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这是近代以来我国学术界逐步形成的共识。因为，研究历史离不开材料，“新材料出新学问”，而考古学是能够为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材料的唯一有效途径，尽管考古学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于发现新材料。早在1928年，傅斯年就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倡导历史语言工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国现代考古学的百年发展史也表明，“考古学的发生和发展，始终是与考古发现相伴随的”。时至今日，考古新发现仍然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的发掘以及考古报告《师宗大园子墓地》，作为西南夷考古的最新成果，无疑将为西南夷地区古代民族、社会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新的助力。

　　“西南夷”作为战国秦汉时期活动于云贵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的诸族群的统称，始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在漫长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西南夷诸族群创造了独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古代文明，至汉武帝时期逐渐汇入中华古代文明的洪流之中，其自身也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毫无疑问，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考古——“西南夷考古”在我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及其演进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西南夷考古的肇始可以上溯到20世纪前半，但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5～1960年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先后四次发掘清理的51座战国秦汉时期的土著文化——石寨山文化墓葬，以其浓郁的地方风格和随葬大量精美而富有特色的青铜器而受到世人瞩目，尤其是6号墓因“滇王之印”金印的出土而被确认为西汉时期的一座滇王墓，使得石寨山文化遗存与古滇国和古滇人的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自此之后，西南夷地区的考古工作持续开展，重要的考古发现接连不断。时至21世纪初，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已遍布西南夷地区的各大区域，其中既有大量的土著文化遗存，也有不少汉文化遗存，各种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也相继展开，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毋庸讳言的是，西南夷地区的考古发现在地域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还有不少区域仍是考古发现的空白，直接制约着西南夷考古乃至西南夷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走向全面和深入。

　　基于上述西南夷考古的重要学术意义、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启动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完善科研布局和学科布局等方面考虑，设立创新工程项目“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考古发掘与研究”，并指派以西南地区历史时期考古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杨勇同志组建考古队，同当地文物考古机构合作，在西南夷地区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在前期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考古队首先选定在地处滇东高原腹地、位于陆良盆地南部边缘的陆良县薛官堡墓地进行发掘。薛官堡墓地经过2012年和2013年两个年度的发掘，发掘清理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土著文化墓葬计211座。田野发掘结束后，旋即进行发掘资料的系统整理， 并于2017年正式出版考古发掘报告《陆良薛官堡墓地》，填补了西南夷考古在地域上的一个空白，并由此真正开启了陆良盆地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进程。

　　薛官堡墓地的考古工作结束前后，考古队曾在陆良盆地——云南高原最大的山间平坝进行大范围考古调查，虽有不少发现，但未发现适合进一步开展田野考古的遗址或墓地，而此时在陆良县东南邻接的师宗县调查发现了大园子墓地，并且该墓地面临着被进一步盗掘的危险。于是，考古队转战师宗，对大园子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大园子墓地历经2015年和2016年两个年度的发掘，共发掘清理402座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土著文化墓葬，又一次填补了西南夷考古发现在地域上的一个空白。本书《师宗大园子墓地》（以下简称《大园子》），即为大园子墓地考古发掘和综合研究的考古报告。通过《大园子》考古报告，我们不仅可以获知大园子墓地考古的收获——这在报告中已有详细的记述，而且还可以了解其发掘和整理工作的理念、思路和做法——其中不少值得肯定和提倡。

　　其一，学术目标明确，课题意识强。大园子墓地的发掘，本来具有很强的抢救性发掘的性质，因为该墓地在发掘前已经并正在遭到极为严重的盗掘，墓地被盗掘的状况可谓惨不忍睹。但是，发掘者并没有将发掘工作仅仅定位于抢救性发掘，也没有将重点放在被盗掘并出土有青铜器的大中型墓葬的清理上，而是强化课题意识，紧紧围绕着探寻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土著文化遗存、揭示当地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状况这一学术任务和目标制定发掘计划，对集中分布的小型墓葬进行“按部就班”的发掘，最终发掘墓葬402座，出土各类遗物600余件（组）。这批墓葬虽然都是小墓，随葬品也不甚丰富甚至缺少所谓的“重器”，但其学术价值不容小觑。如此重要的学术成果的取得，从根本上说，与发掘及其整理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分不开的。正如李济1928年在《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的讲演中所言：“地下古物，最重要的是要先有问题、有目的去发掘，才能注意到各方面细微的物事”。这无论对于主动性发掘还是抢救性发掘，都至为重要。

