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的伟大事业，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深刻阐释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揭示我国长期而连续的统一政治格局的定型和发展，揭示统一国家内各区域间不断加深的交往交流交融，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秦汉考古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与往年相仿，由于考古工作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的随机性、考古发现的偶然性，以及各地对各时段发现重要性认识的不平衡性，在已公布的2023年全国或省级考古的各种年度“盘点”中，秦汉考古的“重要”发现依然很少“入榜”。当然，这并不能掩盖2023年秦汉考古发展的巨大业绩，秦汉考古一直在“日用而不觉”中“默默”前行。

遗址

　　1.都城

　　陕西咸阳秦咸阳遗址的考古工作不断推进，新确定IA3区一号建筑基址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到秦时期，并在清理中新发现了“中官”的陶文，发掘者据此认为“中官”机构应参与了该建筑的营造。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刘家村北侧大型夯土建筑的勘探，认为基本可以确定咸阳城宫殿区大型建筑分布的东界所在。

　　陕西宝鸡下站遗址是东周至秦汉时期文献所载的密畤所在，在短短几年间已发现的祭祀遗迹高达1400余个。经多年发掘，确定遗址的时代从春秋中期一直延续至西汉晚期，是目前所知延续时间最久的秦祭祀遗存。通过在该遗址的精心清理，不断揭示出的秦国、统一秦王朝、汉代等不同时期的祭祀遗迹及相关器物的演变，深刻展示了我国古代祭祀制度与传统礼制发展中的王国到帝国之变，为全面探讨秦汉祭祀遗存分期奠定了基础，入选年度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

下站遗址Cb型祭祀坑中出土金质车马饰件

下站遗址Cb型祭祀坑出土玉质车马器及玉器

　　与自北宫发掘停止后逐渐沉寂的汉长安城内考古不同，近年长安城外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重要成果。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基本建设过程中，在长安城东侧，先后确定多条东西向大路，发掘者判断其中的宣平门-谢王庄东西大道应为文献记载“新丰道”，并推定它可能与秦驰道有一定关系，这对以东向、北向交通为主的汉长安城外道路系统的重构具有当然的重要价值。

　　地处汉长安城西南上林苑内的昆明池遗址考古已开展多次并持续有年。2019年以来为配合陕西斗门水库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队，对其开展了持续的工作。2023年完成的汉唐漕渠与昆明池遗址进水区的部分发掘工作揭示，这是一个由沟渠、水坝、鱼嘴组成的复杂进水区域，并确定该地点的部分沟渠早在周代既已出现，到汉唐时期更不断发展，现有面貌是二千多年演变后形成。汉唐漕渠与昆明池从西汉中期开凿后一直沿用至唐末，前后持续达千年之久，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附近历时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都城城郊水利工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汉唐漕渠取水口和部分渠身的发现和确定，之前“中国大运河”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因限于资料所限而无奈“砍掉”的汉唐漕渠终于部分显现，入选年度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

汉唐漕渠与昆明池遗址

　　位于河南洛阳的东汉都城洛阳，因被魏晋北魏都城洛阳叠压，考古工作一直困难重重。过去学者所开展的东汉都城洛阳的复原工作也就只能多数是基于文献记载而来，复原所用考古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都远远不能与汉唐长安等相比。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队“咬定青山不放松”，利用各种机会持续发力，终使有关问题的解决渐有眉目。在多年艰辛工作后，2023年发现和确定了东汉北宫的东墙、南墙，判断其充分利用了自然台地，后延续其使用的魏晋、北魏宫城的规模与其大致相当，这是首次从考古上确定东汉北宫范围，将汉魏洛阳城宫城的始建年代上推至东汉，大大丰富了汉魏洛阳的历史内涵。而在开展考古清理的过程中，还意外在北魏宫墙东侧出土了大量的新莽钱范，为新莽钱币的研究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新资料，入选2023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

　　2.地方建筑与城市

　　近年来都城之外秦汉时期地方建筑和城市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重要成果，使得秦汉城市考古好事连连、异彩纷呈。

