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桥遗址地处陕西西安北郊汉长安城北侧，自2012年4月发现以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的渭桥考古队，先后对位于厨城门之外的厨城门桥群（一号桥、三号桥、四号桥、五号桥）、洛城门之外的洛城门桥等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获得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相关发现入选“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社会各界引起持续关注。　　

 

　　2014年的渭桥考古工作继续集中在厨城门桥群区域，包括2012～2013年度厨城门一号桥第一发掘点的南部及其以北200米处的高铁征地范围、厨城门四号桥、五号桥发掘区等多个地点，并对延伸到北三环以南的厨城门诸桥、草滩镇王家堡桥开展了考古勘探。年度主要收获如下：

 

　　在对2012～2013年厨城门一号桥发掘区南部的局部解剖中，在一号桥废弃后渭河河道内形成的第八层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陶、瓷、铜、铁、银各种质地遗物，以铜钱为主，种类以“半两”“五铢”“货泉”“大泉五十”“开元通宝”居多，但也有一定种类的宋、明、淸时期钱币。在多个地点清理的第8层内，出土最晚的钱币为4枚“乾隆通宝”及1枚越南钱币“景兴通宝”铜钱（后黎朝显宗黎维褍景兴年间（ 1740～1777年）铸，相当于清乾隆五至四十二年），进一步确定了第八层堆积的形成的上限不超过清代，揭示出至迟到乾隆时期，发掘区一带尚为渭河的主河道所在，而渭河的大规模北移则应发生在乾隆或乾隆之后的某个时期。　　

厨城门一号桥北端发掘遗存分布图

 

　　而在该区域的解剖清理中，还在长方形石构件上发现浅浮雕图案，其中一石构件相邻侧面浅浮雕朱雀、青龙，另一石构件相邻侧面浅浮雕朱雀、白虎，这种多个神兽浮雕于同一石刻上的情况，在长安地区汉代石刻上为首次发现。　　

 

　　在对2012～2013年发掘区北侧200米左右的高铁动车运用所施工区域开展的考古发掘中（T1），清理确定出渭桥的北端，并在北端向南约23米左右的东侧桥桩向东18.4米的发掘范围内，清理出南北宽约10米左右的北高南低的一条用竹片编织成筐并内填瓦、石、淤泥块等组成的埽岸。其埽由竹片编制，暴露出来的埽大多呈圆柱形、椭圆形，长约1.2～1.5米，直径约0.5～0.8米左右。而据调查，在已被破坏的渭桥北端的西侧区域，亦曾发现过埽的迹象。在埽岸及渭桥北端发现后，清代乾隆之前的渭河北岸得以确定。与此同时，在埽岸南侧的第八层中还暴露出一条古船的局部。埽岸、桥端及古船的发现填补了长安段渭河考古的空白。　　

 

　　对四号桥进行了小面积发掘，在有限的250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出桥桩41根，大体确定四号桥东西两侧桥桩之间的宽度在15米左右。　　

 

　　对五号桥2013年发掘区南侧被挖沙破坏区域的抢救性清理中，清理出一处东西长29米，南北最宽处12米、高约2.1米的以木板、圆木、卵石构筑的水中设施一处。其北半部已被挖沙破坏，南侧保存大体完整。北侧残缘与2013年发掘区发现卵石堆积的南侧残缘间距约33米，据二者之间的挖沙剖面调查，其间再无桥桩、卵石等存在。从发现情况看，“五号桥”以卵石为特征的堆积形态，与已发现的厨城门桥一号桥的木梁柱桥桩构造完全不同，其性质和功能尚待进一步工作确定。

　　厨城门一号桥2012～2013年发掘区向南约420米的一号桥桥桩埋藏区，在2014年秋季遭到挖沙破坏，考古队在抢救性清理的过程中（T3），在一号桥分布区西侧约5米的位置，发现4根开口标高低于一号桥桥桩顶部标高约3.6米左右的木桩，其东西两侧木桩外皮之间宽约12米，其是否为另外一座古桥，目前尚在发掘之中。

　　此外，在厨城门一号桥北端发掘区（T1）、南侧发掘区（T3）清理的直立、倾斜桥桩的上部，均未有榫卯构件保存。其顶端均存在明显的砍、锯痕迹，且顶部高程基本持平，显示渭桥桥桩曾遭到巨大的人为破坏。

　　通过2014年度的渭桥勘探、发掘，进一步确定以厨城门一号桥为中心，在东西四百余米的范围内，密集分布着至少5座大型桥梁，如此密度的古代桥梁的发现，不仅在以往考古发掘中未见，填补了桥梁考古的空白，且对于汉唐时期长安城附近交通网络的研究有重要价值。此外，随着渭桥北端与渭河北岸的确定，古代长安城段渭河的所在就有了准确的地理坐标，为与渭河变迁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难得的实物资料。（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8月14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