　　其二，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细致。大园子墓地“积墓成堆”的特殊埋葬状况，致使发掘工作难度甚大。发掘区范围内，土堆自地表至生土深3.5～4.2米，埋葬有墓葬的文化层堆积厚3～4米不等，其中Ⅰ号发掘点240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墓葬242座；Ⅱ号发掘点109.5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墓葬160座。两地点发掘面积不足350平方米， 而清理墓葬402座，也就是说，平均每平方米约有1.15座墓葬，可见其分布密度之大。况且，由于土堆中的墓葬是持续不断地埋入的，虽然地层堆积可以划分出若干小层， 但各层土质、土色的差别甚微，并且过于细碎而缺乏连贯性，加之墓坑内填土与墓圹的土质和土色非常接近，墓葬的开口不甚明显，墓内的人骨几乎朽蚀殆尽，使得在发掘过程中划分并排列出完整的地层序列并据此确定墓葬的开口层位以及各墓之间的早晚关系，几乎不可能做到。笔者曾参加过不少田野发掘，参观考察过的发掘工地更不在少数，但大园子墓地的地层堆积之凌乱、叠压打破关系之复杂，还是使我们在发掘现场考察时感触至深。尽管如此，基于细致的发掘并采用全站仪测量而获取的所有墓葬开口的精准三维坐标，通过细致的整理将墓地堆积分为四大层，进而据此将墓葬分为两期三段，即：第4层墓葬为第一期，第3层墓葬为第二期早段，第1、2层墓葬为第二期晚段，实属难能可贵。

　　其三，科技考古研究卓有成效。现代考古学本来就是一门自然和人文交叉的学科，多学科合作研究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科技考古——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研究更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问题在于，科技考古如何开展、如何与所谓的“传统考古”有机结合、如何在整个考古学研究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等，还是需要不断地思考、探索和实践的。大园子墓地在发掘过程中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信息采集和数字化处理，为观察和了解墓地的微环境，尤其是为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资料整理过程中，更是从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广泛开展科技考古研究，取得了积极成果甚至是突破性进展。譬如，植物遗存及相关制品的研究，为了解当地植被及自然环境提供了证据，同时证明当时使用硬木松制作棺木、利用大麻和苎麻制作编织物和纺织品——织物密度不大且较为粗糙，其织造工艺尚处于较为原始的初级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首次发现了用桦树皮焦油制作的串珠和手镯等——“提供了桦树皮焦油用于制作装饰品的直接证据……在国际上也未见类似报道”；有的桦树皮焦油制作的手镯上还镶嵌有玉石，也是首次发现。又如，铜器的多种检测分析表明，大园子墓地出土铜器以锡青铜为主，另有少量铅含量低的锡铅青铜以及个别的红铜——“明器的可能性较大”；其矿料“至少有两个以上的矿料来源，分别来自于滇东北和滇东南”；以铸造为主，同时存在铸后冷加工、铸后热锻及冷加工、热锻等多种工艺，并且不同用途的铜器采用了相应的加工工艺技术；埋葬时“毁兵”的顺序是“先焚烧后毁器”。再如，宝玉石器的科学分析及加工工艺研究， 在我国首次“发现了玉器的染色和涂画现象……玉器上有黑色、红色和黄色三种染色的色彩，涂画痕迹有圆形和变化多样的线条”；首次在西南夷地区发现了玉器的火烧现象和玉制的发声器；“大园子墓地宝玉石器来源复杂多源，且不以自主生产为主”，并且器物种类与材质选择有一定对应关系。另外，镶玉铜器上的黏结剂和陶器等的研究也取得积极成果。至于28个样品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虽然早于考古学推定的年代达数百年之多——如果说考古学的年代推断更接近史实，但这批数据为云贵高原尤其是岩溶地区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科学理解和使用提供了重要启示。上述之外，大园子墓地的科技考古研究还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个是同一研究领域由多家机构的学者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次的研究，使得相关问题的认知更深入、更全面、更科学， 如植物遗存及相关制品的研究、铜器的研究、玉石器的研究等均如是。另一个是各科技考古研究报告，大多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出土遗物的科技检测及其数据的刊布上，而是都在尝试进行社会和文化的解读，如对疑似桦树皮焦油手镯芯撑原材料——黄荆之医药性能的解释，桦树皮焦油制品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之关系的探讨，铜器与墓葬年代、等级、性别、丧葬礼俗、用途以及西南夷其他土著文化之联系的考察，玉器产地、器物类型与制玉技术之内在联系以及玉器的社会应用的讨论等，都多有新意， 这也是我国现代考古学中多学科融合尤其是科技考古发展的基本态势之一。

