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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邑考古新收获——2017年周原遗址东部边缘地带的考古工作

发布时间:2018-08-14文章出处:国家文物局作者:李彦峰 陈钢 张亚炜 王占奎

  从石璋如先生开展周都调查以来,周原考古走过了近80年的历程。通过一代代周原考古人的探索,周原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和文化谱系已基本建立,局部区域的文化内涵也日渐清晰;然而对于遗址整体布局的认识仍不够深入,成了当前制约周原考古研究的瓶颈。这种情况下,有学者根据遗址内不同性质遗存分布情况,将其划分成了不同的“功能区”,并认为周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的形成过程与性质可谓是“聚邑成都”,即在不同时期由众多“族邑”不断聚集而成。

  虽为“都邑”,但以往考古工作主要针对夯土建筑为主体的居址区、手工作坊区和墓地等核心功能区而进行。 “都邑”边缘地带有可能是某个具体“族邑”的遗存,则多停留在野外调查层面。2017年我们有了一次深入了解周原遗址边缘地带的契机。

  为配套新建开放的宝鸡市周原博物馆,扶风县在召陈建筑基址区的东侧修建一条周原大道。大道北接法黄公路,经下樊村西、任家村及下康村东,南接关中环线,长约3千米,纵贯了遗址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宽的一半(图一:周原大道在遗址中的位置)。据以往调查,大道所经的下樊村西、任家村东北及下康村东是西周遗存的分布集中区。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宝鸡市周原博物馆于2017年2月至10月对大道范围内的遗存进行发掘。发掘总面积1950平方米,清理了西周时期灰坑179座、墓葬6座、房址4座、陶窑1座、水渠1条、道路1条,另有清代墓葬17座。根据遗迹的空间分布,发掘分三个区进行,从南至北依次为上康发掘区、任家发掘区和下樊发掘区(图二:发掘区航拍图)。以下为发掘的主要收获。

  上康发掘区

  该发掘区位于上康村正东。发掘区内地层堆积简单,遗迹开口于垆土层下,打破红色生土。最下层堆积接近生土,但包含极少的西周时期遗物。遗迹多分布在村东取土壕两侧且相对稀散,以灰坑为主,有零星墓葬。遗物主要是生活类陶器,少量灰坑内出有较多的蚌壳。

  H54位于取土壕北侧,形状近方形,东西长7.89米,南北宽7.52米,底距开口最深处2.45米。坑的底部不平整,在靠北壁位置有两个柱洞,未见烧土灶坑等房址内常见设施。另外,坑底有多处大小不同的小坑或龛,其堆积和上部堆积一致,说明它们与上部大坑共时,应是附属部分。在西南角处有缓坡和台阶,表面较硬,有踩踏痕,可能是供上下的出入口。因此,该灰坑或是一座用于储藏的大型窖穴(图三:H54)。

  根据出土遗物,该发掘区遗存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晚期,这与上康铜器窖藏所出的函皇父组铜器的时代基本一致。发掘区紧邻发现铜器窖藏的取土壕,二者的空间位置相近。一般认为,青铜窖藏应是生活在周原的贵族出于某种紧急情况(王室东迁)而导致的对贵重物品的临时埋藏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宗族居住区周围。因此,上康发掘区内的居址和墓葬遗存可能与函皇父家族存在联系,这里甚至是其“族邑”所在地。

  任家发掘区

  该发掘区位于任家村东北、召李村西北的任家沟西岸。发掘区地层堆积也较为简单。遗迹均开口晚期地层下,打破生土。遗迹分布相对集中,种类有半地穴房址、灰坑(个别灰坑规模较大)、陶窑等。

  三座半地穴式房址南北向排开,相互距离较近。其中,F2保存较好,平面形状为长方形,北壁被晚期墓葬打破,南壁西段稍有外扩。室内地面经处理,光洁平整,活动踩踏痕迹明显。未发现柱洞,房内近中位置有一圆形灶坑,周边地面烧红。门道在南壁偏东,向外有台阶。东壁南端另有一缺口,底部较平。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设两个门道,似显多余。参照以往的多室房子,该缺口可能是通往另外房间的过道(图四:F2)。

