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新发现简讯2008年（一）

1、 史前时期
贵州罗甸红水河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贵州省罗甸县红水河镇羊里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采集和发掘获得石器上千件及少量的陶片。羊里遗址出土大量的石器，可分为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石器加工工具，以及石核和石片。
    磨制石器以研磨器、局部磨制的石器和毛坯为主，也有磨盘和石锛。研磨器大多为天然的柱状砾石，一种研磨头为圆形，另一种为平头。局部磨制的石器都在石器的刃部进行一定的加工和磨制。石锛和石刀多为毛坯。磨盘共5件，体形较大，均采用天然的大型石块，加工四周的棱角，使其成为椭圆形，长径约30厘米。石磨盘的中心位置均有明显的近圆形的凹槽。成形的石器以石锛为主，其肩部一侧倾斜较甚。
    打制石器以小型砍砸器和大型砍砸器为主，而以小型砍砸器居多，选料为硬度较大的天然砾石，有凹刃和凸刃两种类型。打制石器中有少量的刮削器，均为单刃。
    石器加工工具数量很多。石锤大都选用较大的便于手握的石料，其端部有明显的砸击点。石砧的数量较少，石砧面上有密密麻麻的砸击坑疤，坑疤的半径很小，这可能与当时石器的加工技术有关。
    羊里遗址位于珠江水系，红水河是珠江上游重要的支流。羊里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研究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区域性考古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北部，雅布赖山以西、北大山以北、弱水以东、拐子湖以南，面积约4.7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三、世界第四大沙漠。本次考古调查所发现的遗址大部分在沙漠内湖泊附近，其中多数遗址延续的时间较长，而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最富特色。
    象根吉林遗址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象根吉林（蒙语即为海子、湖泊之意）边缘地带，采集到的文物标本有彩陶片，表面饰绳纹、线纹或附加堆纹的夹砂红陶片，石片、细石叶等。
    乌兰奥格其遗址位于干枯的湖底当中，在南北约50米，东西约30米的范围内发现大量的细石核、细石叶、石片、石屑等，其中包括不少精美的细石器。细石核主要有锥状和柱状两种，还有少量的船底型石核，以及部分尚未加工细石叶的石核坯。石质大多为玛瑙石和燧石。由此推测此处可能为加工细石器的制造场。采集的陶片主要是夹砂红陶。
    扎哈吉林遗址位于扎哈吉林南面的山坡上，在南北约50米，东西约80米的范围内发现十分密集的细石核、细石叶、石片、刮削器、石器断块等，石质以火山岩和玛瑙石为主，另有少量的燧石制品，发现的石器数量较乌兰奥格其遗址为多，分布范围也更大。此处亦当为石器制造场。
    此次调查大体可以认定巴丹吉林沙漠内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存在广泛的人类活动，从采集的陶器标本分析，接近甘宁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特征。
内蒙古南宝力皋吐发掘新石器时代晚期墓地
    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发掘南宝力皋吐墓地，清理墓葬205座、灰沟2条、灰坑2座，出土陶器、玉石器及骨蚌器等近400余件。
