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翔
（最近更新于2013年3月8日）
民族：汉族
学历：研究生毕业
职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
一、人物简介
白云翔，男，汉族，1955年12月生于山东淄博，籍贯山东省章丘。历史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考古》月刊和《考古学报》季刊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英文版（Chinese Archaeology）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考古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文物局金属与矿冶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丝织品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委员；亚洲铸造技术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文物学会青铜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日本爱媛大学铁器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德国慕尼黑大学世界古代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
1978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1978～1982年间，从事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商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先后参加了泾水流域和渭水流域大量先秦文化遗址的考古调查，甘肃省镇原常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甘肃省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洛阳隋唐城址等的发掘，均取得重要成果。1983～2000年间，主要从事《考古学报》季刊、《考古》月刊等学术期刊的编辑、组织管理工作以及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其间，1990～1991年，作为外国人研究者在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从事“中日古代生产工具的比较研究”；1994～1995年，作为日本奈良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1995年4月起，主持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工作。1997年起任考古杂志社社长（兼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主任），晋升为编审，同时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
2001年至今，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2006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2010年晋升为二级研究员，主要从事考古研究、教学和学术组织管理工作。其间，2001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攻读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于200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多次应邀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土耳其、葡萄牙、比利时、蒙古国、匈牙利等国以及港、澳、台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或讲学。
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考古、手工业考古、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等。
二、学术成果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专著等100余篇（部）。
（一）主要著作（以出版先后为序）
1、《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60万字，副主编及主要执笔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
2、《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61万字，独著），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
3、《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51万字，主编及主要执笔者），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
4、《鏡笵――漢式鏡の製作技術》日文版（54万字，两主编之一及主要执笔者），（日本）八木書店，2009年2月。
5、《中国古代の铁器研究》日文版（61万字，独著），（日本）同成社，2009年2月。
6、《中国初期青铜器文化の研究》日文版（40万字，两主编之一及主要执笔者），（日本）九州大学出版会，2009年2月。
7、《东亚的瓮棺墓、中国卷》韩文版（30万字，主编及执笔者之一），韩国国立罗州文化财研究所，2010年6月。
8、《中国考古学、秦汉卷》（150万字；两主编之一及主要撰写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
（二）主要论文（以发表先后为序，除注明者外其余均为独著）
1、《寺洼文化墓葬葬式浅析》，《史前研究》1984年第4期51～54页。
2、《锯镰辨析》，《文物》1984年第12期65～69页。
3、《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中“日本使节”质疑》，《考古》1984年第12期1141～1144页。
4、《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观察》，《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70～81页。
5、《齿刃铜镰初论》，《考古》1985年第3期257～265页。
6、《试论中国古代的锯》，《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99～106、第4期85～92页（日文版：《试论中国古代の锯》，《物质文化》第55号52～66页，1993年11月）。
7、《我国发现的环刃石器及相关问题》，《考古》1986年第6期355～546页。
8、《日本和朝鲜的环刃石器》，《博物馆研究》1987年第1期65～68页。
9、《试论石刃骨器》，《考古》1988年第9期825～835页。
10、《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再观察》，《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194～204页。
11、《弥生时代的铁刃先及相关问题》，（日本筑波大学）《先史学、考古学研究》第2号11～24页，1991年。
12、《日本古代水田址的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46～52页。
13、《论劳动工具之考古学研究（大纲）》，载《纪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20周年文集》8～1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
14、《战国秦汉和日本弥生时代的锻銎铁器》，《考古》1993年第5期453～464页。
15、 On the Early City and the Beginning of zhe State in Acient China, BULLETIN OF THE ANCIENT ORIENT MUSEUM, VOL.XV,PP.1--22,1994.（《中国的初期城市与国家的产生》（英文），载（日本）《古代东方博物馆纪要》第15卷1～22页，1994年）
16、《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随葬劳动工具的考察－－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例》，载《考古求知集》83～1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4月。
17、《香港李郑屋汉墓的发现及其意义》，《考古》1997年第6期27～34页。
18、《汉代积贝墓研究》，载《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404～42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
19、《西汉时期日光大明草叶纹镜及其铸范的考察》，《考古》1999年第4期65～78页。
20、《香港古代社会的考古学考察》，《考古学集刊》第12集193～2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21、《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出土の前汉镜范とその问题について》（日文），《古代学研究》第149号32～37页，2000年3月。
22、《黄河流域前期新石器时代墓葬的研究》，《华夏考古》2001年第2期14～28页（与张建锋合著）。
23、《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305～334页。
24、《汉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考古学观察》，《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17～31页。
25、《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述评》，载《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第1～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
26、《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东南文化》2002年第7期25～37页。
27、《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165～171页。
28、《中国早期铜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第180～2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29、《论中国古史上的英雄时代》，载《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第154～164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
30、Megalithic Monuments in the Northeast Area and Eastern Coast of China,MEETING ON MEGALIHIC CULTURE: COMPARING PREHISTORY RUINS OF THE EAST AND UROPE,2003，Nara.
