面貌明显受周文化影响，形成了一套具有多种文化因素的器物群，总体上看与距其不远的麻城吊尖遗址非常相似，虽有来自东南方向大路铺文化的影响，但二者间仍存在明显差异。近年新洲的仓埠地区集中发现了包括曾家墩在内由4处西周时期的墩台遗址构成的遗址群，既往也在鄂东北地区发现了几十处墩台遗址，但经科学发掘者不多，曾家墩遗址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填补区域考古学文化空白的意义。其铸铜活动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似乎以铸造小型器物为主，吊尖遗址也曾出土用于铸造鱼钩的石范，而大路铺文化社会的冶铸活动也似乎偏向零散分布，但尚需更多发现来确认在大别山南麓地区是否存在不同聚落各自铸造小型器物的共性特征。

　　湖北新洲曾家墩遗址出土陶器举例

　　湖北新洲曾家墩遗址出土石范

　　其二为地处随枣走廊东部的随州夏家湾遗址。该遗址距叶家山曾国墓地直线距离约60公里，西周时期遗存多见灰沟、灰坑和烧面遗迹，出土了大量鬲、豆、罐、甗、盆等陶器残片，箭镞等铜器和鹿角、猪颌骨、牛牙等动物牙齿或骨骼，还发现了坩埚残片。发掘者认为铸铜遗物、烧面遗迹和铜器的存在共同指示了该遗址的功能和性质。此前在紧邻叶家山墓地的庙台子遗址也曾出土陶范、鼓风管、铜块等铸铜相关遗物，庙台子遗址被认为是西周早期曾国的政治中心，而夏家湾遗址系一般聚落，两相对比或可形成对西周曾国不同层级聚落内铸铜手工业情况的系统性认识。另一方面，曾家墩、夏家湾两处遗址围绕江汉平原的边缘分布，均位于“金道锡行”的重要通道沿线，聚落等级亦接近，但二者的文化属性和背后所代表的国别、人群并不相同，亦有开展对比研究的空间。

　　浙西的衢州地区近年重要发现频现，先后对衢江西周土墩墓群和石角山-黄甲山古城遗址开展发掘工作，推测可能属姑蔑古国的遗存。本年度为配合基本建设抢救性发掘了云和独山土墩墓群。该遗址西北距衢江一百多公里，可分为北岗、南岗和南北岗之间三个墓区，墓葬基本为土坑石床墓，墓外多有器物堆，墓葬随葬品有青铜器、原始瓷、石器等，其中青铜器中不乏属中原文化因素者，原始瓷与衢江既往土墩墓中所见比较相似。据报道，北岗墓区多青铜器墓，等级略高于其他两个墓区，但独山土墩墓群整体等级并不高，与孟姜村、庙尖山等高等级墓葬群的等级差异十分显著。

　　浙江云和独山土墩墓群M28出土燕尾铜矛

　　东周时期的各诸侯国

　　本年度东周时期各国的发现以楚国为最多，其中最受瞩目者当属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

　　武王墩墓位于寿县古城以东，与李三孤堆墓大致呈南北一线。以主墓即武王墩一号墓为核心，与外围的车马坑、祔葬墓、祭祀坑和陵园围壕等重要遗迹共同构成一处战国晚期楚国最高等级的贵族独立陵园。主墓为一座大型“甲”字形墓葬，有底径超130米、高约16米的覆斗状封土，墓室平面近方形，边长约50米，东西向，墓道在东侧，长约42米，车马坑在西侧。椁室呈“亚”字形，有8个侧室，中央椁室内设有棺室。从规模来看，其陵园面积、车马坑长度超过熊家冢楚墓，封土底径、墓道长度也比推测为楚幽王墓的李三孤堆墓更长。显然武王墩一号墓应是一座楚王墓，墓主人可能正是迁都寿春城的楚考烈王。武王墩墓的科学发掘将填补楚国最高等级墓葬发现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该墓年代上处于战国晚期，也是楚国势力重心转向东方的时期，武王墩墓将成为江淮地区楚汉文化之先声的重要实证。

　　除主墓以外，虽然目前对武王墩陵园围壕的范围、走向以及陵园功能布局已经有了初步了解，但尚待更多工作。楚国至迟在战国早期已经形成了以王墓为核心的独立陵园制度，但迄今楚王陵园的发现主要集中于江汉平原西部的纪南城周边，对楚都东迁后的楚王陵园制度了解不甚清晰，例如楚王夫妇南北并穴制度的消亡就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