    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圹大小参差不齐，墓圹最长的达3米以上，最短的不足1米，一般长度1.5米至2.5米，墓宽0.5米至1米。个别墓葬有头龛或脚龛。墓向皆为东南—西北向，头向东南。葬式常见仰身直肢单人葬，极少侧身葬、俯身葬和屈肢葬。双人或三人合葬墓有3座。个别墓葬为二次葬，火葬墓2座，少数墓内未见人骨。
    随葬陶器有筒形罐、双耳壶、尊、钵、豆以及异形器（动物造型陶壶）。最常见的陶器组合是筒形罐和双耳壶或叠唇弧腹罐，陶质绝大多数为细砂质，泥质陶少见。陶色多黄褐或褐色，有少量磨光黑陶。纹饰一种是条形附加堆纹，或是泥条状、粗绳索状；另一种是刻划或压印形成的复线三角纹、回形几何纹。尚有少量网状细线纹和戳印纹。彩陶器有双耳壶、龟形壶等，多见黑彩几何纹或平行直线纹。
    石器分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以打制石器居多。打制石器主要为细石器，有石锥、石钻和刮削器，另有少量石斧。磨制石器有石斧、石凿、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大型生产工具。此外还有大量绿松石、玉斧、玉锛、管状珠、环形坠、片状坠以及玉环、玉璜等。
    南宝力皋吐墓地的大量随葬品具有十分鲜明的自身特色，其中也蕴含了某些小河沿文化的因素，个别陶器还与辽宁新民偏堡子类型的同类器十分相似，因此可确认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地。
    南宝力皋吐墓地所处地理位置独特，南面是辽河下游流域，西面是草原地带，东面与嫩江流域相通，西南与赤峰毗邻，为东北地区各种原始文化交错融合的敏感地带。这处墓地是迄今发掘的东北地区位置最北、发掘面积最大、获取资料也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墓地。它的发现与发掘对于划分和建立东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2、 夏商周时期
江西靖安李洲坳发掘东周墓葬
    李洲坳东周墓葬位于江西省靖安县水口乡水口村李家自然村。该墓葬为有封土的大型土坑竖穴墓，封土高12米，底部为圆形，直径30~35米。墓穴南北长14.5米，东西宽11.3~11.7米，深4米。墓穴东壁南端有东西向斜坡墓道，宽3.2米，残长5米。墓底垫厚约40~60厘米的青膏泥，其上置棺木47具。棺木东西向分布。棺木底部多垫一层竹席。这些竹席层次关系清楚，无明显的打破关系，据此可知这批棺木是同时下葬的。28具棺木保存较好，一般长2.4~2米，最长3.4米，宽0.5~0.8米，最宽1.5米。除主棺有椁外，其它棺木皆为单棺。棺木均上下半圆形结构，以原整树半剖开，然后再以斧、锛类工具挖成，有圆形榫卯套合型、平面套合型和凹面套合型三种不同形式。棺木的木质均为杉木。
    22具棺木中发现葬者遗骸。12具骨骼中发现绿色的结晶体。死者多为侧身曲肢，少数仰身直肢。一些头骨上保存完美的秀发和清晰的发髻，以及捆扎头发的发带。仅四个棺内有服饰，而以纺织品匹料或竹席裹尸，一些死者身上佩戴精美的小件玉饰。随葬品主要放置在死者脚下的竹筒之中。出土竹木器144件，漆器12件，玉器13件，青铜器30件，原始青瓷器7件，金器1件，金属器5件，以及纺织品300余件。
    出土文物中许多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圆形金质饰物，直径达30厘米，造型独特，工艺考究，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同期体量最大、装饰最为繁复的金器。纺织品有桑蚕丝和麻两种。桑蚕织物有各种不同密度的纱、绢、绮、织锦、刺绣及精编织物—组带。其中一块184厘米×133厘米方孔纱是中国纺织品文物出土最早、面积最大的整幅拼缝织物。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织锦实物，且是由朱砂矿物颜料染线织造花纹，花纹有各种几何纹和动物纹样。还出土了几种复杂的纺织物新品种。竹器品种有竹筒、竹席、竹扇、竹勺等。竹扇长37厘米，以精细的竹篾编成，为我国出土最早的扇类实物。漆器有漆勺、漆盒、彩绘漆剑、漆盘等。木器有纺织用具、木盒、木梳等。青铜器造型简单，无装饰纹样，属越系青铜器的制作风格。原始瓷器既有越系青瓷的造型特点，其瓷胎、釉色又具有强烈的本地文化特点。