  根据遗物判断,该区遗存的年代主要集中在西周晚期。小型半地穴式房址的集中发现,表明居住于此的人群构成与居住在西北方向约600米处,即夯土建筑集中分布的召陈一带的人群存在等级分化。

  下樊发掘区

  该发掘区位于下樊村西,紧邻村庄。发掘区内遗迹分布较密集,除大量灰坑外,还有不同形制的小型墓葬、水渠及道路等遗迹。

  H171形制规整,堆积较厚,遗物丰富,极有代表性。开口于晚期层下,打破生土。平面近圆形,口径长约4米,底部内收,径约2.9米。坑壁凹凸不平。坑底也不平整,距开口深2~2.5米(图五:H171形制)。坑内堆积较厚,出有丰富的陶器,仅陶鬲就修复了20件,另有少量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图六:H171内出土陶器及骨器)。初步整理发现,陶器的时代跨度较大,有西周早期甚至商周之际的高领袋足鬲、粗柄豆等,也有西周中期的联裆鬲等。

  3座小型墓均位于发掘区北端,形制各异(图七:墓葬及出土器物)。M21为头端带壁龛的竖穴土坑墓。墓主为女性,头北向,仰身直肢。壁龛内放有陶仿铜鬲和罐各1,时代为西周晚期。M22被M21打破,典型的竖穴墓。墓主为女性,头北向,仰身直肢,带腰坑。随葬品置于头端二层台,1簋、1鬲、1罐及2豆,时代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M23为偏洞室墓。墓主头向北偏西,仰身直肢。无随葬品,但被西周中期灰坑打破,时代应早于西周中期。偏洞室墓在先周时期的刘家墓地中较为流行,该墓或许是刘家墓地所属人群的孑遗。多种形制墓葬分布于此,可能和附近人群构成有关。

  发掘区内还发现了一条西周时期道路L1。L1位于发掘区的中部,东西向,开口于西周晚期地层下,下压一座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灰坑,说明其始建年代不早于西周中期偏早。路面上和车辙里都发现有西周晚期陶片,路的使用时间下限应该不晚于西周晚期。残存路面宽约8米,路土较厚,最厚约30厘米。路面中间高两边低,或是出于排水需要。残留的7条车辙深浅不一,最深处约40厘米(图八:L1及其下压灰坑)。按照西周马车轨距2.2~2.4米的平均值,能够确定出3组车辙。按东西向,L1向西可能延伸至召陈建筑基址区的北侧,有可能更远。向东延伸,则是姚家村方向,可能是周原遗址向东去的交通要道。

  根据遗物,下樊发掘区遗存的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与上康、任家村发掘区相比,该发掘区距召陈一带的遗址核心区更近,这或许是该区遗存内涵相对丰富、人群构成亦较复杂的原因。道路、沟渠等大型公共设施类遗迹从此经过,表明该区域是周原都邑扩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初步认识

  目前,周原是否为古公亶父所迁居的“岐邑”之地,尚无结论性意见,但无疑是关中西部晚商和西周时期最为重要的遗址。尤其在西周时期,周原与周王室有着密切关系,是丰镐、成周之外的一处重要都邑,甚至有可能是文献中的“周”。对于这种大型都邑,我们无法,也做不到全面揭露,哪怕是对单个小“族邑”。从1999年开始启动大规模考古发掘以来,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导下,我们对周原遗址的聚落布局和结构内涵的认识在逐步深入。然而,这些认识多是基于核心功能区的发掘和田野调查资料之上。

  此次配合道路建设工程的考古工作,是对遗址边缘地带的解剖性发掘,相当于在遗址内布设了一条超长“探沟”。通过对这条“探沟”的发掘,我们了解了边缘地带遗存的具体情况,检验和补充了以往地面调查资料,是对周原这一超大都邑性聚落认识的较大补充,更是在不断认识其全貌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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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邑考古新收获——2017年周原遗址东部边缘地带的考古工作