　　安徽淮南武王墩墓地遗迹分布示意图

　　距武王墩墓地十余公里外，寿春城遗址的发掘工作也在同步进行。近年寿春城的工作主要围绕寻找城墙和城址四周展开，在寿县古城正南略偏西新发现一处城墙遗迹，初步判断年代与西南小城遗址相当。新发现的城墙遗迹被发掘者暂称之为“寿滨古城”，位于寿春城遗址西部正中，且经勘探发现其西墙超出南墙、北墙的范围而继续向南、北两侧延伸，发掘者称楚寿春疑似外城可能与寿滨古城共用一部分西墙。发掘者目前推测楚寿春城面积约14.6平方公里，略小于纪南城，整体上位于寿县古城的东南部。如果寿县古城为楚寿春的宫城，那么宫城将处在外城西北角，且部分突出于外城城墙。类似的布局可见于临淄齐故城，但其宫城突出于外城西南角，略有差异。但更重要的是早于寿春城的楚都纪南城、淮阳陈城平面形状均比较规整，纪南城的宫城位于城内中部略偏东南也是相对明确的，则与目前推测的寿春城在规划观念上存在较大区别。总之寻找寿春城城墙的工作目前已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需更多解剖试掘进行确认。

　　安徽淮南寿春城遗址历年主要发现分布

　　安徽淮南寿春城遗址寿滨古城勘探平面图

　　在湖北省境内，楚都纪南城周边的秦家咀墓地值得关注。秦家咀墓地位于纪南城东约一公里的庙湖北岸，雨台山墓地之南，属纪南城近郊。继上世纪80年代的工作之后，本年度重启发掘，清理中小型楚墓数百座。墓地中部属战国中期的M1093中出土了大量楚简，出土楚简揭取编号3910枚，字数约30000字，是目前所知单座墓葬中出土楚简数量、文字最多者，记载的内容亦具有突破性。除楚简外，墓地的布局特征亦值得重视。秦家咀大部分墓葬的墓向为东西向，符合战国楚墓的一般特征，却不同于流行南北向墓的雨台山墓地。秦家咀与雨台山墓地相距不远，整体等级接近，均为埋葬低等级贵族和平民的邦墓地，那么墓向的区别很可能表示楚都城近郊同时存在楚人墓地和外来人群墓地，体现的仍是“各以其族”的族葬制。

　　湖北荆州秦家咀墓地M1093头龛内出土竹简

　　本年度东周秦国相关重要发现亦不少，主要集中于春秋秦国核心区的宝鸡地区，包括都邑、墓葬和祭祀遗址三类。

　　春秋早期秦人东迁入关中地区，秦文公于“汧渭之会”营建都邑，进一步，文公“汧渭之会”与非子始封地“秦邑”是否为同一地点仍有争议，因此找到“汧渭之会”在早期秦文化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陕西宝鸡魏家崖遗址正是位于汧、渭两河交汇处以东的夹角地带，遗址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发现有居址和墓葬，遗存的主体年代属春秋早期。近两年的工作不仅发现有五鼎四簋的春秋早期高等级秦人墓，而且还有一批西周时期的小型周人墓。魏家崖遗址在地理位置、遗址规模、主体年代特别是高等级秦墓的年代等方面均与“汧渭之会”比较符合，但西周时期的发现仍显单薄，尚不足以定论“秦邑”之所在。

　　陕西宝鸡魏家崖遗址M4头厢发掘现场

　　墓葬方面值得关注的工作来自宝鸡雍城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大墓的南侧有车马坑2座，其中2007年发掘的一号坑规模小，坑底仅摆设五组车马。出土马骨的DNA研究显示部分马可能有来自土库曼斯坦马种的基因，并且这类基因型在东周时期的西北地区和长城地带并不罕见，这不仅涉及秦人与戎狄的关系问题，更关系到骑马术在中国境内的出现与传播。二号坑位于大墓东墓道南侧，呈“凸”字形，其规模不仅远大于一号坑，而且也大于目前发掘的其他秦墓陪葬车马坑。本年度启动第4次发掘，但尚未公布详细情况。此前发掘已清理大量盗洞，并对通道和坑体东端进行解剖式发掘，明确坑内结构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十分相似，以生土隔梁将坑内空间纵向分隔为三条巷道，每条巷道两侧有壁槽，用以搭盖木棚。