　　经多年发掘，甘肃陇南礼县四角坪遗址成功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新发现，是“十大”中唯一的秦汉考古项目，可喜可贺。发掘者在将其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西巡“陇西、北地”联系后，判断该遗址是为秦始皇西巡祭祖而准备的祭祀场所，并判断建筑群为秦统一营建。我们知道，秦始皇是在二十六年完成一统，因此若据前述判断，则意味着该建筑群的营建时间必然非常短暂——至多不超2年，那么遗址出土的相关遗物都必是国祚短暂秦王朝考古中非常难得的断代“标准器”。

四角坪遗址

四角坪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四角坪遗址出土的云纹瓦当

　　不过从十大考古新发现发布会上发掘者公布的该遗址出土建筑材料看，遗址最少出土了3种特征差异明显的云纹瓦当，其纹饰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简牍发现所证明的从战国晚期一直延续到秦二世时期的秦始皇陵的出土瓦当，让我们很难看出它是短短2年内营建而成——这与王莽在长安城南营造礼制建筑时为“赶工期”而拆用上林苑内宫观建筑，使用旧材料有明确记载的情况完全不同。

　　若依发掘者的时代判断，那么以这批“标准器”来衡量，之前一大批出土过类似瓦当的关中地区秦汉建筑的时代均需重新认定——甚至汉长安城未央宫、武库等文献中建设时间非常明确的汉初建筑，都可据而认定是在统一秦的早期所建——这是一个“动摇”秦汉建筑考古断代根本的“重大”问题。

　　因此，单从建筑材料的时代特点看，四角坪遗址并不能“卡死”到从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到二十七年出巡前的“狭窄”的2年之内。从数十年来建立的秦汉建筑断代的既有认识看，该建筑群的时代应是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既不能排除为战国建筑，也不排除为西汉建筑的任何可能。其性质，就所有的传世文献言，我们找不出它与始皇西巡有关的直接或间接的任何记述。

　　近年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展了陕西关中秦汉县治的考古调查，成果值得期待。陕西高陵车张遗址出土“高市”陶文，揭示该遗址大体是西汉高陵县侧聚落，是京畿地区难得的聚落发现。

　　北京通州路县故城发掘继续推进，新清理出遗迹的时代从西汉一直延续至明清，新发现的东汉窑址、砖砌沉淀池及周围大量规制较整齐灰坑，均显示出该区域可能与窑业生产有较密切关系。房山区广阳城西城墙外新发掘78座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瓮棺葬，及东汉至魏晋时期砖室墓3座，并清理灰坑、水井、窑等遗迹，对广阳城沿革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雄安新区容城南阳遗址通过发现的多条道路确定了大城南门所在，填补了城南路网系统的缺环。经多年工作，基本确定该遗址由两座城址构成，上限为战国中晚期，主体遗存是东周至汉代的燕文化因素，这是雄安新区两周、汉代城市考古当然的重要发现。

　　河北石家庄长安区东垣古城经大规模勘探，基本究明了古城规模和路网信息，并发掘出两汉遗迹200余处，发掘者从出土建筑材料等判断，该城址应为两汉常山郡的郡治所在，是两汉郡国考古、冀中南城邑考古的重要发现。

　　山东青岛琅琊台是秦皇汉武登临巡视之处，近年开展的琅琊台遗址考古不断揭示出遗址的丰富内涵。2023年发掘进一步明确了对大台台顶建筑的有关认识，并对小台结构有了直观了解，新揭露的秦代砖瓦窑更是近年山东地区首次发现，为当地秦汉建筑材料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材料。

　　山东邾国故城遗址是东周邾国都邑和秦汉邹县县治所在。“十三五”以来连续的系统考古工作不断取得重要成果。现不仅确定了邾国宫殿区、贵族墓葬区、青铜器作坊区、居民区与墓地的所在，还确定了秦汉邹县的官署位置。新揭露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建筑始于战国，为邾国工官府邸，秦汉时为县衙。在基址周边灰坑、灰沟中还出土秦汉封泥821枚、陶文243枚，以“驺丞之印”“驺亭间田宰”为最，并包括驺县下属的乡印、库印，及周邻十余县县丞之印封泥。发掘揭示，秦汉县衙之下叠压一处战国中期青铜冶铸遗存，发现熔炉、烘范坑、浇铸坑、沙料存储坑、废弃物堆积场等遗迹。邾国故城考古的重要发现，深刻揭示从王国向帝国转变过程中地方城市的历史进程。

