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杰出考古学家之一、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重瓣花朵”诗意理论的开创者和构建者，是首个获得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的中国学者。他始终关注石家河考古工作，石家河考古凝聚着他一生的心血。

　　1987年我进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学习，当时系主任是宿白先生、副系主任是严文明先生。刚进校，什么都是懵懵懂懂，但记得宿白、严文明两位老师到宿舍看望我们新生，并与我们座谈。我当时就觉得两位老师文质彬彬，亲善谦和，与我心中想象的大学问家形象一致，心想考古学应该是有学问的学科，从而形成了我对考古学的第一印象。刚巧严文明先生给我们上考古学（上）、宿白先生给我们上考古学（下），可以说，两位先生是我进入考古学的引路人。上严文明先生课程期间，为了帮助自己理解他的课程，我在校图书馆看了先生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1]，文章发表于《文物》1987年第3期。这是不是我第一次看专业文章不确定，但这篇文章一定是极大地促进了刚入考古学门槛的我对考古学的理解，我至今印象深刻。加之学年考试论述题我借鉴了这篇文章的诸多观点，取得了我自认为还算满意的成绩。当然，主要是文章让我觉得考古学不单单只讲文物和历史，而是一门有系统认识，有体系和哲学思辨的学科，因而让我至今铭记。严文明先生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以及他在中国考古学（上）的教学中，都绕不开石家河，作为湖北人的我自然印象深刻；加之后来，我的毕业实习是在石家河，因此我对先生与石家河的关系尤为关注。

　　严文明先生亲自参与并主持石家河考古始于1987年。“1987年4月底5月初我在四川参加了广汉三星堆和成都十二桥遗址的学术座谈会，5月16日之前要到山东烟台和长岛主持一个胶东考古座谈会，中间正好有几天时间可以顺路到石家河去看看。于是事先跟湖北荆州博物馆张绪球馆长联系了一下，绪球非常高兴，亲自陪我到石家河遗址进行考察，初步决定在那里做些工作。”[2]先生来石家河考察期间，我当正在辛勤备战高考，自然无缘得见，不过，挂在天门石家河工作站墙上他和赵朝洪老师、张绪球馆长等人考察石家河遗址的合影，身着西服，器宇轩昂，神采奕奕，当是收获满满之后的留影，让我印象深刻。“6月间请张江凯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同湖北省博物馆（后来在省博物馆考古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由研究所承担）和荆州博物馆商量三方合作事宜，并且于6月26日签署了《关于湖北省天门县石家河镇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的发掘与研究会谈纪要》，决定由三方联合组成石家河考古队，从当年起对石家河遗址群进行系统的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当时我们约定，参加人员不论来自哪里，都属于石家河考古队，工作上不分彼此，统一安排。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家精诚团结，一切为了搞好石家河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从而比较顺利地取得了重要的成果。”[3]“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博物馆于1987年6月联合成立石家河考古队，严文明先生任队长，并从当年秋季开始，对石家河遗址群进行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石家河考古队从1987～1991年，在此进行了八次发掘”[4]。我作为87级本科生17人中的一员，有幸参加了第五次发掘。“第五次发掘是在1989年秋冬。这次发掘主要配合北京大学考古学系87级学生的基础实习。参加发掘的人员有：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教师张江凯、赵辉、张弛、冯继仁，研究生2人，本科生17人，日本留学生内田珣子、小泽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天元、李文森、冯小波，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陈官涛、王福英、贾汉清、肖玉军，还有湖南省参加北京大学文博班的学员6人”[5]。我先是参加了我们班在肖家屋脊的集体发掘，然后和韩建业、张良仁、韦江、刘琳、张攀共6人，与研究生徐祖祥一起分到谭家岭进行发掘，共布方7个[6]。我们这次对谭家岭的发掘在大型建筑上也小有收获，先生在《谭家岭》报告的序中谈到，“没有发现大型的宫殿式建筑。但也不是没有露出一点迹象。……已有分间式房屋，第8号和10号房屋已用土坯砌墙，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技术。第10号房屋的东墙厚达80～90厘米，已不是普通住房的规格，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座房子的墙壁往西打破了另一座未编号的房子，后者虽只露出一小段墙壁，厚度却达1米，显然是一座更大的建筑。可惜因发掘面积有限，没有继续追索下去。但就是这一点线索已足以说明谭家岭确实有重要的大型房屋，那多半是殿宇一类的礼制性建筑”[7]，而10号房屋恰就在我和张良仁的探方之内，我也因此而深受鼓舞。据先生们回忆，正是在整理1990年前后石家河考古发掘资料时，严文明先生提出石家河可能是古城的思路，并安排了寻找古城的调查、勘探等工作。石家河城址的发现与确定，是石家河考古上一次质的飞跃[8]。石家河城址的发现并确认正好是我们在石家河实习这个时期，因而我对石家河城址的发现并确认一事格外关注。“1990年春首次发现并确定石家河古城时，主要是根据地面暴露的城垣和钻探的结果，还有西城垣因为挖窑破坏而看到的剖面，再结合整个遗址群主要文化堆积等情况，推定城垣的始建年代应该在屈家岭文化于当地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古城的繁荣时期主要在石家河文化早期”[9]。“1990至1991年春对石家河遗址群的全面勘探，首次发现了石家河古城，并且基本上弄清了城址的范围、结构与形状大小，其中西城垣和南城墙的西段至今仍然高耸于地面之上”[10]。正是先生于1987～1991年期间主持的八次发掘，并“1992年进行了补充发掘之后和局部勘探”[11]之后，对石家河遗址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这些成果，先后收集在《肖家屋脊》（1999）、《邓家湾》（2003）、《谭家岭》（2011）三本报告[12]之中，以石家河考古队名义刊发，成为认识和研究石家河遗址的经典和基石。