　　其四，综合研究和阐释比较全面系统。作为考古报告来说，最主要的内容当然是发掘资料全面、细致、翔实的记述，但对发掘资料的年代、性质以及反映的社会历史文化诸问题进行初步的综合研究和阐释，同样必不可少，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在考古发掘资料的基本认知和阐释上，最有发言权的是发掘者和整理者。关于大园子墓地的年代，发掘者根据墓葬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以及与西南夷其他土著青铜文化的详细类比等，推定其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并且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期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第二期墓葬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其中早段约在西汉中期偏早阶段，晚段约在西汉中期偏晚阶段至西汉晚期”。这一年代推定尽管与碳十四测年数据之间存在着三四百年的时间差，其年代下限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总体上是论之有据、言之可信的。关于大园子墓地的文化面貌、性质及特征，作者就墓地形态、墓葬形制结构、埋葬方式、随葬品和丧葬礼俗等诸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跟云贵高原诸土著青铜文化以及巴蜀地区、岭南地区乃至东南亚青铜文化进行了比较观察，既归纳出了大园子墓地的基本特征和自身特色，又分析了它与西南夷其他土著青铜文化的共性以及相互联系。以此为基础并结合文献记载，作者还就大园子墓地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许多基本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大园子墓地墓葬形制及头向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被葬者佩戴装饰品普遍，随葬品有规律地摆放，极少随葬陶器，“毁器”尤其是“毁兵”和用火“焚燎”随葬品现象突出， 而墓葬之间的等级差异并不显著，因而“属于聚族而葬的部落公共墓地”；“其所属人群在当时应是一个较大的部落社会”，可能与史书所载漏卧古国有关；该部族可以制造铜器，可能掌握一定的玉石器加工技术；战争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部族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化身武士参加战斗”等。当然，上述研究和认识还是初步的，有些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乃至修正，但凡此种种问题的探讨都是必要的，并且不少认识颇有见地，反映出作者对大园子墓地及发掘资料的认知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表明《大园子》是一部高水平的考古报告。

　　当然，大园子墓地的发掘和研究，缺憾也还是有的。譬如，墓地经过多次考古调查和两个地点的发掘，推测高出生土约5米、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土堆是墓地所在，并且“土堆的范围即大园子墓地的范围，二者应大致重合”，但是，毕竟“因用地受到限制，勘探和发掘没有全面展开”，致使墓地的总体布局结构尚未真正查清。又如， 因客观条件所限和种种原因，原计划的第三次发掘未能实施，墓地中心区域以及可能的大型墓葬也没有发掘，使得墓地的性质和内涵也还不完全明了，尽管可以推论“属于聚族而葬的部落公共墓地”。再如，虽然墓地附近多次进行过调查和勘探，但与之相关或同时期的聚落遗存终未找到——这种多见墓地、少见或不见聚落遗存的状况尽管在云贵高原普遍存在，也还是一种缺憾。