　　内蒙古包头谎粮堆墓群北侧清理1座半地穴房址，发掘者通过出土遗物及动物骨骼测年，判断其为西汉晚至东汉中前期，为研究汉代五原地区房屋建筑的形式提供了新资料。

　　浙江台州章安故城的考古已持续多年，2023年在清理道路、房址等各类遗迹时，出土砖、瓦当、筒瓦、板瓦等建材1800余件。发掘者从遗址正向纵横规划、大体量成规模、以房址、排水沟、水井构成的建筑群及“太守孔”“中使”“章”字铭文砖、大型板瓦、简牍及大量居址建筑构件出发，判定章安故城为临海郡治官署所在。

　　浙江余姚杜义弄汉六朝遗址新清理出灰坑、灰沟和建筑等汉代遗迹。在H48中清理出竹编、葫芦、核桃、橡子等植物遗存，特别是大量橡子铺满坑底，厚近半米。发掘者判断该坑应为汉时人的橡子储藏坑，而橡子是当地汉人的重要食物。该项发现，与前述章安故城考古一起，均入选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福州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清理了西城门及临近水门。西城门由门墩、门道、南北两侧门房组成，出土大量汉代砖瓦残片，及罐、盒、盅、釜、器盖、支座、纺轮等陶器残片，还出土铁护枢、铁斧、铜头铁铤箭镞等金属器。通过发掘，确定当时应是在先对地基夯筑后，才修筑水门。城村汉城陆、水门考古，是南方地区相关遗存的重要发现。

　　湖南长沙天心区朝阳巷遗址清理的汉代夯土建筑基址东西28、南北已清理18米以上，基址下层为厚35-40厘米较纯净红土，上层黄土厚55-79厘米，包含西汉筒瓦、板瓦和云纹瓦当等与建筑材料。J29中还出土写有“卅一年五月壬子朔”“苍梧守”“长沙丞”等内容的秦代简牍，是秦苍梧郡研究的新发现。

　　湖南临武渡头古城遗址是汉至六朝时期临武的县治所在，衙署区近正方形，四周壕沟。2022年-2023年连续揭露出大型建筑、道路、水井等遗迹，并在衙署区的两口水井内出土吴简1万余枚，是三国临武县的官府簿籍档案、行政文书。发掘者指出，该城址是湘粤古道上保存最完整的古城邑，其选址、形制、布局和结构都为汉至南朝时期南方城市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重庆武隆区生基坪遗址考古发掘清理出西汉墓葬和东汉砖窑，出土陶罐、陶盒、陶钵、陶釜、陶壶（带盖）、陶井、陶甑、铜钱、铜鍪等大量遗物。武隆信号台遗址出土“聿卿”封泥，发掘者指出其是汉“乡”级行政区划及聚落研究的重要线索。武隆田坝遗址汉至六朝绳纹筒瓦、板瓦和云纹瓦当的发现，自然是乌江流域汉代聚落研究的新材料。

　　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的发掘工作继续开展，新发现大量汉晋时期遗存，出土“益州刺史”、“广汉太守章”等封泥300余枚，进一步扩大了已知益州郡文书的往来范围，出土有字简牍303片，无字简牍1832片，有字炭牍（碳化简牍）26片，无字炭牍40片，为西南地区自古以来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证，为益州郡治的探寻提供了重要线索。

　　云南昭通昭阳区朱提故城地处云、贵、川交汇地带，是汉晋朱提县（郡）治所的所在，2023年发掘西门遗址和城内西南仓储建筑，出土大量建筑材料，确定已揭露遗存的时代从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判断城内建筑规模较大，应为官署区的所在，是西南城市考古、西南丝绸之路考古的重要发现。

墓葬

　　1.帝陵与诸侯王陵

　　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不断推进，其中秦陵西侧1号的发掘持续多年。在之前出土金银骆驼等发现引起轰动后，2023年在该墓的东北清理的陪葬坑内确定了羊车的存在，六羊并列，是文献中羊车的第一次也是时代最早的实物例证，而在北墓道下端出土的彩绘四轮独輈车，更填补了秦汉帝陵车马陪葬制度的空白。该墓的发掘还在持续，秦始皇陵层出不穷新发现的吸引力再次凸显。当然，作为2023年中国考古大会参观点之一的秦始皇帝陵园内城东门遗址的不断发掘，是当然的秦汉帝国门阙制度研究的重要资料。