　　秦文化考古中最令人期待的无疑是秦东陵一号墓的工作。该墓本年度完成保护大棚主体结构的搭建并基本清理完墓上封土，未来几年内将持续开展发掘。

　　祭祀遗址的发现主要是宝鸡下站遗址，2018年以来的工作确认该遗址为一处春秋至西汉晚期的大型祭祀遗址，即文献记载中秦汉设“雍五畤”中秦宣公所设“密畤”，至此“雍五畤”已发现其四。下站遗址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目前清理祭祀遗迹99个。这批祭祀坑形制多样，可分为长条形、长方形、洞室三大类，坑内埋藏的主要遗物也有动物、车马、模型车马等不同种类，还出土大量铜器、玉器、金器等。祭祀坑形制与埋藏遗物均存在历时性变化，为探讨从春秋中期秦国至大一统汉帝国的六百余年间国家祭祀和礼制的变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秦雍城遗址与宝鸡地区祭祀遗址（四畤）位置图

　　陕西宝鸡下站遗址出土带“密”字陶文陶片

　　晋陕地区还有一些持续性工作本年度取得了新进展，特别是在晋陕交界的南部近年持续有周代封国相关的重要发现。被认为是“京”邑的陕西韩城陶渠遗址，本年度在大中型墓葬区南部新发现了目前规模最大的“甲”字形大墓M36，以及目前高等级墓葬中唯一保存完整的M41；在高等级建筑区揭露建筑基址一处；在西赵庄地点清理小型墓葬4座。陶渠遗址与梁带村芮国遗址直线距离仅22公里，M41出土铜容器总体特征与梁带村M28相似，年代也应相近，发掘者判断为春秋早中期之际，但该墓所出簋和壶的附足形态富有特色。“京”为嬴姓，虽然与姬姓芮国位置临近、随葬品风格接近，但葬俗迥然不同，墓向为东西向，多为西偏北，中型墓M32有腰坑殉狗，二层台上有呈屈肢的殉人，确与秦人相似。陶渠遗址作为周代畿内罕见的异姓封邑，年代又集中在春秋早中期，当与周王室东迁后的周代封国变迁有关。另一方面，韩城地区所在的南流黄河沿岸也是沟通中原与北方的重要通道之一，既往在梁带村和刘家洼两处遗址中均发现了典型的戎狄文化因素，陶渠亦不例外，其与戎狄文化接触的深度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陕西韩城陶渠遗址M41出土铜容器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新发掘规模、等级有别的墓葬4座，部分墓葬的铜容器上仍有铭文。

　　山西闻喜上郭-邱家庄对上郭古城东城墙进行解剖，明确该城墙在春秋早期修筑并使用，至中期废弃，城址作为一般居址沿用至战国初期；在城内西北部进行发掘，从分布大量居住遗迹到零散墓葬的变化过程与东城墙的营建与废弃互为印证，灰坑中出土一件完整的铜鍑和两件陶鼓风管。新发现的一千余块春秋早期陶范、大量铜渣等铸铜活动相关遗物，填补了这一时期范铸资料的空白。春秋早期晋国腹心地区的范铸资料，上可与周原李家铸铜作坊相接，下可与侯马牛村、白店铸铜遗址以及郑州大学发掘的荥阳官庄遗址陶范相比，甚至可以作为两周之际三晋两周地区范铸工艺的标尺资料，意义重大。同时，上郭古城面积达四十万平方米以上，周边曾出土“刖人守囿”铜车、“荀侯匜”、“子范编钟”等铭文铜器及其他高等级遗物，邱家庄墓地也有高等级墓葬分布，基本符合都城的规格。但上郭城址规模不大，若属晋小宗桓叔的“曲沃”，似乎不像“曲沃邑大于翼”的样态。该城究竟是曲沃，还是申生之“新城”，还是魏采邑，还是晋小宗宗庙所在，目前证据都还不足。但对城墙的解剖厘清了其兴废年代，春秋早期是其作为都城最为繁荣的阶段，与文献记载“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经“曲沃代翼”后，曲沃主要作为宗庙所在而非政治中心这一过程相符合，是上郭古城就是“古曲沃”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