发布时间:2018-08-14

  从石璋如先生开展周都调查以来,周原考古走过了近80年的历程。通过一代代周原考古人的探索,周原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和文化谱系已基本建立,局部区域的文化内涵也日渐清晰;然而对于遗址整体布局的认识仍不够深入,成了当前制约周原考古研究的瓶颈。这种情况下,有学者根据遗址内不同性质遗存分布情况,将其划分成了不同的“功能区”,并认为周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的形成过程与性质可谓是“聚邑成都”,即在不同时期由众多“族邑”不断聚集而成。

  虽为“都邑”,但以往考古工作主要针对夯土建筑为主体的居址区、手工作坊区和墓地等核心功能区而进行。 “都邑”边缘地带有可能是某个具体“族邑”的遗存,则多停留在野外调查层面。2017年我们有了一次深入了解周原遗址边缘地带的契机。

  为配套新建开放的宝鸡市周原博物馆,扶风县在召陈建筑基址区的东侧修建一条周原大道。大道北接法黄公路,经下樊村西、任家村及下康村东,南接关中环线,长约3千米,纵贯了遗址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宽的一半(图一:周原大道在遗址中的位置)。据以往调查,大道所经的下樊村西、任家村东北及下康村东是西周遗存的分布集中区。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宝鸡市周原博物馆于2017年2月至10月对大道范围内的遗存进行发掘。发掘总面积1950平方米,清理了西周时期灰坑179座、墓葬6座、房址4座、陶窑1座、水渠1条、道路1条,另有清代墓葬17座。根据遗迹的空间分布,发掘分三个区进行,从南至北依次为上康发掘区、任家发掘区和下樊发掘区(图二:发掘区航拍图)。以下为发掘的主要收获。

  上康发掘区

  该发掘区位于上康村正东。发掘区内地层堆积简单,遗迹开口于垆土层下,打破红色生土。最下层堆积接近生土,但包含极少的西周时期遗物。遗迹多分布在村东取土壕两侧且相对稀散,以灰坑为主,有零星墓葬。遗物主要是生活类陶器,少量灰坑内出有较多的蚌壳。

  H54位于取土壕北侧,形状近方形,东西长7.89米,南北宽7.52米,底距开口最深处2.45米。坑的底部不平整,在靠北壁位置有两个柱洞,未见烧土灶坑等房址内常见设施。另外,坑底有多处大小不同的小坑或龛,其堆积和上部堆积一致,说明它们与上部大坑共时,应是附属部分。在西南角处有缓坡和台阶,表面较硬,有踩踏痕,可能是供上下的出入口。因此,该灰坑或是一座用于储藏的大型窖穴(图三:H54)。

  根据出土遗物,该发掘区遗存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晚期,这与上康铜器窖藏所出的函皇父组铜器的时代基本一致。发掘区紧邻发现铜器窖藏的取土壕,二者的空间位置相近。一般认为,青铜窖藏应是生活在周原的贵族出于某种紧急情况(王室东迁)而导致的对贵重物品的临时埋藏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宗族居住区周围。因此,上康发掘区内的居址和墓葬遗存可能与函皇父家族存在联系,这里甚至是其“族邑”所在地。

  任家发掘区

  该发掘区位于任家村东北、召李村西北的任家沟西岸。发掘区地层堆积也较为简单。遗迹均开口晚期地层下,打破生土。遗迹分布相对集中,种类有半地穴房址、灰坑(个别灰坑规模较大)、陶窑等。

  三座半地穴式房址南北向排开,相互距离较近。其中,F2保存较好,平面形状为长方形,北壁被晚期墓葬打破,南壁西段稍有外扩。室内地面经处理,光洁平整,活动踩踏痕迹明显。未发现柱洞,房内近中位置有一圆形灶坑,周边地面烧红。门道在南壁偏东,向外有台阶。东壁南端另有一缺口,底部较平。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设两个门道,似显多余。参照以往的多室房子,该缺口可能是通往另外房间的过道(图四:F2)。