秦始皇帝陵1号陪葬墓出土文物

　　陕西西安张闫遗址新出土一定数量的“安陵令印”等封泥，为进一步探索陵邑“官署类”建筑的分布提供了重要参考，是西汉陵邑研究的新发现。

　　汉文帝霸陵考古继续推进，外藏坑K15中出土鎏金编钟、石磬、琴轸等与音乐有关重要文物，在不断丰富西汉帝陵外藏系统内涵的同时，不断更新着我们对西汉帝陵陪葬制度、汉代乐府等等的学术认知。

　　张家山M336号墓出土汉简《功令》中出现文献未载的“北陵”，金秉骏判断北陵之主应是高后、前少帝、后少帝之中的“前少帝”，“很可能位于高祖长陵东侧”（《简帛》第二十七辑），高婷婷认为北陵“似乎并不指某个具体的山陵或在具体的某个城市北部的山陵，而是相对来说泛指在北的山或丘陵”（《简帛》第二十七辑）。从简中北陵与万年、长陵、安陵并列情况看，北陵作为陵名的可能性不小，但从文献中对此居然毫无记载的情况看，该枚简的点读等似有进一步讨论的可能。

　　湖南长沙汉长沙王陵考古取得重要成果，在栗树嘴墓地发现2座带墓道的大型汉墓及其残存封土及汉代建筑基址1处；在马坡山-庙坡山墓地确认道路4条，发掘者判断其中的L1、L2为神道，L3、L4为徼道，并判断金鸡山墓地发现的1处条带状汉代遗迹为陵园墙，是南方地区诸侯王陵墓考古的重要发现。

　　东汉晚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墓的发掘曾在2009年曾引起广泛关注，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国务院公布其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其埋葬后曹魏方始建立的时间关系看，曹操高陵应可视为时代最晚的高等级东汉墓。它的发现和确认，对汉魏陵墓制度研究的重要价值不需多言。4月29日，地处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正式开放，除墓葬本体和出土遗物外得以全面开放后，多年来陆续开展收获的神道、陵前建筑、围壕、垣墙、南侧建筑等均得到集中展示，是目前唯一一处墓葬要素“全内涵”展示的汉代高等级墓葬，非常值得仔细一观。

　　当然，位于陕西秦咸阳遗址南侧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时代限定为秦汉的专题博物馆，一经试运既盛况空前，是了解秦时明月汉时都的必去之处。

　　2.中小型墓葬

　　陕西西安湾子村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期墓葬发掘出土随葬陶器上多见“芷”字戳印，发掘者指出这里是芷阳遗址、秦东陵之外该类陶文发现最多的地点。

　　陕西西安莲湖区大白杨墓地位于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该地发掘了1700余座西汉小型墓葬，分布非常密集，判断该处当是长安城外一处大型的平民墓地，对都城外平民墓地的时空分布、小型墓葬发展演变的研究均有重要价值。

大白杨墓地全景

　　河南尉氏县将军冢的墓室墓圹长27米，宽15米，室内面积达80平方米，墓中出土的铅质买地券上有“地下两千石”“地下诸神墓门皆不得留难”等文字，通过其上“熹平五年闰月辛卯”纪年，发掘者判断墓主去世于东汉灵帝熹平五年闰五月廿二（176年7月16日）左右。从墓葬形制、规模等出发，认为该墓墓主为东汉晚期列侯，发掘者还注意到该墓后室的砌法与其他墓室有打破关系，前者构筑较晚，这无疑是汉代高等级墓葬研究的新材料，入选年度河南十大考古新发现。

