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石璋如先生（左一）在一起。　作者/供图

　　1998年5月1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召开了“殷墟考古老少谈”座谈会。会议满溢学术性、知识性和殷墟考古发掘历史的记忆。尤其是会议名称新颖，别有深意，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每当我回忆起这次座谈会，不仅感到亲切和有收获，因为交谈者都是殷墟考古的亲历者，更感到两岸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谓“老少谈”，实际上是两岸学者面对面交流。那么，老少谈的老者是谁？少者又是谁？老者石璋如先生，当时96岁，少者就是我，当时已经58岁了。虽然即将迈入老年，但是对于96岁高龄的石先生来说，我也只能是“年少了”。

　　石璋如（1902—2004），河南偃师人。193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学院，之后进入“史语所”考古组任职，曾参加了安阳殷墟第4至第15次发掘，致力于殷墟考古研究。1945年去台湾，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石璋如先生因长寿被誉为“人瑞”。他是“史语所”参与殷墟发掘次数最多的人之一，终生致力于殷墟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显著。主要有《小屯·第一本乙编》《小屯·第一本丙编》《小屯·第一本丁编（一）》《侯家庄·第十本》等专著，以及《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殷代的建筑》《殷代的车》等论文百余篇。他到台湾后仍很关注祖国大陆的考古工作，尤其关注殷墟考古的重要发现。例如，我在《文物天地》发表了《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发掘记》，叙述了该坑发掘的情况和重要收获。石先生非常重视，即在《安阳文献》发表《殷墟大龟板五次三地出土小记》文章，较详细介绍了花东甲骨坑的发现。

　　他是我极为景仰的一位考古学前辈。1998年5月中旬，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杨升南、彭邦炯、胡振宇和首都师范大学的黄天树等几位学者，应邀赴台湾参加由台湾师范大学与“史语所”联合举办的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台湾访问的北京大学教授裘锡圭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根据会议的安排，我于5月12日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发现及主要收获》，石璋如先生则是我的论文评论员。

　　我发言的主要内容是介绍1991年由我主持和亲自发掘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情况。该坑出土了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上有刻辞的684片，卜骨25片，上有刻辞的5片，共计刻辞甲骨689片。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居多，特别珍贵的是完整的刻辞卜甲达300多版，这是自1936年YH127坑及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以后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大发现。据甲骨坑出土的地层关系、共存陶器的形态以及卜辞内容判断，此坑甲骨属武丁时期，甲骨卜辞的主人是“子”，是一位与商王武丁有血缘关系的高级贵族，全坑均属“非王卜辞”。此坑甲骨的发现对研究甲骨分期断代及对“非王卜辞”以及商代家族形态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石先生全神贯注地听了我的发言，对我的论文及花东H3的发现予以充分的肯定，给予很高的评价。最后，石先生对卜辞的性质提出了看法，他认为该坑卜辞的主人可能是武丁的儿子——孝己。后来，研究花东卜辞的学者中，有一部分学者支持这种观点，成为较有影响力的一种看法。

　　前文提到的“殷墟考古老少谈”座谈会，由“史语所”主办，会议主持者请我介绍一下近十几年殷墟考古的主要收获，我用演示稿发言，有文字概述，还有形象的文物图像。接着，石先生非常详细地叙述了他与王湘先生1936年6月中旬发掘YH127坑的情况。6月12日，他们发现了一个圆形的灰土坑，里面填满甲骨。由于甲骨太多，当时又是夏季，赤日炎炎，埋藏了三千多年的龟甲很脆弱，经不起烈日的灼炙，所以他们决定中止在工地的发掘，拟将这个灰土坑套进大木箱运回南京在室内清理。受当时的条件所限，套箱与上运相当困难，而将重达六吨的大甲骨箱从安阳小屯运到火车站，再装车运往南京“史语所”，就更为艰辛，花了20多天时间才完成。石先生还谈到当时发掘YH127坑的一些细节和逸闻趣事，他的记忆力超强，思维很清晰，令在场聆听的人很佩服。我清楚地记得，石先生介绍完YH127坑的发掘后深深地发出感慨：“YH127的遭遇太痛苦了，花东H3真幸福啊！”我马上说：“因为时代不同了啊！您发掘127坑时条件很艰苦，你们的工作很不容易啊！”