31、《中国的早期铁器与冶铁的起源》，载《桃李成蹊集》第298～310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4年12月。
32、《“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54～57页。
33、《简论事物的起源与足球的起源》，载《足球起源地探索》第5～11页，中华书局，2004年9月。
34、《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论纲》，《东方考古》第1集第290～301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35、《中国古代的生产工具与古代文明》，载《华夏春秋志》第215～23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36、《山東臨淄齊國故城出土の漢代鏡範の調查と研究》（日文），載《鏡範研究》（II）第9～17頁，日本奈良縣立僵原考古學研究所，2005年7月。
37、《战国铁制生产工具的考古学研究》，载《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第438～471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38、《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发现与研究》，《考古》2005年第12期第68～83页（与张光明合著）。
39、《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科学分析》，《考古》2005年第12期第84～89页（四人合著）。
40、《秦汉时期的铁钱币和度量衡器概论》，载《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第706～716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6月。
41、《中国古代冶金术起源的考古学考察》，载《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第30～50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42、《中国古代事物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及新进展》，载《人文之声》第378～393页，（深圳）何香凝美术馆，2007年3月。
43、《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及其意义》，《光明日报》2007年7月6日《史学》版。
44、《中国古代都城址的考古发掘与保护展示》，载《风纳土城》第187～221页，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2007年9月。
45、《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载《探古求原》第207～24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8月。
46、《关于城市考古及相关问题的思考》，载《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研讨会论文集》第20～2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
47、《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四川文物》2008年第3期44～45页。
48、《汉长安城手工业生产遗存的考古学研究》，载《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第97～161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
49、《考古发现与秦汉时期的体育活动》，《考古》2008年第7期54～69页。
50、《考古学与事物起源的探索》，载《稷下大讲堂――文化名人报告文集》第169～18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
51、《山东临淄齐国故城遗址出土西汉铜镜的铅同位素比值分析》，《考古》2009年第4期85～89页（五人合著）。
52、《从北京大葆台汉墓论汉代物质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载《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6～6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5月。
53、《从里耶古城论秦汉物质文化的统一性与地域性》，《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第48～59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10月。
54、《汉式铜镜在中亚的发现及其认识》，《文物》2010年第1期第78～86页。
55、《试论东亚古代铜镜铸造技术的两个传统》，《考古》2010年第2期63～7页。
56、《安阳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高陵之争的考古学思考》，《光明日报》2010年1月26日《理论周刊、史学》版（日文版：载于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青陵》第131号，2010年10月）。
57、《鏡範面の金属鋳入みに伴う皮殻形成の研究》，（日本）《FUSUS》第2号第28～34页，2010年1月（三人合著）。
58、《中国古代铁器の起源と初期の發展》（日文），载《東アジアの古代铁器文化》第23～45页，（日本）雄山阁，2010年5月。
59、《关于环渤海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的若干问题》（韩文），载《东亚的瓮棺墓》第5卷第236～243页，韩国国立罗州文化财研究所，2010年6月。
60、《三韩时代文化遗存中的汉朝文物及其认识》（韩文），载《东亚文化》第8号第27～66页，（韩国）东亚细亚文化财研究院，2010年6月。
61、《岭南地区发现的汉代舶来金银器述论》，载《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第149～163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
62、《漢末、三国時代考古およびその新展開——北方曹魏を中心に》（日文），载《曹操高陵の發見とその意義》第11～38页，（日本）汲古書院，2011年3月。
63、《中国的支石墓》，载《中国支石墓》（韩文）第31～45页，韩国国立罗州文化财研究所，2011年10月。
64、《手工业考古论要》，载《东方考古》第9集561～578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4月。
65、《秦汉时期聚落的考古发现及初步认识》，载《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第44～55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
66、《汉代：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光明日报》2012年6月18日《光明讲坛》专版。
（三）主要序文（以发表先后为序，除注明者外其余均为独著）
1、《时光长存——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代前言）》，载《探古求原》第1～16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8月（与施劲松合著）。
2、《亚洲铸造技术史学会成立暨会刊FUSUS创刊献词》，FUSUS，VOL.1,2008.
