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东亚考古学大会综述

    2008年6月3日至5日，第四届东亚考古学大会于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考古研究所共同举办，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荷兰、俄罗斯、以色列以及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蒙古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200余位学者参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东亚考古学会主席井川史子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和国际合作局局长杨扬作为会议举办方的代表也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王伟光副院长首先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远道而来的各国朋友表示欢迎。他指出，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对这些文化遗产所进行的研究，已使我们获得了许多关于东亚历史与文明的知识，并使我们对古代世界有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东亚的考古学研究因此而具有世界性。不仅如此，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东亚的古代文明历经传承发展，还构成了当今东亚各地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基础。因此，开展东亚考古学研究、探索东亚的历史与文明，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今天、面向未来希望围绕东亚考古而展开的学术研讨和学术交流，能够进一步丰富人们对人类自身历史的认识，并为促进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童明康在讲话中指出，东亚古代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代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智慧结晶。大量历史文化遗产为我们勾勒出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轨迹，让东亚各国人民能够更好的认识过去、面对现在、展望未来。同时，东亚考古学的研究工作不仅促进了各国相关科研工作的开展，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东亚古代文明的独特魅力，及其对世界文明的特殊贡献。目前，中国考古学界积极借鉴国际上最新的考古学研究理论、方法和技术，主动开展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而且中国考古学者已经开始走出国门，日益成为东亚考古学研究的一支生力军。
    最后，童明康希望通过本届大会的成功举办，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考古学界和世界考古学界的广泛合作，从而提高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水平，开启东亚考古学发展的新篇章！
    井川史子在致辞中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考古研究所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她相信通过这个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而进行的富有成果的讨论，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建立的新的友谊和学术联系，将成为将来更多跨越国界合作的基础，这种国际合作对于整体阐释区域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杨扬局长在讲话中简单介绍了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交流的基本情况，强调了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在我院整个科研工作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接待外国学者和派遣我院学者出访各有1500人次。各个研究所完成或正在实施多个中外合作项，每年举办近100个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学术会议作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形式，为各国学者搭建起对话的平台，促进学术交流；同时在这个平台上让更多的外国专家学者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了解了中国学术。 中国是亚洲的一员，与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在历史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又面临着许多相似的任务，对亚洲的研究一直是我们国际学术交流的重点之一。我们与亚洲地区的众多国家有双边交流的计划，交流领域覆盖了社会人文科学各个方面，亚洲历史文化研究的国际交流也很有特色。为了展示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考古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促进国际考古学界和中国考古学界的交流和相互了解，我们积极支持考古所承办这次东亚考古学大会，对此次会议给予了资助，并与考古所联名举办。
    王巍所长在致辞中，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学者和职工对前来参加此次大会的学者们表示热烈地欢迎和衷心地感谢。他介绍了考古研究所的概况和研究领域，自1950年建所以来，考古研究所已经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了田野考古工作，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建立和完善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体系，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以及探讨古代中国与东亚地区诸邻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宝贵的资料，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王巍所长在致辞中指出，现有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东亚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能不少于二百万年。