　　工作后，与先生直接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了，当然主要是我向先生请教，每每深受教育，现记录二三事，以纪念先生。我对石家河一直心心念念，2013年我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省博物馆馆长后，就想重启石家河的考古工作。2014年春，随州曾侯丙墓参评十大考古发现，恰逢先生是那一届的评委，我和同事孟华平在评选期间向先生汇报了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先生的支持，之后就开始了2015～2019年连续多年的发掘，收益颇丰。我记得在那次汇报时，针对当时个别遗址没有研究清楚却急于做展示，以致对文物本体造成影响，先生说，我们首先是研究员，其次才是所长，在面对这些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先生说到这时有些激动，让我深受感动也深受教育。在发掘期间，先生多次电话问起田野工作情况，每每有收获，先生就很高兴。有次还专门打电话，向我要了谭家岭瓮棺出土的玉鹰牌饰的图片，说是他有篇文章准备用这个图片。我赶紧发给了他，先生收进他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13]。我2021年编撰《石家河发现与研究》一书，给他打电话请求将这篇文章收录书中，先生欣然应允[14]。

　　2015年12月19～20日，为纪念石家河考古发掘60年，由中国考古学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了“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先生不能前来，给大会送来了《石家河赞——纪念石家河考古六十周年》[15]，“竟陵古迹多，最酷石家河。大城平地起，谭家设宝座……”[16]，这是继《良渚颂》之后对重大考古遗址的又一诗意赞美，让大家十分欣喜，更是深受鼓舞。不仅如此，先生还写来了一分贺信，“在石家河考古60周年之际，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回顾以往的工作，总结取得的成果，筹划今后努力的方向是很有意义的。……现在可以肯定，石家河城址的遗址群是当时江汉平原史前文化的中心，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之一。所以遗址的保护和继续发掘研究仍是极其重要的事情。”[17]他对大会仍十分顾念，“我本应参加这一盛会，考虑寒冬天气，万一有所不适会很麻烦。但我心向往之，写了几句歪诗，凑个热闹吧，致敬。严文明，2015年12月15日。”[18]收到贺信时，我内心十分激动，特别是先生写的题头是“方勍暨与会各位同志：大家好！”[19]上大学时我的名字是“方勍”，工作报到时，因为此字不常用，当时刚开始启动电脑录户口，电脑字库中没有这个字，就改为“勤”，之后就不再用了，先生竟然仍记得我上学时的名字，让我感动不已。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庆典，为此，我们院举办了“纪念中国考古学百年暨江汉考古创刊四十年学术研讨会”，先生已经行动不便，但先生在张海的帮助下，仍给大会发来了视频讲话，“从中国考古学总的发展来讲，早期的重点在黄河流域，在中原地区。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长江流域，特别是湖北的考古工作逐渐发展起来了。……湖北是长江中游，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楚文化发展中心”[20]。

　　启动新一轮“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项目之后，2022年我担任领队开始了新一轮的石家河考古发掘。2022年春，我打电话给先生汇报石家河发掘启动情况，先生很高兴，叮嘱我还是要加大勘探力度，注意整体布局，寻找大房子和大型墓葬线索。正是因为有1989年谭家岭10号大型房屋没有继续发掘的遗憾，我在当年没有继续发掘的地方布方，开展工作，从而基本捋清了房屋布局，明确了10号房分三间，其东墙分三层构建，宽1.2米[21]。时隔33年再次发掘10号房屋基址，进一步证实了先生当时的判断，我十分钦佩。期间，我还请先生题写“石家河考古工作站”“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先生欣然应允，并很快寄过来了。我交给石家河遗址管理处邓千武收藏，并给石家河考古工作站制作了匾额。每次上工时看到先生题写的苍劲有力的“石家河考古工作站”，感觉就像是先生在看着我们走向田野，走上考古工地，先生在给我们加油鼓劲。而先生给我们题写考古工作站名时已90高龄。

　　2023年3月29日，我和韩建业到先生家汇报石家河考古进展，特别是城址、水系和谭家岭大型房屋的收获[22]，先生甚是欣慰，还专门和我们合影留念。不曾想，这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每每想起这些，我不禁唏嘘，后悔不已，怎么没再去向先生请教。2024年4月14日20时13分，先生在北京逝世，中国考古学痛失了一位巨匠，我们痛失了一位好先生！

　　深切缅怀严文明先生，先生千古！

　　注释：

　　[1]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2]严文明：《石家河考古记》（代序），石家河考古队编《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3]同[2]。

　　[4]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4页。

　　[5]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6]石家河考古队：《谭家岭》，文物出版社，2011年。

　　[7]严文明：《谭家岭》（序），石家河考古队编《谭家岭》，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页。

　　[8]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出版社，1992年。

　　[9]严文明：《邓家湾考古的收获》（代序），石家河考古队编《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

　　[10]同[9]。

　　[11]同[9]。

　　[12]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石家河考古队：《谭家岭》，文物出版社，2011年。

　　[13]严文明：《中国文明的起源》，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四十四卷，中华书局，2020年，第1～22页。

　　[14]方勤等主编：《石家河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年。

　　[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9年。

　　[16]同[15]。

　　[17]同[15]。

　　[18]同[15]。

　　[19]同[15]。

　　[20]严文明：《在“纪念中国考古学百年暨江汉考古创刊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

　　[2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22年谭家岭发掘资料。

　　[2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天门石家河城址及水利系统的考古收获》，《江汉考古》2023年第1期。

作者：方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江汉考古》 2024年 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