    棺木内许多人体骨骼上满布翠绿色的磷酸铁盐类的结晶物，能够检测的个体皆为女性，年龄在15~25岁之间。人头骨上的发辫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实物。
    初步判断，李洲坳墓葬的年代当在春秋中晚期，距今2500年左右，它所代表的是一支受越文化影响较为深厚而又具某些楚文化风格的青铜文化。

3、 秦汉至元明时期
河南安阳固岸发掘北朝墓地
    河南省安阳市固岸村清理北朝墓葬160余座，以东魏墓葬居多，还有北魏和北齐墓葬。除少数墓葬被盗掘外，大部分保存完好，出土有完整的器物组合，尤其重要的是一些墓中出土墓志铭砖。
    M51为一座东魏时期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墓，平面呈外孤方形，攒尖顶。随葬品有镇墓兽、武士俑、仪仗俑、文吏俑、力士俑、侍女俑、劳作俑、陶鸡、陶狗、陶羊、陶牛和牛车、灶、仓、厕、磨、井等明器，以及瓶、罐、碗等器物，共52件。此墓陶俑和动物俑，器形明显较小，如武士俑高仅30余厘米。所出人物面部狭窄，鼻梁高挺，具明显的鲜卑人特征。动物俑均为雌雄成对出现，雌性动物一般呈侧卧，身旁依偎幼崽作吃奶状。雄性动物头高昂，卧姿，作警戒状。雄猪头和背部有耸立的长髫毛，头较大，具明显的野猪特征。
    M23为一座狭长斜坡墓道的铲形洞室墓，带一个天井，券形顶。随葬器物76件，除有完整的陶器组合外，还有青瓷器，其中的耳杯和熏炉造型精美。熏炉呈鸟笼状，上有盖，器身上部开透雕太阳、月亮的直棂窗。陶马的头、颈、胸、臀部均佩金贝、金花。鞍上罩红袱。
    M57为一座带天井的铲形墓，随葬一座围屏石榻，其上平放两具尸骨，未见棺木葬具，石榻东、北、西三面围以石屏，内壁雕壁画，内容为二十四孝子图，其中有“郭拒夫妻理儿，天赐黄金与之”和“孝子郭拒丑祠孙儿时”，以及丁兰行孝图等内容共12幅。石榻南面为一石墙，中部有一对子母门阙。墓内出墓志砖一块，上刻“武定六年二月廿五曰，谢氏冯僧晖铭记”。此墓为二人合葬墓，一人去世较早，为与后逝者合葬，另行迁入。石榻所刻二十四孝图为汉人流行的内容，推断墓主当为汉人。
    该处墓地为北朝时期的平民墓群，墓葬形制有明显等级差异，最高一级的为带斜坡墓道的砖室墓，次一级的为带天井、斜坡墓道的铲形洞室墓，再次一级的为不带天井的斜坡墓道的铲形洞室墓，其下为带斜坡墓道的刀形洞室墓和浅土坑竖穴墓。出土的大量墓志砖纪年明确，为研究该时期的墓葬提供了标准器。该处墓地等级分明，随葬器物组合完整，家族性质明显，为全面揭示北朝社会埋葬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江苏扬州发掘扬州城南门遗址
    扬州城南门遗址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南门街南端，此次发掘揭露出包含唐、北宋、南宋、明清等多个时期修筑或修缮的陆门遗址和与水门、水关遗址相关的一些遗迹现象，出土了一些铭文砖和瓦当等建筑构件、陶瓷片以及铜钱、石球等遗物，基本弄清了南门遗址的总体形制布局、各期城墙的沿革和变化等问题。
    历史上的扬州城南门是一个水陆交通枢钮，遗址东部为包含主城墙和主城门、瓮城城墙及瓮城城门等在内的陆门遗址，遗址西部内横跨汶河之上的水门和水关遗址。因唐和北宋时期瓮城外地面都低于现地面2米有余，南宋时期瓮城外地面亦低于现地面1.5米左右，可知位于瓮城之西的水门、水关遗址的底部会更深。由于遗址横跨汶河之上，南边又紧邻原护城河，东南不远即为古运河，故水门和水关遗址仅发掘了汶河东岸以东的部分。
    扬州城曾有过多次的修建和修缮。据文献记载，盛唐时期的扬州城已发展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城市区域覆盖蜀冈上下。唐赵元一《奉天录》云：“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领卒于盱眙。闻难，即日还广陵，深沟，高垒，缮甲完守”。唐代第一期南门瓮城遗址很可能为陈少游于唐建中四年（783年）所筑。
