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赴外考古新发现论坛”会议纪要

　　2017年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8楼多功能厅成功举办。下午的会议主要由8位学者分别汇报各自主持或参加的赴外考古发掘项目，分上下两半场进行。上半场由中心副主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荆志淳教授主持。


　　李新伟：玛雅城邦贵族居址的新发现

　　李新伟研究员首先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洪都拉斯科潘遗址的考古工作进展。科潘小镇是玛雅文明的重要城邦，中国考古队自2015年8月开始入驻，主要是对编号为8N-11的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贵族庭院进行大面积揭露。至2015年12月，首先完成了对最高大的北侧中心建筑的发掘，确认其为举行仪式活动的重要场所，推测它可能为具有祖庙性质的建筑。2016年前半段的工作主要是对北侧东、西两边建筑进行清理以及对北侧台基进行解剖，基本确认地表现存的北侧建筑下面，有两个时期的早期建筑和墓葬。通过对墓葬的发掘以及对建筑遗存的解剖和清理，基本弄清楚了整个贵族庭院的发展演变脉络，并建立起其与科潘王朝演变历史的对应关系。2016年的后半段则主要是对西侧北部的偏殿做了正式发掘，发现两处保存在原位的雕刻以及大量倒塌的马赛克式石雕的部件，内容均与冥界景象以及玉米神死后沉入冥界又重生的神话相关。最后，李新伟研究员简要介绍了科潘遗址2017年度的工作计划以及未来的工作方向。


　　王建新：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学观察

　　王建新教授以“从东天山到西天山：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为题汇报了西北大学最近几年来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所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及研究工作。通过前期的调查、勘探，新发现了大批遗址，包括一些古代游牧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从而基本弄清楚了西天山地区古代游牧文化遗存分布状况，填补了以往研究的学术空白。在多年调查的基础上，从2015年9月起，王建新教授及其团队选择了一处位于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的萨扎干遗址开展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次发掘共清理中小型墓葬5座，居住遗迹2座，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骨器、铜器、铁器等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后的文物。此外，还发掘大型墓葬一座，但因墓葬规模过大，出于妥善保护文物考虑，已于2015年底暂停了发掘，并在原址建立保护大棚，安装了文物安全和环境监测系统，未来计划修建小型的遗址博物馆，对该墓葬和出土文物实施保护和展示。王建新教授认为萨扎干遗址所获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分布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与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分布的同时期游牧文化遗存面貌相同，应属古代康居文化，这与《汉书》等古代文献的记载是相合的，因而为我们确认古代月氏文化的分布范围提供了新资料。而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流域及周边山地的考古调查和已有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1世纪，在阿姆河以北的苏尔汉河两岸分布的一批古代城址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应属早期贵霜文化，与其前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其后的贵霜帝国文化关系密切。在苏尔汉河流域周边的山前地带，分布有同时期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可能与古代月氏有关。因而这为我们进一步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和探讨月氏与贵霜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最后，王建新教授也谈到了今年的工作计划以及古代月氏研究的重要意义。

　　刘涛：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的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涛副研究员以“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遗址新发现”为题进行了汇报。2012年至2016年，中乌两方对明铁佩遗址连续五次的考古工作，累计完成勘探面积约7万平米，发掘面积近1800平米，测绘面积达3平方公里，取得重要学术收获。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首次发现了明铁佩古城外城，从而将城址的面积由过去所知的500× 800平方米扩大到约2100×1300平方米，确立了其为公元前后费尔干纳盆地内面积最大古代城址的地位，从而对探讨明铁佩古城的性质及其在费尔干纳盆地乃至于整个中亚地区古代城市化进程中的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还首次发掘并确认了城内一处手工业作坊区遗迹，明确了作坊建筑遗存的布局，从而扩展了对这一作坊遗址乃至于明铁佩古城的文化内涵的认识。2016年，又进一步在外城东墙处发现墓葬4座，并发掘其中1座。这些墓葬和墓葬区的发现与发掘，不但拓展了明铁佩古城遗址的文化内涵，还以其丰富的遗物和层位为确定城墙废弃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总之，明铁佩遗址的这些重要发现，必将使国际中亚考古学界重新认识明铁佩遗址，重新定位明铁佩古城在费尔干纳盆地和古代中亚历史上的地位。