3、《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图像资料卷、序言》，载《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图像资料卷》第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4、《齐地考古与齐文化研究、序言》，载《齐地考古与齐文化研究》第1～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12月。
5、《东平后屯汉代壁画墓、序》，载《东平后屯汉代壁画墓》第1～4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11月。
6、《广西出土汉代玻璃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序》，载《广西出土汉代玻璃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第1～6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6月。
7、《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序》，载《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1～5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
8、《中国冶铁发源地研究文集、序》，载《中国冶铁发源地研究文集》第001～002页，齐鲁书社，2012年7月。
三、获奖及荣誉称号
1、1995～2000年主持《考古》编辑部工作期间，《考古》月刊先后荣获国家“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2、2002年荣获“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
3、《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副主编及主要撰稿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
4、《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学术专著，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论著”，2010年荣获“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5、《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中方主编及主要撰写者；科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2009年荣获“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6、《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两主编之一及主要撰写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被评为“2010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2012年荣获“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
7、2009年，当选为“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8、201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四、学问有道
（一）考古之路
自1978年走出大学校门踏上考古学之路，已近35年。治学之路从田野考古起步，在最初5年的田野考古生涯中，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古文化遗存，上自甘青地区的史前时期和商周时期，下至中原地区的隋唐时期，为后来的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田野考古基础。从野外转入室内，十多年《考古》月刊和《考古学报》季刊等学术期刊编辑的砥砺和学术研究的积累，专业知识进一步丰富，理论修养不断积淀，学术研究逐步展开。两次东渡日本留学和研究，学术视野不断拓展，逐步迈开走向世界的步伐。“书到用时方恨少”，人到中年再度回到母校求学，虽是风风雨雨，但正是在风雨的砥砺中不断感悟学问，感悟人生。近十多年考古科研、教学以及学术组织和管理的实践和磨练，学问或有“薄发”，精神或有升华。
（二）考古之学
1、秦汉考古方面：率先对秦汉时期的积贝墓、瓮棺葬、聚落形态以及汉代物质文化和统一性和多样性等展开研究，对农业生产、青铜器的发展及历史地位等进行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合作主编并参与撰写的《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对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论述，初步构建起了秦汉考古的学科体系，全面反映了秦汉考古的新成果、新进展以及对秦汉历史研究的新贡献，并就秦汉考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阐述，“对秦汉考古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意义”；被誉为秦汉考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统总结和论述秦汉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学术巨著，对秦汉考古研究全面而深入地发展，必将会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2、手工业考古方面：先后对早期铜器和冶铜术起源、先秦两汉铁器和钢铁工业、秦汉时期的铜镜铸造以及汉长安城城市手工业等进行大量的深入研究，发表论文20余篇，首次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古代铜器和铁器“两地起源”和“两个系统”的观点；《手工业考古论要》一文，就手工业考古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阐述，已经着手建立手工业考古这一分支学科。
《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学术专著，首次对先秦两汉时期的铁器、铁器工业和铁器文明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初步构建起了中国古代铁器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体系，进而阐述钢铁技术和铁器工业的发展进程及其动因，考察铁器的出现和应用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并由此出发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生产力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探讨和说明。该书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被誉为“中国古代铁器考古学研究的拓荒之作”、“中国铁器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等，并多次获奖；后由日本学者翻译出版了日文版《中国古代の铁器研究》，成为新世纪以来日本首次翻译出版的中国考古学著作。
《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作为2004～2007年主持的中日合作项目的研究报告，通过对汉代镜范的详细的考古学考察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就汉代临淄的铜镜铸造技术、生产和流通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古代镜范的考古学著作，开辟了根据镜范研究古代铜镜及其制作技术的道路，成为东亚古代铜镜铸造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当前镜范研究上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多次获奖； 2009年，日文版《鏡笵――漢式鏡の製作技術》在日本出版。
3、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方面：先是对唐代中日交流的有关问题进行个案研究，后是就汉代中外交流的各种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先后发表论文十多篇，首次从考古学上揭示了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总体面貌，尤其是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途径、动因等重要问题，2012年发表的《汉代：开启国门，走向世界》，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4、生产工具考古方面：先后对新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的多种生产工具进行个案研究、对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进行系统研究，发表论文十余篇，首次提出并论述了“生产工具之考古学研究”的有关理论、方法和实践问题，并就生产工具与古代文明的关系等进行了系统阐述。
5、关于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察及认识：以大量的考古学研究为基础，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进行深入思考。在其长达10万余言的《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述评》中，就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我国近代考古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百年间我国重要考古发现及其科学意义等进行系统阐述的同时，从考古学上论述了我国古代社会从人类诞生，经过氏族公社时代和王国时代，直至帝国时代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历史文化特征。该文与后来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论纲》，集中体现了作者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思考及其认识。
（三）考古心得
1、始终坚持严谨、求实、扎实的学风，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踏踏实实做学问。
2、自觉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吸收国内外一切先进的、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于研究的实际有机结合。
3、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问是时代的学问。基于时代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搜寻新资料，探索新方法，拓展新视角，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认识。
4、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继承和发扬史学界“论从史出”的优良传统，凡是研究必以详细占有资料为前提，但又注重在研究的实践中进行理论的总结和升华。
5、坚持考古学研究以田野考古为基础，从“物”出发，以“物”为据；透过“物”研究人，透过“物”研究古代社会；通过“物”研究人和人的活动，通过“物”研究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动因及其相互关系和发展规律。
学无止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自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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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式铜镜在中亚的发现及其认识》
《汉代“蜀郡西工造”的考古学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