　　但无论如何，大园子墓地的发掘是云贵高原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大园子》是一部成功的考古报告。之所以说《大园子》考古报告是一部成功之作，是因为它完全符合当今考古报告的要求和发展趋势，具体而言：对发掘资料全面、系统、客观、翔实和科学的记述，以及对发掘理念、思路和过程的记述，此其一；多学科合作研究尤其是科技考古卓有成效，并且研究报告系统刊布，此其二；对全部考古材料——包括科技考古结果并结合文献记载，进行初步的综合研究和阐释，此其三；有综述有分述，图文合理搭配、文字和表格有机结合，便于检索，此其四。之所以说大园子墓地的发掘是一次重要发现，是因为第一次在师宗一带初步揭示了一种在总体上属于西南夷文化系统而又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土著文化遗存——可能与西南夷中的古漏卧人有关。据此，漏卧古国历史文化的探索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对滇桂黔交界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族群分布研究以及滇、夜郎、句町等古国的地理位置和“疆域”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等诸多重要问题的探索，也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大园子墓地的发掘和《大园子》的出版说开去，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演进的考古学研究问题。“多元一体”作为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犹如涓涓细流汇成的浩荡江河。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上溯到五千多年前，史前时代末期至东周列国是其重要的发展期，而多元一体格局的真正形成是秦汉时期，是伴随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而实现的，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形成而实现的，此后是不断巩固、丰富和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秦汉时期无疑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演进研究的一个关键时期。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研究是一个大学问，是一篇大文章，需要文献史学和考古学以及其他学科共同来做，并且需要从“多元”和“一体”这两个维度以及两者的结合上去做。就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考古学研究来说，史前考古要做，夏商周考古要做，秦汉考古同样要做，各个时段的考古都要做，并且需要长期不断地做下去。当然，不同时段考古的具体任务和特点有所不同，因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就秦汉时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研究来说，边远地区土著文化遗存的发掘和研究——立足于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研究当地土著文明的发生和演变；着眼于地处中原王朝边远地区的地理区位特点，研究当地土著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互动以及融入中原文明的进程；着眼于地处中原王朝对外交往前沿地带和交流“孔道”和“桥梁”的地理区位特点，研究域外文明的传入并融入中华文明之中的途径——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因为，边远地区少数族群的土著文明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重要的多“元”之一，它们融入中华文明并成为一“体”的过程，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和演进的历史过程。很显然，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考古对于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则是不言而喻的了。

　　遵循考古学的学科发展规律，从考古学的学科实际出发，是做好中华文明考古学研究这篇大文章的基本前提。实证和阐释是现代考古学的两大学理特征，也是考古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考古学研究同样需要从实证和阐释这两个维度以及两者的有机结合上展开。所谓“实证”，是指实物资料+对实物资料的科学认知；“阐释”，则是指对实证资料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科学解读。在这里，实证是基础、是根本、是前提，没有实证资料就根本谈不上阐释；阐释是活化、是升华、是目标，如果不进行科学阐释，实证资料只不过是一些零散的、片段的和缺乏生命力的实物资料。实证和阐释，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推进，一方面要继续高度重视并下大力气做好田野考古，以不断获取更丰富的实物资料并通过研究对其获得科学的认知——实证资料；另一方面，继续坚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理论和方法，在人类文明发生和演变的宽广视野下对实证资料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综合性的科学解读——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演进的动因、进程和特点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只做田野考古、或者即使做了考古发掘而不及时整理研究并公布发掘资料，万万要不得；但在实证资料尚且有限的情况下进行所谓“宏大叙事”式的理论阐释，同样万万要不得。我们所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田野考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阐释，以及这两者的有机结合。

　　新材料出新学问，新课题需要新材料。大园子墓地的发掘及《大园子》考古报告的出版，不仅将极大地推动西南夷考古的进一步深入开展，而且将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演进的考古学研究提供全新的材料——即使是沧海一粟。

　　是为序。

　　白云翔

　　2024年新春于燕京陋室

　　*本文为《师宗大园子墓地》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