　　水涛：伊朗土丘遗址发掘和综合研究

　　水涛教授以“2016年度中伊合作发掘项目汇报”为题介绍了南京大学在伊朗东北部地区的土丘遗址开展的考古调查、勘探、测量、发掘以及遗址保护等方面的工作。在2015年，他们首先就对伊朗北呼罗珊省分布的六十余处土丘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在前期地面调查基础上，在2016年选取了一处名叫NADERI的土丘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通过钻探和RTK测量，发现NADERI遗址文化层的平均深度都在5米以上，现存高度约20米，顶面直径74米，地面直径185米，底部低于现地面约5米。结合钻探资料，此次并未将发掘区域直接选择在土丘之上，而是其外围的现地面，并发掘出一批年代可早至铜石并用时期的遗存。此后，水涛教授从伊朗早期文化圈分布区位角度阐述了伊朗考古的学术意义。水涛教授认为伊朗在地理位置上位于黎凡特（地中海东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亚洲大陆之间，北近东欧草原和土库曼草原，南邻阿拉伯半岛和印度半岛。因而，伊朗的文化同时受到西部两河文明、东部中亚草原文明、北部欧亚草原文明和南部印度河文明影响，关于其古代社会的探讨离不开它文化走廊的属性，伊朗的考古对于探讨中西早期文明交流及新疆早期历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最后，水涛教授还讨论了他对于土丘遗址保护的一些思考，强调在发掘之初就要考虑好保护与展示的问题。
 
　下半场的汇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新伟研究员主持。


　　萨仁毕力格：中蒙考古十年磨一剑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的萨仁毕力格副研究员汇报了2005年至2016中蒙联合考古工作收获。2005年6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和蒙古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共同签署《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研究合作项目意向书》，从而开启了十余年的中蒙联合考古之路。回顾这一过程，萨仁毕力格副研究员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2006年，主要是对蒙古国12个省市的60多个苏木进行考古调查，确定了将蒙古国境内的四方形遗址作为今后考古发掘的对象。第二阶段是2006-2012年，主要是围绕回鹘贵族墓园进行考古发掘，累计发掘了胡拉哈山谷1号、乌布尔哈布其勒3号、5号、浑地壕莱山谷5号、6号、赫列克斯浩莱山谷5号、6号等四方形遗址以及巴彦朝格图山祭台。通过对这些不同规模的四方形遗址的发掘，明确了该类型遗址的形制布局、年代、性质、内涵等重要学术课题，最终将此前蒙古国考古界争讼不休的四方形遗址确定为回鹘时期可汗陵寝和贵族墓园。该项目与蒙德考古队在不远处的回鹘都城哈拉巴拉嘎斯的发掘工作互为呼应，极大地推动了回鹘考古学的研究进展。第三阶段为2013-2016年，工作对象由墓葬转向居址，重心放在系统调查发掘匈奴时期城址和聚落上，并重点发掘了詹和硕匈奴聚落以及和日门塔拉匈奴城址，发现了匈奴时期半地穴式房址、建筑基址、祭祀台基等重要遗迹以及一批匈奴时期的重要遗物。这些城址和聚落的发掘，有望解决史籍中记载的“单于庭”、“蘢城”、“蹛林”等重要遗址的地望问题，对研究匈奴城址与聚落的选址分布、建筑格局、功能用途、建城动因等都有所助益，进而也能对匈奴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诸多问题提供重要的研究材料。通过十余年的考古工作，学术界初步掌握了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从而为研究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积累了大量基础性资料，部分新资料具有填补蒙古国考古学文化空白的重要意义，对于完善当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具有重要价值。