农作物栽培、制陶、磨制石器等技术的出现都可能不晚于距今一万年。东亚地区可能是水稻、粟等农作物和家猪、狗、水牛等家畜的发源地，丝绸、漆器、瓷器、造纸、指南针、火药等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明也诞生与此。生活在东亚地区的古代居民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留下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为考古学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也遗留下众多历史悬案和谜团，等待着我们去破译、去揭示。他认为，东亚地区的古代文化曾经对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因此，东亚地区考古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为东亚地区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提供资料，而且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探讨人们之间的关系直至对世界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正因如此，东亚地区考古学不仅是东亚各国考古学者为之奋斗的事业，也受到东亚地区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考古学家的关注。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往往是在各种各样的力量之间的互动中得以实现的。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之间的切磋交流，是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东亚考古学的发展，需要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的切磋、交流与合作，这正是这次大会的意义所在。
    东亚考古学大会是东亚考古学会（The  Society  for  East Asian Archaeology ,SEAA）定期组织召开的国际会议。东亚考古学会成立于1996年，第一届于1996年在美国的夏威夷召开，此后每四年一届。其宗旨是加强世界范围内研究东亚地区考古学的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以及考古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信息交流，促进东亚地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目前有正式会员百余名，包括了西方从事东亚考古学研究的几乎所有重要学者。近年来伴随着东亚地区考古事业的迅猛发展以及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蒙古、越南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逐渐成为了国际上东亚考古学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学术组织。
    此次北京召开的为期3天的第四届东亚考古学大会上，来自上述国家的学者将就东亚旧石器、东亚与世界早期复杂社会的比较研究、欧亚大陆的冶金和社会、 东亚岛屿考古、东亚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区域间互动、东亚考古遗产保护、中国青铜时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史前考古等课题以及东亚地区的古代动、植物、体质人类学、玻璃器等内容展开深入广泛的讨论。这些课题中既包括了当今东亚乃至世界考古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理论问题，也有对东亚地区内区域性考古工作成果的提炼与展示。关注古代社会文明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探讨不同地区间古代文化的互动关系以及充分利用新技术、新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古代的遗迹、遗物，一直是当今世界考古学者们倾力最多的研究内容，因而也是本次大会讨论、交流的重要议题。同时，伴随着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近年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方面的成就已经越来越多地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也成为了本次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次大会上，中国学者将凭借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集中展示当今中国考古学在各个不同领域内取得的学术成果，并由此来推进中国和东亚地区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大会的召开，也将对东亚地区考古学发展的起到积极地推进作用，为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考古学者之间的交流、互动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同时，对于加深来自世界各地朋友对中国、对北京的了解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加当天开幕式的来宾除了大会的正式代表之外，还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单位的同仁。开幕式之后，大会组织了高星等五位学者围绕中国考古学的主题及其重要分支内容分别作了主题发言。高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进展。梅建军（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的早期青铜冶金：当前研究中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课题。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进展。袁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现状。赵志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小麦传入中国的植物考古学新资料。 本次大会的专题讨论从当天下午开始，共设置了23个专题，另外还设有5个综合组。大会参加者踊跃，多次出现会场听众爆满的现象。