　　山西闻喜上郭古城遗址T19H2③出土铜鍑

　　浙江绍兴地区越国核心区的大型聚落遗址也有新发现。亭山遗址群以亭山为核心，由周边其他9处大型聚落遗址共同组成，各遗址内部又普遍存在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很可能是越国政治中心的组成部分，其中亭山遗址在北区揭露出临水码头和祭祀坑，南区则发现在人工台地上修筑的大型建筑基址。此前东周越国的发现以墓葬为主，近年绍兴地区的工作极大补充了既往对东周越国聚落形态认识的不足，为越文化的研究增添了居住、祭祀、铸铜等多方面的材料。

　　浙江绍兴亭山遗址南区大型建筑基址

　　其他东周时期的重要遗址如山东临淄齐国故城“稷下学宫”遗址、南马坊墓葬、邹城邾国故城，河南商丘宋国故城遗址、叶县焦庄遗址、荥阳南城遗址，河北容城南阳遗址、白龙遗址，江西樟树国字山战国墓及筑卫城遗址等地也在持续开展工作。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在与铸铜业相关的罗兴地点新发现一批早期铁器，江苏连云港地区新发掘了尤庄、李庄两处重要的制盐相关遗址。

　　两周时期的西南和北部边疆

　　本年度两周时期边疆地区的发现不算太多，但在西南地区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内蒙古中南部、新疆地区亦有所收获。

　　两周时期的西南地区文化面貌复杂，四川盐源老龙头墓地是本年度该区域内公布的最重要发现。该墓地规模庞大，是目前西南地区发现数量最多的墓地，至今共清理墓葬1893座，出土遗物达7000余件（套）。墓葬年代自商末延续至西汉早期，可分为三期，葬俗、随葬品组合各有不同，时代特征鲜明。盐源地区虽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但处在连通甘青、川西与云贵的重要地理走廊上，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其文化面貌的复杂性。此前学界对老龙头的兴趣多集中于其独具特色的青铜器群上，以枝形器为代表的本地青铜文化是其底色，来自滇文化和北方草原地区的影响亦不容忽视；随葬陶器方面以各类双耳罐为主，虽与滇文化主要器类不同，但滇西北的宁蒗、德钦等地皆有类似的发现，从形态看很可能与北方的寺洼文化有所关联。

　　除文化面貌的复合性及由其衍生的文化交流问题之外，老龙头墓地的葬俗存在显著的历时性变化，是否还暗示着人群也存在复杂的变迁与融合？其中东周墓葬流行的叠葬，即分层丛葬的葬俗常见于滇文化墓葬中。而头蹄葬一般被认为与北方主营牧业的人群有关，老龙头战国至西汉大型墓葬中常见头蹄葬，其中殉马占据一定比例，大量青铜马具、枝形器上的骑马形象、三轮马车模型、动物纹青铜器等遗物的出现，均暗示着老龙头人群与南下的乘马驾车人群或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此之外，该遗址西周至春秋时期大量出现铸铜工匠墓，也极为值得重视，对当地的铜器生产、技术来源和铸铜业组织管理等问题来说都是突破性的发现。

　　四川盐源老龙头墓地发掘区总平面照

　　四川盐源老龙头墓地M115出土铜枝形器

　　四川彭州竹瓦街遗址在上个世纪曾两次发现青铜器窖藏，引起学界的重视。这两批铜器年代稍有早晚之别，整体属西周早期。使人自然联想到两千公里外的喀左青铜器窖藏，二者的年代、器类组合甚至具体器形皆有共通之处，均为中原式或仿中原式礼器与地方风格兵器同出，因遗迹类型、器类组合单纯，文化属性判断困难，因此同样应将工作重点放在寻找与窖藏关系密切的居址、墓葬上。近年竹瓦街遗址重启工作，本年度在多个地点开展发掘工作，其中石头埝地点出土了铜矿石，张家碾地点发现了西周早期的石料坑、居住遗迹和墓地，在遗址周边的调查工作还新发现了有关玉料和铜矿石的线索。竹瓦街新发现的意义不仅在于解明窖藏的考古学文化归属，解决多年悬案，更重要是探索竹瓦街遗址及周边区域的整体布局、功能性质等问题，进一步有助于厘清从三星堆到金沙的历史脉络，特别是商周王朝更替是如何对成都平原古蜀王国施加影响的。