　　接着，我向石先生请教了几个问题：

　　YH127坑出土甲骨据书刊公布的数字为17096片，这全都是刻辞甲骨还是包含了部分无字甲骨？石先生：“全部都是有字的甲骨。”

　　20世纪30年代，在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东区发现了编号为M1136、M1137的车坑是一座还是两座坑，坑内埋了几辆车？石先生回答说是一座坑，当时是两位考古人员清理此坑，一位是他，另一位是夏鼐，分别从坑东边和西边进行清理，所以编了两个号。下葬时是将车的部件拆开后放进坑内的，至今还没搞清有几辆车，至少有5辆车吧！石先生的回答，顿时使我想到殷墟确实是培养考古大家的摇篮，这两位发掘车坑的，一位是著名的考古学者石璋如先生，另一位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事业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早年参加或主持殷墟考古工作的著名学者还有董作宾、郭宝钧、李济、梁思永、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等。

　　是盘庚迁殷还是武丁迁殷？石先生认为应是盘庚迁殷，因为甲组基址中就有几座是盘庚至武丁以前的基址。

　　石先生也向我提了几个问题：

　　花东H3坑附近有无大的基址？妇好墓的墓底是否有腰坑，坑内有无殉人或殉狗？妇好墓上的建筑基址的边线与墓的边线不重合，为什么？

　　我一一作了解答。交谈中，石先生还问我现在小屯村有没有学校。他问我这个问题，是因为当年“史语所”在小屯村发掘之时，办了一个“洹水学校”，招收村民的孩子上学。我告诉他，现在在小屯村西、考古工作站的东边有一所小学，条件还不错，生源除了小屯的孩子外，还包括附近的花园庄、王裕口、小庄、四盘磨几个村的少年儿童。石先生问我这个问题时，我真的是十分感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他这么大年纪，还记着小屯村孩子教育的事。

　　我们的座谈不知不觉到了中午，石先生该休息了，但大家还意犹未尽。这次座谈，使我感到石先生对考古事业的无限热爱，对他曾工作过多年的殷墟十分怀念。石先生的敬业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此次会议，更加促进了两岸殷墟考古和甲骨文学者的交流与联系。2000年，“史语所”还派遣了学者李永迪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参与整理研究殷墟苗圃北地和孝民屯出土的商代陶范。李永迪在殷墟工作了几年，十分认真地进行整理研究，将一些小块的陶范拼对成可以看出其器型的大块陶范，收获颇丰。他也成了安阳工作队与“史语所”交流联系的“使者”，书信来往、著作交流更为便捷。我曾经托他奉送给石先生一封信及安阳工作队队长杨锡璋和我撰写的《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信中祝福石先生98岁寿辰，并向他请教了两个殷墟考古中的问题。石先生回信写道：“李永迪先生由安阳回来，知道你们有许多新的发现，并且工作的很愉快。又带回两件宝贝：您和杨先生的大著和您的亲笔大札，无量感激。10月19日贱辰，承您关怀，再致谢忱。您所提的两个问题，拙见如下。”98岁高龄的老人，认认真真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用殷墟出土的文物作证，用事实说话，记忆力之强，真令人欣慰和羡慕。尤其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信中还特别送给我他寿辰的照片，岁月悠悠，风采依旧，可以想象，在他的心中，一定会留下殷墟考古的时光和情怀！

　　石先生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能再回殷墟看看，由于年事已高，最终未能成行。有同事同行到安阳交流时，他嘱咐他们多拍摄些照片带回去给他。大陆的同行们也曾邮寄给他一些考古报告，老先生很是高兴。他的儿子石磊来大陆访问时，还专程到殷墟参观了许多遗址和安阳工作站收藏的文物，拍了不少照片，带回台湾给石先生观赏，替他实现了愿望，弥补了其父的怀旧之情。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石先生离开我们不觉已21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出现我的脑海中。

　　作者：刘一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5年2月25日 第A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