    “中国青铜时代新探”专题组，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许宏研究员共同主持，该讨论组邀请了以青年为主的学者发表他们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讨论的主题包括：中国冶金技术的起源及其在国家水平复杂社会的产生中所扮演的角色；文字的出现及其文化角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地方性文化序列与社会政治向心趋势的关系；聚落发展史；经济系统和贸易的发展以及泛亚洲的联系等。有来自英、美、日、中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学者发表了演讲。
“东亚与世界早期复杂社会的比较研究”专题组，由来自澳大利亚 拉楚布大学的刘莉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研究员共同主持。该讨论组致力于将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大区域研究并对从跨文化角度探讨社会变化一般模式感兴趣的学者召集起来。鼓励参会者对东亚不同地区的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亦可通过适当方式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近些年东亚地区考古学资料的迅速积累为本地区与世界其它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机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的专家学者就包括食物生产的起源和发展、定居生活和物质技术（石器、陶器等等）、社会政治变迁及早期国家的形成等内容进行了专题演讲和讨论。
“东亚内海沿岸的史前景观变化”专题组，由来自日本京都人类与自然研究所的内山纯藏教授和京都总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大西秀之以及荷兰莱顿大学Bausch Ilona教授主持。讨论组从包含文化和自然两方面涵义的广义景观概念出发，来探讨在社会经济发生变化时史前景观将会发生怎样的变迁，并且评估它们的影响。讨论的重点主要放了在东亚内海沿岸，例如日本海和中国东部沿海，这些地区覆盖了东亚主要的跨区域贸易区和文化碰撞点。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学者发表了演讲。考虑到“文化景观”这一概念在最近几年的各种国际、国内文保项目中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从景观考古学的角度认识文化的形成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该讨论组的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的视角，来观察考古学文化中遗存与环境的关系。
    “东北亚地区的丧葬系统：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专题组，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Ariane Perrin先生主持，该专题组的参加者主要由美国、蒙古、日本、韩国的学者组成，研究者通过一些与鲜卑、扶余（Puyo）、汉代各郡和高句丽（Koguryo）相关丧葬遗存的分析，尝试探讨丧葬活动怎样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一个明确的族群、文化或者地区相联系。同一个族群在建造、陈设和墓葬装饰方面是否有一些地域特征？并致力于分辨出一些具体的因素以帮助区分这些不同的丧葬系统。毫无疑问，大部分发言者对丧葬系统在标示一个明确的族群、文化或者地区所具有的功用持肯定的态度。
    “东亚岛屿考古——互动与隔绝”专题组，由来自德国慕尼黑大学亚洲研究系的高级讲师Barbara Seyock 组织，参加者主要来自日本和德国。该讨论组尝试通过比较的观点来观察环东亚小面积岛屿的考古学。关注的主体主要包括：人群或文化要素的流动、技术和专门知识的传播、航海、海上贸易和交换、文化特性的发展、陆岛关系、岛屿景观和环境变迁等内容。岛屿所具有的互动与隔绝的属性，为岛屿文化特殊性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
    “东亚近代和现代公众考古”专题组，由英国伦敦学院大学助教Tim Schadla-Hall和伦敦城市大学博士研究生Akira Matsuda共同主持，来自韩国、日本、英国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参加了讨论。讨论者通过强调理解宽泛考古工作的重要性，检视了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近代和现代公众考古学的诸多方面，并进一步强调考古学家需要检视他们是否具有“宽泛考古”的视角，并且以此影响公众的态度。一个重点讨论的问题是考古学是怎样（或者不是）和东亚居民的认同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是否具有跨区域的相似性或者不同。
    “东亚体质人类学研究”专题组，由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系助教Ekaterina Pechenkina
组织。来自俄罗斯、美国、蒙古、日本和中国的学者，围绕着东亚地区古代居民近距离流动和远距离迁徙在塑造古代社会生活方式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主题，讨论了一些既定的主题。这些主题包括：新的病原体的介绍和分布，生业和食物加工技术的变化和其初生期生长的动力，以及早期发病率和死亡率。讨论所涉及的地域包括了俄罗斯的中亚地区，蒙古、日本和中国的西北地区。
    “欧亚大陆的冶金和社会”专题组，由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后张良仁组织，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学者参加了本组的讨论。代表们围绕着冶金与古代社会发展的关系，就中国辽西地区、安阳殷墟、以及欧亚大陆中部的冶金技术的出现、发展在各时期的作用等个案展开讨论，重点关注于冶金术与社会发展不平等的关系。
    “东亚动物考古的方法和问题”专题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美国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高级讲师Richard H. MEADOW、美国哈佛大学碧波地博物馆 动物考古研究助理
Ajita K. Patel共同组织。
    研究者注意到了东亚地区数以千计的考古发掘已经从遗址中获取了各个时期大量的动物遗存。对这些材料的研究采用了包括从种属鉴别、数据统计、埋藏分析到季节性分析、同位素和基因研究等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技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包括了野生资源的开发、渔猎采集到动物驯养的转变，不同种类游牧生活方式的发展和传播，向中心聚落供应食物，人和动物跨区域的流动等等。
    中国学者依据对有明确层位的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所作的种属鉴定和定量分析，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去了解古代的自然环境、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信息，并由此触及到了对古代社会结构的认识层面。