  根据遗物判断,该区遗存的年代主要集中在西周晚期。小型半地穴式房址的集中发现,表明居住于此的人群构成与居住在西北方向约600米处,即夯土建筑集中分布的召陈一带的人群存在等级分化。

  下樊发掘区

  该发掘区位于下樊村西,紧邻村庄。发掘区内遗迹分布较密集,除大量灰坑外,还有不同形制的小型墓葬、水渠及道路等遗迹。

  H171形制规整,堆积较厚,遗物丰富,极有代表性。开口于晚期层下,打破生土。平面近圆形,口径长约4米,底部内收,径约2.9米。坑壁凹凸不平。坑底也不平整,距开口深2~2.5米(图五:H171形制)。坑内堆积较厚,出有丰富的陶器,仅陶鬲就修复了20件,另有少量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图六:H171内出土陶器及骨器)。初步整理发现,陶器的时代跨度较大,有西周早期甚至商周之际的高领袋足鬲、粗柄豆等,也有西周中期的联裆鬲等。

  3座小型墓均位于发掘区北端,形制各异(图七:墓葬及出土器物)。M21为头端带壁龛的竖穴土坑墓。墓主为女性,头北向,仰身直肢。壁龛内放有陶仿铜鬲和罐各1,时代为西周晚期。M22被M21打破,典型的竖穴墓。墓主为女性,头北向,仰身直肢,带腰坑。随葬品置于头端二层台,1簋、1鬲、1罐及2豆,时代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M23为偏洞室墓。墓主头向北偏西,仰身直肢。无随葬品,但被西周中期灰坑打破,时代应早于西周中期。偏洞室墓在先周时期的刘家墓地中较为流行,该墓或许是刘家墓地所属人群的孑遗。多种形制墓葬分布于此,可能和附近人群构成有关。

  发掘区内还发现了一条西周时期道路L1。L1位于发掘区的中部,东西向,开口于西周晚期地层下,下压一座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灰坑,说明其始建年代不早于西周中期偏早。路面上和车辙里都发现有西周晚期陶片,路的使用时间下限应该不晚于西周晚期。残存路面宽约8米,路土较厚,最厚约30厘米。路面中间高两边低,或是出于排水需要。残留的7条车辙深浅不一,最深处约40厘米(图八:L1及其下压灰坑)。按照西周马车轨距2.2~2.4米的平均值,能够确定出3组车辙。按东西向,L1向西可能延伸至召陈建筑基址区的北侧,有可能更远。向东延伸,则是姚家村方向,可能是周原遗址向东去的交通要道。

  根据遗物,下樊发掘区遗存的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与上康、任家村发掘区相比,该发掘区距召陈一带的遗址核心区更近,这或许是该区遗存内涵相对丰富、人群构成亦较复杂的原因。道路、沟渠等大型公共设施类遗迹从此经过,表明该区域是周原都邑扩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初步认识

  目前,周原是否为古公亶父所迁居的“岐邑”之地,尚无结论性意见,但无疑是关中西部晚商和西周时期最为重要的遗址。尤其在西周时期,周原与周王室有着密切关系,是丰镐、成周之外的一处重要都邑,甚至有可能是文献中的“周”。对于这种大型都邑,我们无法,也做不到全面揭露,哪怕是对单个小“族邑”。从1999年开始启动大规模考古发掘以来,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导下,我们对周原遗址的聚落布局和结构内涵的认识在逐步深入。然而,这些认识多是基于核心功能区的发掘和田野调查资料之上。

  此次配合道路建设工程的考古工作,是对遗址边缘地带的解剖性发掘,相当于在遗址内布设了一条超长“探沟”。通过对这条“探沟”的发掘,我们了解了边缘地带遗存的具体情况,检验和补充了以往地面调查资料,是对周原这一超大都邑性聚落认识的较大补充,更是在不断认识其全貌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

 

作者:李彦峰 陈钢 张亚炜 王占奎

文章出处:国家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