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开始，为配合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的土地出让工作，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组织工作队伍对该区元和街道的一处地块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揭露出一处丰富的宋元至明清时期制陶窑业遗存，出土了大量制工精美的陶器、陶范等遗物。

　　陆慕宋泾桥南遗址位于元和塘东岸，距离苏州古城区约2.7公里，距2016年和2019年南窑发掘点直线距离约300米，距2021～2022年陆慕老街发掘点约1.3公里。该遗址规模宏大，占地约1.1万平方米，延续使用时间长达七百余年，窑业遗存丰富。从本次发掘的情况，结合窑业的规模、性质、文化内涵及地理位置看，应同属陆慕元和塘古窑群的一部分。尽管后期生产建设对遗址的破坏较为严重，但仍发掘出土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特别是首次发现元代纪年材料，对研究和探源宋代平江窑的历史及陆慕窑业的发展具有时间标尺意义和重要价值。

图1 遗址西北角发掘区正射影像图

　　从目前已揭露的情况了解，宋元时期窑业遗存保存较好区域主要集中于遗址西北角，面积约400平方米（图1），局部被明清时期居住址打破，东侧部分被多个大小不一的现代垃圾坑打破，中部偏北区域被一条较长的东西向现代排水沟打破。遗址北部及西部为现有河道。

　　宋元时期遗迹主要由窑炉、灰坑、贮泥池、辘轳坑及水井等共同组成，均开口于③层下，相关文化层堆积厚度约0.35米左右，夹杂较密集的红烧土颗粒、烧土块和碎砖。遗物主要为陶礼（祭）器、陶塑、日用器及陶范等窑业产品，质地以泥质红陶为主，大件陶器多为灰陶或黑陶制品，伴出瓷器多见龙泉窑、景德镇窑及吉州窑之产品残片。现已发现宋元时期窑炉5座，均为小型窑炉，皆营筑于发掘区西侧的黄土岗上，并呈L形分布，部分遗迹向西侧延伸。

图2 窑炉（Y14）

图3 Y14窑內出土器物情况

　　已清理的窑炉（Y14）是一座小型马蹄形馒头窑（图2），窑门位于西北向，火膛呈长方形，因年代久远，窑体上部结构已坍塌。Y14残长1.20、残宽0.70、残高0.10米。炉壁为长条形香糕砖平砌而成，窑內堆积以草木灰为主，夹杂大量红烧土颗粒及烧土块，窑壁及窑床还残存少量的烧结面。较为重要的是，在清理火膛及窑室之间的位置时，出土了3件陶塑（图3），在窑室内还出土了2件陶筹。陶塑可辨造型有仙人、胡人及塔式建筑（图4）。该窑炉与1999年杭州老虎洞窑址东侧发现的南宋礼器局窑炉[1]，其造型、规模和砌筑形式均基本一致。

图4 Y14出土的部分器物

图5 陶塑（T0107③:4）

　　本次发掘出土的陶塑数量庞大，造型各异、制工精湛。多为人物类塑像，兼有少量建筑、器皿及神兽塑像，均系前后合范摁压制成，小型泥塑的两侧均留有范线，底部还留有合范摁压时留下的内凹状指纹印。其人物类塑像多为世俗化形象，可辨的人物造型有八仙、和合二仙、弥勒、观音及童子等（图5），部分泥塑可能与文献中记载的“磨喝乐”有关。磨喝乐，亦称“摩睺罗”，即以童子等世俗风物为题材的泥塑儿童玩具。据记载，苏州泥塑在宋代就已非常兴盛，南宋陈元靓在《岁时广记》曾写道：“（磨喝乐）南人目为巧儿，今行在中瓦子、后市街、众安桥卖磨喝乐。惟苏州极巧，为天下第一”[2]；《方舆胜览》亦称：“（平江府）七夕摩睺罗：土人工于泥塑，所造摩睺罗尤为精巧[3]”。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在杭州、镇江、常州等地的宋元时期遗址内也曾出土过类似精美的泥塑人物，多为素烧品，部分泥塑身后戳印“吴郡包成祖”“平江李文明”“平江孙荣”等款识[4]，《浙江古代青瓷》亦披露杭州南宋临安城遗址曾出土过带有“平江谢兴祖塑”“平江谢荣昌塑”款识的器物[5]。此外，位于苏州大石头巷的平权坊遗址也曾出土泥塑人物陶范十余件[6]，但以上这些地点均未发现明确的制陶窑业遗存。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常州和平路出土的一批陶塑[7]与本次的发掘品，不论是从产品的质地和烧制工艺，再到泥塑人物的造型、风格、大小及质地均高度一致。因此，我们初步认为常州出土这批陶塑可能就产自本次发掘的制陶作坊区。