     “东亚植物考古学的新发现和新问题”专题组，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教授Gary CRAWFORD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日本熊本大学教授小畑弘己共同组织。讨论主要集中在东亚植物考古的几个新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粟（foxtail millet, broomcorn millet和barnyard millet）的驯化，中国（上山遗址、贾湖遗址、田螺山等）发现早期稻作遗存的栽培种属性，俄罗斯远东地区早期作物的起源，韩国早期农业的起源和特点，日本农业的起源（包括弥生时代农业开始的问题）等。来自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有关学者参加了本专题组的讨论。
    “东亚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题组，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和加拿大 多伦多皇家博物馆沈辰组织。参加该专题组的学者们提交了晚更新世时期考古材料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对评估中国境内有关旧石器时代晚期转变和现代人类起源的最新证据起到关键的作用。与会者关注的一个重点是距今100000年到50000年时段内所获得的最新资料。随着三峡地区存在人类化石考古遗址的不断发现，这一地区已经变成了东亚现代人本土起源、演变研究的热点地区。同时，参会者倾向于在现代人适应性行为研究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作技术变迁研究方面形成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并且，希望将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整合起来以检验“连续进化附带杂交（continuity with hybridization）”进化模式，这种检验既是对研究成果的提升，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来自中国、加拿大、美国的学者参加了该组的讨论。
    “以赤峰为焦点的中国东北地区社会政治变化和人类适应性改变”专题组，由以色列希伯莱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吉迪（ Gideon SHELACH）组织。本组主要关注中国东北赤峰地区的考古研究。相关的论文也主要集中探讨这一地区从农业及定居生活开始（公元前7、6世纪）到青铜时代社会成熟(公元前2、1世纪)为止发生在该地区的经济适应和社会政治变迁的过程。本组的许多论文出自赤峰国际联合考古项目（CICARP），并分析了该工程所提供的资料。另一部分论文则来自于这一地区从事其它学科研究的学者。多方面的学者的参与及论述，对阐明该地区关于“社会政治变化和人类适应性改变”研究过程的多层面性质大有裨益，也有助于使研究东亚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考古的学者更加了解中国东北的考古学。
    “东亚古代木质遗物的鉴别、保护和研究”专题组，由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伊东隆夫和南京林业大学访问学者Mechtild Mertz召集，参加者包括了中日两国从事木质遗物研究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考古学家。专题组讨论的内容包含了对日本、中国古代遗址中出土的树种鉴定、木质工具使用情况以及中国树轮考古学研究区域、树种、研究方法和最新进展等方面。
    “东亚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区域间互动”专题组，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助教Francis Allard 主持，该组以区域间互动的性质和影响为主题，组织了美国、加拿大、日本、以色列等国的学者参加讨论。东亚史前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由于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考古资料数据库和与之相关的理论模式的借鉴，因此，该讨论组的论文梳理了、有甚至是挑战了在过去的研究基础上建立的文化变迁模式，这些模式认为跨地区、跨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是引起这些变迁的原因之一。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区域间互动似乎引导着意识、事物人群的流动或者传播，而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区域社会政治分层的发展。利用“区域间互动”的视角来分析东亚史前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资料，也加深了我们对东亚史前史和历史时期的理解。
    “玉器时代的玉器和玉器时代的原料”专题组，由美国Old Dominion大学的江依莉和Elizabeth Childs-Johnson 教授主持。参加者包括了中国、韩国、越南和美国的学者。与会者探讨了诸如玉器对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理论问题。Elizabeth 认为从红山、良渚和龙山三处于文化的典型遗址获得的考古资料表明，这三者明显推动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这三个文化中体现出的玉器对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正在不断得到验证。与会者也探讨了中国及周邻地区（如越南中部沙萤遗址）史前时代的玉石器及其原料等问题。但迄今为止，对玉器原料产地的认识仍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内容，需要今后的大量工作来积累更多的数据。
    “玻璃研究对东亚考古的贡献”专题组，由英国伦敦学院大学荣誉高级研究员James Lankton 主持。来自中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国的学者参加了讨论。尽管在通常情况下被视为初级和中级玻璃生产证据（从原材料中制取玻璃VS玻璃器皿及工艺品的生产）的玻璃工艺品已在东亚的考古遗址中有所发现，但对这些玻璃资料的整合和解释却相对滞后，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需要通晓出土物--玻璃本身及其考古背景两方面的知识。讨论者还检视了目前玻璃制品研究方面已存在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化学成分分析的方法。与会者特别关注一种新的、更小破坏性的方法—非接触式现场玻璃分析和编写式X射线荧光（XRF）。另外，本组的案例研究也从一个层面，展示玻璃成分分析是如何加深了我们对过去历史的理解。