将军冢遗址出土买地券

　　浙江绍兴柯桥区南洲地块清理西汉墓2座、东汉墓9座，山南洲墓地清理多座合葬土坑墓。其中M35清理的排水沟为当地罕见，是汉代土坑墓排水设施的重要发现。柯北新建高中土墩墓D3清理近30座序列清楚的汉墓，对汉代砖椁墓—券顶砖室墓演变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安吉青龙村墓群清理27座汉六朝墓葬，其中M33保存较完整，未见随葬品，后室顶部可见盗扰后的修复迹象，是东汉墓地管理研究的新材料。M30出土残存可见“乡”字的铜质半通印，为汉代基层治理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福建建阳溪葛村王垅遗址清理3座闽越墓，发掘者判断年代大致在秦末至西汉文景帝之间或稍偏早的M30中出土1件硬陶瓮，肩部贴塑蛇首，认为其应是闽越蛇图腾崇拜的实证，或有镇墓之义。

　　湖南怀化中方荆坪桐林发掘战国至西汉墓葬253座，部分有单墓道，多数单椁，少数两椁，推测均为单棺。发掘者指出舞水河西发现的这批西汉墓改写了之前对该地区战国、西汉墓分布规律的既有认识，对荆坪古城（汉无阳故县）研究有重要价值，并认为可该地西汉中晚期墓葬的发现进而探讨当地居民活动的废止下限。

　　重庆武隆关口一号墓保存完整，是重庆目前所见最完整的西汉早期木椁墓，虽墓葬规格较小，墓口长6.50米、宽4.25-4.30米、距现地表深4.13-4.78米，但由于墓内常年处于满水状态，且未盗扰，故椁室、木棺及随葬品均得以较好保存。在大量漆木竹器出土同时，更出土了罕见的木牍文书，发掘者判断其中的“二年二月己未朔丙戌”纪年为公元前186年，若是，该墓自是目前国内发掘的最早西汉纪年墓。

　　四川盐源老龙口墓群清理各时代墓葬1893座，发掘者据此构建起盐源盆地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年代框架与文化谱系，其中战国至西汉早期大型墓葬流行石盖墓，常见头蹄葬、朱砂葬；随葬品包括铜器、陶器和玻璃器，铜器以兵器为主，马具成组出土的情况较为常见。小型墓葬则存在毁兵，叠葬情况流行，墓室多有随葬品，主要为铜兵器、工具及石器等，少见玻璃器；陶器以各类双耳罐为主，是我国西南山地秦汉时期多元发展的重要例证，生动再现了源远流长的我国西北与西南地区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阐释中国古代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阐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等等均有重要价值。

　　贵州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大坪汉墓资料的整理工作顺利推进，整理者提出本土朱砂等矿产的开采至迟秦汉之际已蔚然成风，认为这是改写贵州矿产资源开发史的重要发现。

　　考古报告、学术成果

　　2023年秦汉考古报告出版取得巨大成绩，不仅《荆州郢城遗址：2018-2021年考古发掘报告》《云阳旧县坪（1999-2006）》《敦煌悬泉置遗址：1990-1992年田野发掘报告》《新疆石城子遗址（二）》等遗址报告顺利出版，而且《何家坟墓地考古报告》《广阳城墓地（一）：东周两汉至明清时期墓葬考古发掘报告》《苇沟-北寿城遗址考古报告》《三门峡刚玉砂厂墓葬》《万州糖坊墓群》《云阳杨沙村墓群》《西安黄渠头汉代墓地》《临泽黄家湾滩汉晋墓发掘报告》等墓葬报告顺利付梓，不断为秦汉考古研究增添新资料。

　　2023年征集、出土简牍的出版成就惊人，《北京大学藏秦简（壹-伍）》《天回医简》《益阳兔子山七号井西汉简牍》《张家山汉墓竹简（336号墓）》《睡虎地西汉简牍（壹）》《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柒）》《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捌）》《悬泉汉简（叁）》等均顺利刊行，《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萃》让人在简牍报告出版之前即可先睹为快。需特别一提的是，随着《敦煌悬泉置遗址：1990-1992年田野发掘报告》出版，已出版多部的悬泉汉简的考古信息完整公布，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中找到值得深思的研究课题。《韩国的古代木简Ⅰ》的出版，让我们可以借此了解到邻国简牍的一些情况。

