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靖
（最新更新于2013年3月8日）
民族：汉族
学历：研究生毕业
职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考古研究所
一 简介
1952年10月出生于上海市。
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日本国千叶大学研究生院自然科学研究科，获生态学博士学位。
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级），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一）兼任
国际动物考古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chaeozoology）第8至10届理事会理事；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东北亚生物演化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主任；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山东大学东方考古学研究中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等学校的兼职或客座教授。被英国Durham大学聘为2006年考古系名誉教授；
《考古学报》、《考古》、《第四纪研究》等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委员，《科技考古》编辑委员会主任。
（二）主要发掘、研究经历
自1984年至1997年参与、主持调查和发掘了多处遗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对内蒙古、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40余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整理和研究工作；对一些遗址开展环境考古学研究工作；主持科技考古研究课题。
（三）研究方向
1 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关系
2 古代人地关系
3 科技考古
（四）国际学术活动
1999年10月-2000年9月到日本千叶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出任客座研究员；
2002年8月到法国巴黎国立历史自然博物馆出任客座研究员；
2006年3月-6月到英国Durham大学考古系出任客座教授；
2007年9月-10月到美国Harford大学人类学系做访问学者。
自1994年以来多次到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九州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化研究科、茨城大学人文学部、国学院大学人文学部、金泽大学人文学部、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国立综合环境学研究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财团法人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土井浜人类学博物馆、琵琶湖博物馆等大学和研究机构参加学术会议和进行讲学。
1998年8月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参加国际动物考古学会第8次世界大会；2002年8月赴英国Durham大学参加国际动物考古学会第9次世界大会；2003年11月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远东古物博物馆举办的“欧亚考古学的新视点”学术讨论会；2004年11月赴韩国参加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举办的“国家文化遗产研究机构发挥作用提高效率”国际学术会议。2010年8月赴法国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参加国际动物考古学会第11次世界大会；2010年10月赴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考古系进行学术访问。
二 学术成果
（一）主要研究成果
1 专著1本：《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2 主编5本：《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科技考古》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文物出版社，2012年；
3 参与主编4本：《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和《环境考古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日本贝丘遗址的发掘报告《於下贝丘遗址》和《狭间贝丘遗址》（均为日文）；
4 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考古学集刊》、《季刊考古学》（日本杂志）、Antiquity、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Journal of East Asia Archaeology等中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一流杂志上用中文、英文和日文发表文章180余篇（其中英文10余篇、日文近10篇）。
（二）主要代表作
1 《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本书填补了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古代人地关系研究的空白。在书中提出环境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论、对象和方法；胶东半岛古代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大陆沿海地区贝丘遗址比较研究及东亚沿海地区古代人类适应环境、影响环境的规律等4点新的认识。
本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环境考古学会第四次全国大会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1年优秀成果奖。
2 《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本书主要收集了作者在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和科技考古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文章。动物考古涉及动物考古的简史、理论、目标和方法，家猪和家马的起源，不同地区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不同时期利用动物祭祀的特征等；环境考古主要围绕沿海地区古代人地关系进行探讨还涉及在东亚地区的比较研究；科技考古则包括阐述各个研究领域几十年的主要研究成果，论述科技考古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强调科技考古在中国考古学发展中日益彰显的重要作用等。本书的绝大多数已经用中文或英文公开发表，此次收录时做了适当的修改。
3 Pig domestic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tiquity，2002, Vol.76, Num.293.2002年发表。
本文提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家猪出自距今8000年左右的磁山遗址，家猪的出现要晚于栽培作物和制陶数千年。家猪的起源可能具有通过狩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肉食的供应；当时在遗址周围尚存在野猪；对特定植物的播种、管理、收获等一系列栽培工艺已经获得成功等背景。
4 New Zo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Changes in Shang Dynasty Animal Sacrifice，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24(2005)252-270.2005年发表。
中国商代（距今3600-3046年）在祭祀活动中大量使用动物。商代早期祭祀用牲以猪为主，继承新石器时代祭祀活动中主要用猪的传统。随着年代的推移，祭祀品中的动物种类增多，规模也在增加。这些变化有助于区分献祭者的身份。以大量牛或牛与其他动物的组合作牺牲，比用猪作牺牲，能够更加具体地反映出等级制度。
5 Yuan Jing，Rowan Flad，Luo Yunbing, Meat-acquisition patterns in the Neolithic Yangzi river valley, Antiquity，2008（82）351-366.2008年5月发表。
中国长江流域家猪起源的时间在距今8200年前，这个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基本上以狩猎和捕鱼为主，饲养家猪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仅仅占据次要的地位，这种通过渔猎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自距今8000年开始就出现、并一直持续到新石器时代末的主要通过饲养家猪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
6 Yuan and Rod Campbell，2009， Recent Archaeometric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文明起源的科技考古研究），Antiquity（古物志），83: 96-109.2009年3月发表。
首次以包括农业、手工业在内的一系列实证性资料，显示出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形态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和发展。这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整个经济形态特征有别于同一地区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经济状况，同时在这个时间段里，公元前1500年以后商周时期经济基础的雏形基本形成。这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技术与经济的变化和发展与文明演进的过程密切相关。