　　莫林恒：孟加拉国佛教研究的重要发现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莫林恒副研究员汇报了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佛教遗址的考古工作。毗诃罗普尔遗址的地层堆积 一般厚度在 3～4 米，大体分为两个不同时期。 第一次大约始自在公元 780 年左右，发现有佛堂、 佛塔和僧侣的住房等建筑。第二期的大规模兴建约发生在公元950年左右，主要遗迹有由四个方形围墙组成的中央“十字形”建筑、大型多角形佛塔以及多角围墙等附属建筑。遗址内还出土并修复复原了大量的陶器以及一些陶塑像、石雕像、石刻铭文等重要遗物。这些出自遗址不同时代的遗迹和遗物，对于建立起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化谱系具有重要意。其次，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位于佛教大师阿底峡尊者的出生地，作为西藏早期佛教寺院建设的蓝本，其中轴线对称的多边曲尺形建筑格局对藏传佛教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因此毗诃罗普尔遗址的发掘将为研究孟加拉国佛教与西藏早期佛教的关系提供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在实践“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时，毗诃罗普尔遗址的考古发掘保护作为一项援外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与孟加拉国地方史的重建、佛教文明传播、中孟交流这些重大主题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王光尧：从印度考古的中国元素看中印商业交往史

　　故宫博物院的王光尧研究员以“陶瓷之路上的印度喀拉拉邦——关于印度考古工作的汇报”为题进行了汇报。喀拉拉邦(State of Kerala)，位于印度半岛西南部沿海的平原低地，因山依河为界东邻泰米尔邦、北与东北邻卡纳塔卡邦。喀拉拉邦有三个城市常见于中国古代文献，即奎隆(Kollam/Quilon)、柯钦/柯枝(Kochi/Cochin)、科泽科德/卡里卡特( Kozhikode/Culicut)。王光尧研究员介绍了该邦奎隆市的港口遗址和柯钦市的帕特南遗址的考古发现，特别是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帕特南遗址出土了明代万历年间仿官式的外销瓷器，结合《中国志》等文献记载、西沙群岛的水下考古以及澳门等地出土的同类官窑瓷器，由此可勾勒出从景德镇—澳门—新加坡—南印度这样一条明代仿官窑瓷器的走私线路。奎隆港口遗址则出土了大量宋代钱币和南宋晚期至明代的瓷器。从印度的考古工作出发，王光尧研究员还进一步讨论了帕特南（Pattanam）与文献记载的巴丹/大巴丹之间的关系、研究海上交通史时中国文献的作用、印度的中介作用等问题。最后，王光尧研究员对目前工作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指出我们在南印度洋已知的遗址尚不能构建该地区的全部商业交往史，因此未来还需要全面调查喀拉拉邦各种遗址，其中应以港口遗址、都城遗址、集市遗址为主，有重点性发掘，从而以东西方文物与印度文物相对比，构建喀拉拉邦古代商贸史，并发掘其在文化交流、世界商贸史上的地位。同时，在今后的研究中，必须打破天朝史观，建立起全球史观，必须客观公正地看待分析每一份史料和考古证据。

　　王元林：柬埔寨吴哥古迹的保护和研究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王元林研究员以“柬埔寨吴哥古迹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报告(1996-2017)”为题进行了汇报。王元林研究员首先简要回顾了周萨神庙、茶胶寺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收获。然后重点介绍了在吴哥的下一步工作计划，主要包括柬埔寨吴哥古迹文物保护利用与综合研究和开展大吴哥城王宫、崩米列寺、柏威夏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


　　会议最后由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研究员作总结发言。王巍研究员指出本次会议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的成立会，也是中国考古学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动员会，同时还是一次成功的学术交流会。通过这次会议，大家凝聚了共识，形成了让中国考古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的共同愿望。王巍主任相信，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中国的赴外考古必将会迎来新的局面，中国考古的国际化必将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王巍研究员代表上午座谈的专家指出，要推动中国考古走出去，中国考古学界还必须尽快开展相应的工作，比如做好资料翻译和人才培养工作、加强境外工作的计划性、积极争取国家对赴外考古经费的持续支持等。而通过下午这些境外发掘项目的介绍，王巍研究员认为中国考古学在田野考古、对中国考古材料的熟悉程度、对科技手段的成熟运用以及文物修复和保护的手段都具有自身的优势，但语言和专业人才的匮乏是我们开展赴外考古的短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成立的初衷就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做好总体布局和周密安排，以积极的行动推动中国考古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审稿：刘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