    《旧唐书•高骈传》有：“骈至淮南，缮完城垒。”而唐代南门第二期属于晚唐时期，城砖铭文中有楚州、江州、秦州、濠州、宣州、洪州、池州等诸多州名，其修城所用的财力、人力已突破了淮南道权力的范围，这与高骈出镇淮南，唐王朝予以“进位检校司徒，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兵马都统盐铁转运使”的身份是相符的。故而唐代第二期南门瓮城遗址很可能就是乾符六年（879年），高骈所修建的。
    五代初期，杨吴修缮了扬州城，洪迈《容斋随笔》载：唐末扬州城“自毕世铎、孙儒之乱，荡为邱墟，杨行密复葺之，稍成壮藩”。南门遗址中出土的“迎銮窑户胡口信”砖铭，中的“迎銮”即迎銮镇，恰是五代杨吴时期所置。
    两宋时期，扬州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由州城（大城）、夹城和宝祐城构成的军事重镇。《扬州府志》和《扬州图经》等文献多有修葺城墙的记载。发掘结果表明两宋时期确实多次修葺过南门。元代也有修葺城墙的记载，但因后代破坏严重，有关遗迹已无存。明清时期的南门，先后有镇淮门、安江门等名。
    扬州城遗址有着深邃厚重的历史底蕴，很多地方都体现出历代城池修建的规模和多变的城池形制布局。南门从中唐晚期一直使用到解放初期，历经1200余年，堪称扬州城发展历史的缩影，其历史沿革之长在全国古城门遗址中也实属罕见。
河南延津沙门发掘宋金城址
    延津县位于河南省北中部，黄河故道自西南而东北绵亘境内。沙门城址深处黄河故道，位于延津县西北榆林乡沙门村东北2公里。此次发掘的主要遗迹有，城墙、道路、房屋、水井、农田、灰坑、墓葬等。出土各类遗物丰富，主要有瓷器、陶器、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铜器、铁器及建筑遗物、冶炼遗物、动物骨骼等。
    据文献考证，沙门城址历史上长期位于黄河南岸，是一处重要的黄河渡口。北宋时称为宜村，地处东京汴梁北上卫辉府的水陆交通要道。金代后期，黄河改流城址以南。蒙古蒙哥汗元年（1251年）卫州治所由宜村新城迁回汲县（今卫辉市），后该城址逐渐被风沙掩埋。
    沙门城址大致是北窄南宽的梯形，西城墙、北城墙、东城墙北段保存较好，并各发现一座城门。南城墙因兼顾黄河堤防，无门。城址南部发现10余眼水井，沿南城墙有一条东西向贯通道路，路上车辙痕迹清晰可见，车辙宽1.45米。南墙外约1000米处是黄河码头所在地。
    此次发掘区主要在城址西部，出土物以砖瓦等建筑遗物居多，龙纹瓦当和绿釉筒瓦，说明附近有官府建筑或宗庙建筑。出土的瓷器残片数量很大，从釉色上可分为白瓷、黑瓷、青瓷、黄釉瓷、钧釉瓷、白地黑花瓷、青白瓷、酱釉瓷、红绿彩瓷等。器类有碗、盘、碟、盏、瓶、盆、杯、奁、水注、罐、盂、香炉、尊、枕、灯、俑、骰子、骨牌、棋子等。瓷器上纹饰的技法可分为划花、刻花、印花、贴花、剔花、绘花等。瓷器高、中、低档均有，器底或见墨书“张”、“小王“等题记，此外还有三彩器。由此可印证城址的渡口性质，也说明城址的州治所在地的可信性。
    城址内出土大量牛、马等大型动物的骨骼，还出土许多有切割加工痕迹的废弃骨料及骨器，说明城内有制骨作坊存在。此外还出土许多穿孔石块，可能是用于运输或商业交易中挽系牛、马等牲口。一些重量均在数吨的大型穿孔石，则应与码头上挽系船缆有关。
    大量的不同大小的冶炼坩埚及炼渣的出土，说明城内曾有冶铸手工业作坊。此外，许多擂石的发现可能与城址的军事防御有关。
    沙门城址是中原地区宋金时期中小城址的首次考古发掘，其成果将为研究宋金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渡口城市的建筑布局与防御、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及黄河河道的变迁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