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展岳简历

　　黄展岳，男，1926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农村。家境清贫，从小参加农业劳动。上小学中学时，读书比较刻苦勤奋。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52年选读考古专业，1954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6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副博士研究生，攻读汉唐考古。曾多次参加或主持洛阳、黄河水库、西安、昆明、广州等地的田野考古工作。1972年从河南“五七干校”调回，负责《考古学报》的复刊编辑工作。1985年评为研究员，后来又任《考古学报》副主编。曾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学术成果有独著六部、合著三部，单篇论文、考古报告等二百多篇。多次荣获考古所、社科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学术成果

　　从1956年开始发表考古论文至2011年底，共出版独著六部、合著三部，单篇论文、考古报告和书评、书序、杂文等，约二百多篇。

 

　　独著：

　　1、《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获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优秀成果奖。

　　2、《考古纪原：万物的来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

　　3、《先秦两汉考古与文化》，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4、《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获2006年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

　　5、《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文物出版社，2004年。

　　6、《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

 

　　合著：

　　1、《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两册，文物出版社，1973年。2、《西汉南越王墓》上下两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获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优秀成果奖，1995年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3、《岭南西汉文物宝库：广州南越王墓（中国考古文物之美•九）》，文物出版社、光复书局联合出版，1994年。

 

　　除上述论著外，还参加《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年）、《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等集体著作的拟目和定稿，并撰写其中部分章节和条目。还应白寿彝先生的邀请，为他主编的《中国通史》撰写秦汉卷（1995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卷（1995年）中的《考古材料》，共十五节（篇）。

 

 

学术自传

学术业绩

　　1953年秋季，我们选读考古专业的同学，与第二届全国考古训练班的学员一道，在裴文中、夏鼐等老师的教导下，在洛阳烧沟、郑州二里岗进行田野发掘实习。实习结束后，我被安排参加蒋若是先生主持的《洛阳烧沟汉墓》资料整理，负责编写“陶器”部分（科学出版社，1959年），从此开始了我的考古生涯。

 

　　在出版的六部独著、三部合著以及单篇论文和考古报告中，比较重要的学术业绩是对西汉南越王墓和南越国、西汉礼制建筑、中国古代人牲人殉、中国早期冶铁和汉代诸侯王墓的研究等。下面对独著、合著的情况及其学术贡献略作介绍。

 

　　（一）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发现于1983年6月。同年8月由广州市文管会、广东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联合组队发掘。本人担任副队长。具体负责现场发掘。发掘后，与队长麦英豪（广州市文管会）共同主持资料整理，并负责全书的修改定稿。根据墓葬的结构特点，采用八个墓室各列一章，器物的分型、分式，全墓统一划分。书末附“器物登记表”。这种写法，在同类发掘报告中是一种创新，既保证各墓室的相对完整性，又保证全书资料的统一性。在资料报告的基础上，我撰写《出土文字资料汇考》、《墓主与年代》、《南越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三篇带有综合性和总结性的文章，把南越国和当时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发掘报告排印期间和出版以后，我又陆续发表《论南越国的青铜器》、《论南越国的铁器》、《南越王墓出土玉璧》、《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和组玉佩》，以及南越国官印和动物纹牌饰等多篇论文。南越王墓资料和我们的研究成果，被广大同行接受，还被大量选入中国通史和大专院校的历史考古学教材中。

 

　　《西汉南越王墓》出版后，我们应台北光复书局的要求，在北京文物出版社的配合下，着手编撰《岭南西汉文物宝库：广州南越王墓》巨型彩版图集。图集集中展现了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精粹。本人负责编写书中的南越国简史、赵佗的历史地位、发掘纪实、奇珍异宝等多篇简介。图集出版后，广受海峡两岸和国外读者的欢迎。

 

　　（二）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58年-1960年由本人主持发掘。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发掘结束后参加发掘的同志全部调离或分配其他工作，资料长期封存，直到1998年由我整理编写，除绘图、照相请所内其他同志帮助外，其他全部由我完成。

 

　　所谓“礼制建筑”，主要是指明堂、辟雍、太学、灵台、宗庙和社稷等一类古代皇家建筑。在这些礼制建筑中，最难说清楚的问题是明堂、辟雍是各自独立还是合在同一建筑中的，对这一问题，古今学者聚讼纷纭。我摒弃前人在“三礼”中找答案的思路，主张西汉礼制建筑的形制和定名，自应以《汉书》中提到兴建明堂、辟雍的创始人刘歆、王莽等人的言论为主要依据，比对出土遗址的形制来定名。经过一番比对研究，最后判定带有四周圜水的大土门遗址为西汉末元始年间修建的辟雍。西边的一组建筑是王莽地皇年间修建的“九庙”。西南边的两座建筑，一座是汉初利用秦社稷改建的汉社稷；另一座是王莽兴建的新社稷，未完工而新亡。我对这批建筑遗址的定名，受到绝大多数同行的认可。