（三）结项课题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重点课题、国家文物局课题等基金课题的支持下，完成了10个省部级以上课题和7个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文物局批准的中外合作课题。
（四）在研课题
1 科技考古重点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9年至2013年，项目主持人）
2 中国家马起源的研究（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2011年至2013年，课题主持人）
3 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选育技术及其影响研究（指南针计划专项项目，2011年至2013年，课题主持人）
三 获奖情况
1 1998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 2003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国家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等六部共同授予“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称号；
3 2006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4 2002年《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袁靖主编）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同年此专著又获中国环境考古学会第四次全国大会优秀成果奖。
5 2004年《Pig domestication in ancient China（中国古代家猪研究）》（袁靖第一作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6 2011年《New Zo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Changes in Shang Dynasty Animal Sacrifice（商代使用动物祭祀行为变迁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袁靖第一作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七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四、学术自传
20世纪70年代末，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学习中，发现老师讲授的原始社会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可以用“形状”两个字来概括，即首先认识发掘出土的各个遗址中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状，然后归纳出由一群遗址组成的一个文化或类型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状，最后依据这些遗迹、遗物的形状特征总结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
1985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石兴邦先生学习新石器时代考古。我硕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依据区分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特征这个基本思路，把甘肃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进一步细分为分布于不同区域的三个组。毕业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过多次田野发掘，也写过一些发掘报告和论文。有些从形状的角度开展研究所获得的认识，到现在看还是正确的。在当时以建立文化谱系为主要目标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考古学基础。
1989年，我到日本千叶大学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加藤晋平教授给了我三个建议：一是继续学习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二是学习日本绳纹时代考古，三是学习20世纪后半叶兴起于西方考古学界的环境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于是我决定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选择环境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通过学习，我认识到日本、欧美的考古学界在完成考古学文化谱系建设后，通过加强考古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紧密结合，建立起新的理论和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从多个崭新的角度开展研究，把考古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环境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这两门学科正是欧美学者在推动考古学前进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从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回国至今，已是将近20年过去了。这些年里我的研究工作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努力促进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论和方法与国际同类研究接轨，做好动物考古学研究。我先后前往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40余处考古遗址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我观察、鉴定、测量过的各种动物骨骼、贝壳数量已达30余万块。各种数据都已经输入电脑，由此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同时，我还把整理过的属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各个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分类整理，建立起考古研究所中国古代动物骨骼标本库。这样一个包括古代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类动物骨骼和贝壳的标本库，在中国考古学界是最齐全的，在世界考古学界也是不多见的。我的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动物考古研究的方法、各种家养动物的起源，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几种方式，不同时空范围内不同阶层的古人利用动物进行随葬和祭祀的特征差异，文化交流中的多种动物证据等等。这些认识在多个方面填补了以往的空白，同时也把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展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
第二部分，组织包括考古学、第四纪地质与环境、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组，在胶东半岛开展了以环境考古研究为目的的贝丘遗址的野外调查、发掘和研究，完成了环境考古工作。我在环境考古领域里探讨的内容概括起来说，就是认识特定时空范围内古代人类是如何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下开展生存活动的，他们在适应自然环境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又是如何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乃至于破坏自然环境的。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关古代居民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认识，对于帮助现代人类解决如何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问题，也是有启示作用的。
第三部分，就是和科技考古中心的同事们一起努力建设、发展科技考古事业。这些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考古研究所各级领导的关心下，我们科技考古中心先后被列为院重点扶植学科、重点学科及重点研究室。如今，我们具备100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和办公室，拥有数千万元的仪器设备，研究范围涉及科技考古的各个主要研究领域。我在研究中体会到，科技考古正在从两个方面显示出自己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全方位地开辟了以往考古学研究不能涉及的多个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是大大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效率和精确度。放眼未来，这两个方面都将随着考古发掘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新进展而一直持续下去，并且将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代表作全文阅读请点击：
《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