《北京大学藏秦简（壹-伍）》

　　2023年精美的各种图录，如《简述中国：甘肃简牍博物馆精品文物图录》《滇王与南越王》《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两汉简牍墨迹研究》《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家常贵富：咸阳原新出土铜镜撷珍》《只此绚丽：广州出土汉代珠饰展》《走近海昏：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概览》，在不断为深入的秦汉考古研究提供越来越高清图像信息的同时，其所带来的专题研究的深度较之以往更在持续加深。

　　2023年秦汉考古学界出版大量研究成果，如《流动、融合与秦的统一：秦文化考古学专题八讲》（陈洪）、《周秦汉考古研究》（赵化成）、《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杨哲峰）、《中国南方地区两汉墓葬研究》（余静）、《合浦汉墓研究》（富霞）、《此处葬曹操》（唐际根）、《汉代东王公图像研究》（庞政）、《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朝鲜半岛汉式器物的考古学考察》（蒋璐）、《汉唐时期河西走廊墓葬壁画整理研究》（贾小军）、《砖画印象：洛阳出土西汉画像空心砖》（沈辰、徐婵菲）、《秦始皇陵之外：秦艺术新视域》（柳扬主编、赵婧译）、《蜀山琢玉：丧葬制度与帝国气象》（霍巍、王煜主编）、《秦汉研究论丛：秦汉墓葬制度比较研究专集》（徐卫民、王永飞主编）、《洛阳西汉画像空心砖发现与研究》（赵晓军、徐婵菲主编）、《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研究》（徐长青主编）等等，持续彰显着秦汉考古的巨大活力。

　　《汉代铸钱手工业考古学研究》（徐龙国）、《广西合浦望牛岭汉墓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蒙长旺）、《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考古学研究》（夏保国）、《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彭峪）、《秦汉“大一统”观背景下三个典型遗址出土玉器的对比研究》（叶晓红）、《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视阈下的秦系玉器研究》（杨岐黄）、《基于出土图像材料的先秦两汉“北方”信仰研究》（潘攀）、《益阳兔子山遗址三号井出土简牍整理与研究》（张忠炜）、《汉唐时期鲜卑融入中华文明的考古学综合研究》（张国文）、《中国西南地区汉代崖墓资料收集整理与保护研究》（黄海涛）、《秦汉出土仪式类文本综合研究》（田天）、《新出古井简牍群与东汉三国长沙地方行政体制因革研究》（徐畅）、《秦汉地方行政简牍资料整理与研究》（田河）、《云梦郑家湖与睡虎地墓地考古资料整理研究与价值阐释》（罗运兵）等各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功立项，让我们满怀期待着在接下来几年内一大批中期成果、几年后结项成果的“滚滚而来”。

纪念

　　3月27日，曾参加或主持陕西秦咸阳城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秦阿房宫遗址、秦废丘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秦汉上林苑遗址、汉宣帝杜陵遗址、秦汉唐中渭桥遗址、汉唐漕渠与昆明池遗址、秦郑国渠汉白渠遗址考古等秦汉时代最重要都城、苑囿、陵墓、交通、水利工程考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毓芳先生去世，享年80岁。

　　6月15日，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等等著作中不断开展秦汉遗物研究的国家博物馆孙机先生逝世，享年94岁。

　　6月21日，曾参加陕西汉长安城、河南汉魏洛阳城等都城遗址考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孟凡人先生去世，享年83岁。

　　9月12日，曾主持江苏天山汉墓、东阳城考古的南京博物院梁白泉先生去世，享年95岁。

　　11月7日，长期开展东周秦汉考古教学与研究、对秦汉陵墓制度、早期秦文化研究等做出重要贡献的北京大学赵化成先生去世，享年71岁。

　　12月20日，曾参加陕西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未央宫、长乐宫、武库等遗址考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连喜先生去世，享年86岁。

　　汉武帝时李延年在改编的《薤露》中唱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曹操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的最后，唱出“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些，多被视为汉时人在认为人生苦短，但当如朝露迎朝阳晶莹璀璨，希望能力有所树的真实体现。

　　纪念她（他）们，我们的前辈。薪火相传，更多秦汉考古的重要发现必将如朝露般日日更新。

（文中所述和图片或源于新闻报道，或综自各单位刊布的年度总结，不当处望多多批评。）

作者：刘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澎湃私家历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