图6 陶范（T0106②b:6）

图7 陶炉（H36:2）

　　除了数量较多的陶塑产品，仿烧青铜礼器类的陶礼（祭）器及陶范也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成果之一。可辨器型有鼎式炉、鬲式炉、奁式炉及贯耳壶等，其造型复古，并装饰有云雷纹、夔龙纹、螭龙纹及兽面纹等，与《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等传世金石学文献著录的器型多有相似之处。其中，T0106②b层出土的贯耳壶陶范（图6），与2010年苏州石湖谢家坟M8（朱道宁墓）出土陶贯耳壶[8]的造型、纹饰、大小及质地均基本一致，初步推测该墓葬出土部分陶礼（祭）器即产自本次发掘的窑业区。Y30相邻的区域清理的一处灰坑（H36）出土了多件龙纹鬲式陶炉，器物胎体厚重，纹饰华丽精美，部分陶炉（H36:2）（图7）的纹饰间隐约可见刀具的修刻痕迹，初步推测可能是翻制陶范所用的母模。

图8 灰坑（H44）出土的纪年陶范（范背朝上）

图9 陶范（H44:8）

　　本次发掘最为重要的是，在清理灰坑（H44）南侧区域时出土了一件元代“至正”款纪年陶范（图8、图9）。该灰坑位于发掘区东侧，坑内夹杂大量红烧土颗粒及少量烧土块、碎砖块等，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瓷残片、陶塑、陶炉及陶范等器物。纪年陶范（H44:8）系左右合范的一侧，印腰鼓形器物造型，器内装饰有缠枝花卉纹、凸弦纹及斜线三角纹，中部方槽内印有铭文，从左至右读，阳体反书“至正□□年四月十四日置”等字样。元末，各方势力在苏州地区盘踞、鏖战，局势动荡不安。明钱谦益所撰《国初群雄事略》载：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诚王张士诚攻占平江（今苏州），改平江路为隆平府，不久降元，旋即又自立为吴王[9]；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朱元璋大军攻破苏州，大周政权覆亡[10]。故该处宋元时期窑业遗存的毁弃原因或与元末农民战争有关。

　　此外，本次考古还发掘了近三十座明清时期的窑炉及相关窑业遗存，其中窑室直径超过5米的大型窑炉就有9座，可能与烧制金砖、瓦当及脊兽等大型官式建筑构件有关。

　　总之，就目前的发掘情况而言，这处宋元时期窑业遗存属苏州元和塘古窑群的一部分，其上承南宋平江窑，下启明清金砖窑，是陆慕窑业发展史中的关键节点和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发现为进一步解决长江下游地区宋元时期陶祭（礼）器及“磨喝乐”的产地、烧造工艺、产品流转及窑业功能分区等问题提供了关键指引，也为研究和探源陆慕窑业的发展及平江窑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注释：

　　[1] 唐俊杰：《祭器、礼器、“ 邵局”——关于南宋官窑的几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6期。

　　[2] （宋）陈元靓撰：《岁时广记》卷二十六《七夕上》，中华书局2020年，第529页。

　　[3] （宋）祝穆撰：《舆地胜览》卷二《平江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88页。

　　[4] 刘兴：《镇江市区出土的宋代苏州陶捏像》，《文物》1981年第3期。

　　[5] 郑建华、谢西营、张馨月著：《浙江古代青瓷》，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09页。

　　[6] 廖志豪：《苏州大石头巷宋代坊市遗址出土文物介绍》，《文博通讯》1977年第16期。

　　[7] 彭辉：《江苏常州出土泥塑像的初步认识》，《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4期。

　　[8]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苏州谢家坟元明朱氏家族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8年第4期。

　　[9] （明）钱谦益撰：《国初群雄事略》卷八《周张士诚》，中华书局2021年，第176页。

　　[10] 同[9]，第247页。

作者：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程义

现场负责人兼执笔：陈璟

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