 

　　（三）《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是在《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牲人殉的起源、发展及衰落的过程。探讨其长期存在的历史原因，意在揭露这一黑暗的惨无人道的史实，期望引起国人对这一传统文化的反思。该书出版后，被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出版。香港《华侨日报》和英国剑桥大学《剑桥考古学评论》连续转载。

 

　　（四）《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是我和王世民同志在湖南省博物馆初稿上做了大量的资料审核，修改定稿付印的。经我修改或改写的有墓葬形制、漆器、木俑、竹简及年代和死者等部分。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和大型专著的出版，当时曾轰动国内外，是考古专著中印数最多的一部。译著有日文、英文。

 

　　（五）《考古纪原：万物的来历》是一部科学性、知识性和通俗性的读物。有感于宋人高承据存世古籍辑录的《事物纪原》的流弊，心想如果把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出土文物记录下来，藉以探索事物的起源，一定要比单凭古籍记载扎实可靠。于是在阅读文物考古书刊的时候，便留心收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有所得，则抄录另纸，日积月累，竟收集数百条。应王仁湘主编《华夏文明探索丛书》的关照，我把这份材料梳理裁订，选择比较重要的共一百零九条，以类相从，分为十一章结集出版。我的本意重在材料的客观辑录，为探索各种物质文化的起源提供一块“跳板”。此书出版后，广受社会读者欢迎。书早已售罄，目前正在再版中。

 

　　（六）1999年、2008年我先后出版两部论文集：《先秦两汉考古与文化》和《先秦两汉考古论丛》。两书汇集论文一百一十二篇，内容包括秦汉陵寝制度、秦汉简牍、汉代礼制建筑、汉代饮食文化、早期铁器与农耕、两广青铜文化、南越王墓与南越国的考古学问题、闽越、东瓯都城所在地的探索、人牲人殉与俑葬以及读书札记等。这些文章大多是本人亲历考古工作的研究成果。其中收录的《汉代诸侯王墓论述》、《云梦秦律简论》、《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关于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问题》、《人牲人殉与中国古代社会》、《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等文章，大多篇幅较长，用力较多，尤具独立见解。这两部论集的出版，对先秦两汉历史考古学的研究当有所帮助。

 

治学心得

　　1954年我到考古所工作，直接与考古结缘。在考古所多位老师中，对我的科研方向、科研作风影响最大的是夏鼐先生。夏先生生前曾多次强调，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田野调查发掘，研究对象是古人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遗物，研究的终极目标是阐明历史发展规律，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遵循夏先生的教导，我把田野工作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田野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我多次参加或主持洛阳、黄河水库、西安、昆明、广州等地的田野工作，参加《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修改定稿，主持编写《云南土法炼铁》、《西汉南越王墓》和《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等多部考古报告。

 

　　我的体会是，发掘本身就是研究，发掘报告的质量之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掘是否认真，所以容不得半点粗心大意。我从事汉唐考古，属于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是古代实物资料与参证文献记载并重，二者互相配合。除了要专注于所研究的实物资料以外，还应该关注与之相关的实物资料。例如研究汉长安城遗址，也应该熟悉六国都城、秦咸阳城和汉魏洛阳城。对自己所研究的实物资料年代的文献，正史、野史、方志、类书、稗官小说、乐府诗词都要看，有的还要熟读。提倡博览群书，有兴趣的书都看，触类旁通，扩大视野，提高文字写作水平。要及时写发掘报告，写专题论文，也可以写一些知识性通俗性的文章或小册子。执著为文，即兴而作，不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

 

　　做学问贵在专心致志，淡化名利，甘心清寂；养成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学风；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解决一二个具体问题入手；切忌好高骛远，自以为是；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学习他们终生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争取做到毁誉荣辱均在所不计的人生境界。2002年，我应《中国文物报》“文博百家言”栏目的要求，撰写一短文，曾申明“我年逾七旬，于名于利均已无所追求，只想多留一点有用的文字于人间，为考古学这个领域的构架增加几块砖瓦，备后之识者采择利用，予愿足矣。”现在还是这想法。

 

　　时下流行高学位、高职称，与此俱来的是急功近利、浮躁浅薄、抄袭剽窃、官位至上、腐败之风冲击学术界。这种现象，我看不惯，无法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