    “东亚考古遗产保护百年：多学科参与的日本考古田野工作、文物收集和古迹重建”专题组，由日本研究国际中心访问教授裴炯逸（Hyung Il Pai）主持。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学者参加了讨论；发言者回顾了百余年来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怎样影响日本艺术和考古的调查、保管、展示、分级以及财富和古迹的重建等。当前东亚各国对古迹管理的诸多方面采取一种跨学科、跨区域的研究方法，渐次步入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
    入会者在讨论中主要涉及了以下几个问题：发展旅游和遗址保护、帝国制度和地下文物管理、作为分类和记录工具的摄影术的介绍和博物馆征集是怎样影响现在的中国、韩国以及日本的文化景观。
“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史前考古”专题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傅宪国，香港中文大学助教吕烈丹和香港城市大学助教李果共同主持。
    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史前考古对于我们理解亚太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和人类迁徙至关重要。这一区域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石器工艺和陶器传统、多样的生业系统以及饮食文化。该专题组的发言涉及了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史前考古中诸如文化交流、生计乃至航海等方面的问题。除了这些个案的研究，该专题的设立，主要是致力于为在这一区域从事不同方面和地区考古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以讨论新的资料和新的观点，来自 香港、台湾等国和地区的学者提供的演讲，展示了泰国、越南和湄公河地区多样的古代文化以及与岭南地区的联系。
    “ 四川盆地及其周围地区的早期复杂社会”专题组，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付罗文 （Rowan Flad ）主持，来自美、中的两国学者参加了该专题的讨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四川、云南、贵州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发现为这些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和帝国时代社会复杂化过程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而这些地区之前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次研讨主要集中于探讨社会复杂化的定义及其认定、手工业专门化、区域交流、城市化、性别及种族划分、区域整合、集体理念（corporate ideologies）及相关问题。研究者们着力提供各种新的证据并探寻这些资料所揭示的此地区社会复杂化的性质，为未来该地区考古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中国考古中的墓葬分析”专题组，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助教来国龙主持，来自中国、英国和韩国的学者参加了该专题的讨论。本次代表们的发言，绝大部分墓葬研究方面的理论探讨都集中在史前和原史时代。同时，也有四篇探讨战国、汉唐时期墓葬的论文。这些文章提出了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历史时期墓葬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以一些关键的概念为中心，诸如在丧葬活动中墓葬空间的安排和转换、文化交流的动力、社会象征等等。整体上，本专题组也尝试观察中国古代丧葬活动的历史性变化，并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了墓葬研究中在整合器物、图像和文献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 台湾考古研究的新实践”专题组，由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助教陈玛玲、陈伯桢主持。参加研讨的主要以台湾地区的学者为主。专题的内容主要涉及了台湾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些新实践、新方法。由于世界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新发展，台湾新一代的考古学家出现并开始使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处理台湾的考古材料，并就这些理论和方法与世界其他地区考古学家进行交流的尝试。另一个目的则是评估这些方法对于台湾考古学的适用性，并建立一种对台湾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理解。这些研究覆盖史前到历史的诸多时期，主题包括遗址形成过程、空间分析、考古研究的分析单元、陶器生产的运作程序和年代学定义、人口迁移及其对当地土著文化的影响以及制玉技术。
    “越南考古”专题组，由越南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考古研究室副主任Le Lien Thi  主持。作为本次东亚考古学大会的专题之一，越南考古的讨论也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参与和关注。与会者主要讨论了越南北部、中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新进展。这些地区与东亚地区存在的共同因素一直是研究者们的关注点之一。越南考古工作者也注意利用历史纪录了解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以期与考古材料相映证。
     “ 现代中国的过去：新方向和新挑战”专题组，由英国 伦敦学院大学Luisa Mengoni 主持。来自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学者参与了讨论。目前，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化、政治、社会生活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会者主要探讨在近、现代中国，过去的概念是怎样被发展和正在被提升的，这些概念是怎样影响国家政策、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经济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时代。
    在当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概念的升温、国家和私人博物馆数量的迅速增长，考古遗址管理计划的完善和文化旅游的发展等等，成为新的文化现象中最显著的方面之一。而这些文化现象，对国内外新形势下大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提升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