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燃煤的？起源于中国北方的小米，是通过哪条线路传到西方的？在青铜时代，伊犁地区冶炼业发展状况如何？入选3月29日评出的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新疆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发掘，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

考古人员在吉仁台沟口遗址现场进行发掘

　　作为距今3600年至3000年的青铜时代晚期的聚落遗址，吉仁台沟口遗址发掘为建立伊犁河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西天山地区人群生业方式从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整个欧亚草原地区此类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标志着新疆史前聚落

　　考古进入新阶段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新疆尼勒克县科蒙乡，地处伊犁河三大支流之一的喀什河北岸。遗址在2015年被发现，并于当年和2016年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共发掘2500余平方米，揭露房址20座。这两次考古发掘确认了该遗址是伊犁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以青铜时代为主体的聚落遗址，对研究新疆史前时期的年代分期、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等具有重大价值。

　　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8年5月至1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对吉仁台沟口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17座、窑址2处、墓葬2座，还发现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等200余座。此外，考古人员还在房址区南约1000米处新确认了一处大型高台遗存，对该遗存的勘探和局部解剖成为2018年度的重要工作。

出土的铜刀、石杵等

　　“高台是一处面积为1万多平方米的正方形建筑遗存，规模大，形制特殊，但其具体性质还不清楚，或是一座古城，或是一处祭祀场所，或是一座大型墓葬。”遗址发掘领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阮秋荣说，该遗存地处喀什河沟口，沟通东西，可以把喀什河流域的青铜时代遗存串联起来，地理位置特别关键，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新疆史前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建筑遗存，在同时期欧亚草原地区也难得一见。

　　阮秋荣表示，史前文化研究是新疆考古相对薄弱的环节。新疆地区史前遗址发现少，考古发掘更少，且发掘的多是墓葬，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尚未完全建立。吉仁台沟口遗址聚落规模大、文化延续时间长、文化堆积深厚、包含的文化遗存量大，标志着新疆史前聚落考古进入了新阶段。

　　发现迄今人类最早使用

　　燃煤的遗存

　　吉仁台沟口遗址共发现遗物1000余件（套），其中陶器和石器最多，还有少量铜器、骨器和铁器等，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牛、羊、马等家畜的骨骼以及与冶铸相关的遗存。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煤灰、煤渣、未燃尽煤块、煤坑等，表明在3000年前，吉仁台沟口人群已经充分认识到煤的特性，并将其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在中原地区，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遗址发现用煤迹象。因此，我们普遍认为中国在战国时期开始使用煤炭资源。此次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迄今最早使用燃煤的遗存，将人类对煤的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这在人类能源利用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阮秋荣说。

　　遗址集中出土的2000余粒炭化黍更令考古人员振奋，这是伊犁地区首次发现青铜时代的该类作物。黍，即小米。200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距今8000多年的兴隆沟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最早的小米遗存，实证了小米起源于中国的推断。考古证据显示，距今4500年前，栽培的黍已经从中国北方传播到了中亚地区，并继续向西传播至欧洲。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的炭化黍为其西传路线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同时，该遗址也发现了少量源自西方的农作物遗存，为揭示早期农作物的东西交流路线提供了新视角。

出土的大型房址

　　此外，遗址发现的坩埚、炼渣等与青铜冶炼有关的遗物遗迹，使该遗址成为新疆史前唯一有明确冶金证据链的遗址。遗址还出土几件铁块和较多铁炼渣。专家指出，这些新发现对新疆乃至中亚地区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值。

　　反映畜牧经济向游

　　牧经济转变

　　遗址一系列遗存、遗物的出土反映了该地区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的转变过程。考古人员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房屋形态和出土陶器特征，将遗址主体遗存分为3个时期：第一期流行中间有长方形火塘的大型半地穴式木结构房屋，出土的陶器大多是筒形罐、折肩罐；第二期房屋规模变小，形制趋于简陋，陶器口部比第一期小；第三期很少见房屋，常在坡地上发现火塘、石堆和煤堆的遗迹组合，平底器仍是主流。

　　专家认为，三期房屋从大到小、从规整到简陋，陶器由筒形罐到圜底器，反映了公元前2千纪后期到公元前1千纪初，西天山地区人群的生业方式从较为稳定的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的转变过程。

　　“遗址取得了重大收获，但很多学术问题只有开展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才能解决。系统调查和高质量发掘是下一步考古工作的重点。”阮秋荣表示。对于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丛德新建议，在遗址周边区域开展系统调查，进行大批量测年，建立更完善的伊犁河流域编年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表示，遗址发现了大量动物遗骸，应进行量化分析，将其与畜牧向游牧的转变联系起来，同时对遗址中出土的人骨和动物骨骼做同位素分析，了解不同时期人类的食性特征，进一步判断当时的生业方式和农牧结构。

（图文转自：《中国文化报》2019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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