　　四川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的牛首纹铜钺

　　再将目光投向北方，长城地带本年度最值得注意的发现当属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二铺梁墓葬群。为配合基本建设，本年度该遗址清理墓葬64座，推测主体年代在战国晚期。其重要特征为在一座、两座或多座墓葬的外围挖有壕沟。既往在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周边曾发掘过一组围沟墓，随葬品为晋系仿铜陶礼器和中原式铜带钩，但成规模的围沟墓群在内蒙古地区尚属首次发现。更重要的是，二铺梁墓葬群这批墓葬的墓向并不一致，东西向、南北向皆有，但同被同一道围沟环绕其中的墓葬往往采用相同的墓向，且以对子墓为多，也有三座同向墓葬处于同一围沟内的情况，显然墓主人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搞清究竟是何种关系将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此外，和林格尔县及周边岱海地区在春秋至战国早中期活跃着以毛庆沟文化为代表的具有北方草原风格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并普遍自战国中期以后受到来自中原文化圈的强烈影响。二铺梁墓葬群正处在战国晚期这个关键的时间阶段，其发掘者称不同墓向的墓葬在陶器和铜器风格上看并无明显差异，可以期待后续公布更多关于随葬品的信息，以讨论战国晚期赵国扩张至秦统一之前岱海地区经历的人群变迁和华夏化过程。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二铺梁墓葬群发掘区总平面照

　　在东北地区，辽宁沈阳马坝遗址本年度清理了东周时期的房址、灰沟、灰坑等遗迹，出土遗物包含的文化因素复杂，且展现出新的因素，发掘者认为应代表下辽河流域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既往已知下辽河地区东周时期有双房文化、郑家洼子遗存、战国燕文化等多种考古学文化遗存，新文化类型的出现令人期待。

　　在西北地区，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持续开展工作，本年度的发掘区包括铸铜作坊区、东部墓葬区、宫殿建筑基址区，其中在宫殿建筑基址区发现三开间的房址1座，房址西南侧有一大型灰坑，应为一处地坑式房屋。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尔勒玉孜干古城近年也取得重要成果，对古城周围城墙的形制、修筑方式，以及城内高台、高台上大型居址的形制、年代、营建和使用过程等问题均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

　　回顾2023年度两周考古的新发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纳和展望：

　　其一，周代封国都城探索取得诸多突破。国都是封国研究的锚点，后续手工业、社会结构等研究皆需以之为基石。将考古发现的重要遗址与见于文献记载的国名、地名相对应的尝试往往是具有风险的，但又是两周考古中最难以回避的课题。本年度在楚寿春、秦“汧渭之会”与“秦邑”、晋“古曲沃”等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皆有所进展，但魏家崖遗址开展工作的时间尚短，期待未来有更多框架性遗迹和西周时期遗存的发现。越国统治的中心区域也已经相对明确，都城重现世间指日可待。燕国首尾两座都城是明确的，但中间的多次迁都就只有线索和猜测，容城南阳遗址近年的成果公布在即，“易”和“临易”之谜是否能够就此解开，仍待更多工作。

　　其二，从不同等级的遗存中获得多层次的历史信息。除几处国都之外，武王墩一号墓和秦东陵一号墓无疑将成为未来几年学界甚至社会关注的焦点。高等级的墓葬和祭祀遗址普遍形制复杂、出土遗物丰富，自然会蕴含大量历史信息。但本年度也有一批中小型遗址值得注意，特别是铸铜、制盐等手工业相关遗址，不同层级聚落中是否存在手工业的组织、分工或传统的区别是值得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科技考古的繁荣，多学科合作的理念贯穿自发掘前至研究的全流程，可以从有限的工作和材料中提取更多考古学信息。

　　其三，边缘地区百花齐放。“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边疆考古研究中的经典论述，老龙头墓地清晰勾画出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甚至可能是人群的南下过程，为这一经典论述增添了新的关键性证据。边缘地区往往更多展现出文化因素的复杂性特征或历时性变化，本地、中原以及其他外来因素此消彼长，代表其背后往往有政权兴替、人群流动，竹瓦街的新成果将促使我们更加重视中原王朝更替等重大历史事件对边缘地区的影响。此外，戎狄的华夏化也是两周考古的重要课题之一，厘清不同地域戎狄的华夏化过程固然重要，但已入华夏的戎狄人群是否仍可以被辨识，以何种标准辨识，科技考古手段可以提供多少帮助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

作者：王含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澎湃私家历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