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岸边的文明曙光―――来自禹会村遗址发掘的信息
安徽蚌埠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代表了江淮之间地区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尤其是通过2008年春季的大面积发掘，呈现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特殊的文化面貌，特别是具有祭祀性质的大型堆筑台迹和烧坑、器物坑的出现，在我国正在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对于区域性文明化进展的探索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鼎足台基北部全景
禹会村，作为淮河流域龙山文化阶段典型遗址的代表，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工作的实施中，再次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8年春季的详细钻探和大面积发掘，又有了新的进展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工作意图和计划
选择禹会村遗址的勘探与发掘，推进江淮之间地区区域性聚落形态的研究，是学术课题的需要，该项工作，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工作的子课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不仅能弥补淮河流域公元前2000年前后区域性考古的空白，而且对探索龙山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提供新的认识。
在2008年春季工作之前，子课题负责人会同研究室、课题组相关专家对将要实施的工作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制定了两个工作重点，第一、在对已知的遗址范围内进行详细的钻探，以了解遗址地下遗迹的分布情况；第二、根据2007年春季第一次发掘提供的信息，对遗址中已知的重要区域进行扩大范围的揭露，以求获得更加丰富的资料。
二、钻探提供的信息
钻探工作，是在已知的50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就文化遗迹的分布和堆积情况以及重点区域进行了细致的钻探，掌握了一定的信息。
现象一，遗址呈南北向分布于淮河东岸，遗址的北部有相当大的面积被压在现在的村庄之下，实际上，暴露的面积小于50万平方米，在暴露的范围内，比较理想的地点即在现在的河堤（包括公路）之下及其两侧。
现象二，由于早年修筑河堤和公路，使大面积的文化堆积受到了破坏。如今，被破坏后的文化层厚度一般在0.80－1.20米不等，而多数文化层厚度不足1米，而且出现不连接现象。
堆筑台基剖面
现象三，通过对没有被破坏的河堤之下的钻探，得知原文化堆积厚度可达3米，从而证明了禹会村是当时人类活动范围大，文化堆积时间长的遗址。
堆筑台基中部现象
三、发掘收获
发掘工作，是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对堆筑台迹和文化生活区两个部位进行揭露。
1.堆筑台迹发掘现象 根据前期的钻探和2007年发掘提供的信息，今年又对堆筑台迹西侧部位进行了揭露，从而呈现出了该遗迹北部的格局和规模，至此可以使我们清楚的看到，这处“甲”字形或称“T”字形布局的人类堆筑台迹，其整体均是以灰土、黄土、白土自下而上逐层堆筑而成，最后形成一个大面积的白土覆盖面。该次清理的白土覆盖范围（主要为“甲”字形的上部）为东西宽19.30米，南北长38米，应为该处遗迹的主要部位。并在其北部的白土面之上完整的清理出一处东西长11.30米，南北宽6.30米，为圆角长方形的再次堆筑层，并在堆筑层的东西两侧存在有明显的烧烤面，同时在烧烤面附近出土有陶杯、陶甗等器物。而在西侧烧面之上还存在有五条南北向槽沟。
除此之外，在如此大的白土堆积面上，存在有9处圆形圜底坑，直径多为2米，深为0.50米左右，个别略小，分布于所暴露面积的不同部位，其坑壁、坑底均为堆筑铺设的灰土、黄土和白土，显然是在堆筑时有意而为。堆筑台迹的北端又有一条宽1.35米（西部）－6.60米（东部）的沟带横跨东西，从而在台迹北部形成了一条人为的隔离带。同样，沟壁和沟底也是人为铺设的灰、黄、白土层。而该沟以北的白土面堆筑的较为平整，同时，其东西宽度又向两侧扩延到21.30米，本次发掘尚未完全揭露。在所暴露的堆筑台迹南端中部（即中轴部位），存在一个1.30米见方的土台，现存高度0.90米，上部已被破坏。该方土台是在堆筑台迹铺设后又重新挖槽堆筑而成，周边即保留有明显的坑槽界限。该土台土质较纯，并具有一定的密度和硬度，应该是整个堆筑台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整个堆筑台迹的面积较大，目前仅揭露出北端的大部，下一步将对北端的延伸部位和南端的长条部位作进一步的清理。
2.文化生活区发掘现象 该次发掘分别选择了遗址中部和河堤西侧。中部文化堆积厚度多为1.30米左右。河堤西侧一般为0.5－0.8米。尽管上层破坏了许多，但下层的文化现象非常丰富，以大小不同的灰坑为主要遗迹现象，常在灰坑中有完整和较完整的器物出现。其中一个大型圜底烧坑，分多次堆筑而成，经过了挖坑－烧烤－堆筑－烧烤－堆筑等不同的过程，并在每层坑壁及坑底的烧面之上，遗留有多件规格高、器形别致的陶器。
祭祀坑出土器物现象
祭祀坑出土陶盉
烧烤面出土的陶甗
生活区出土的陶器，一般器形大，胎壁薄，器形别致，多为非生活实用性器物，而且个别的陶器外表，明显的显露出局部燎祭的现象，同时，黑光亮的蛋壳陶器占有一定的比例。
四、对禹会村遗址考古资料的认识
1.禹会村遗址的文化时代为龙山文化晚期，所表现的特征除具有很强的地域个性以外，又以山东龙山和河南龙山为主，在同期的江苏周邶墩、南荡；上海的广富林等地，都能找到被影响、传播的因素，从而看出了龙山文化发展的趋势。
2.遗址中具有实用性的器物较少，而大型的人类堆筑遗迹和器形别致的陶器以及烧坑、器物坑的存在，又表现了是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遗址。由于遗址中的堆筑台基面积大，两次发掘尚未完整揭露，同时，文化生活区的相关迹象也未完全揭露出来，因此，禹会村遗址更重要的发现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发掘期间，从环境考古的角度，为了了解禹会村地层的成因，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等单位共同对禹会村典型遗址ABYT2004探方剖面提取的样品进行分析研究，从环境变迁领域，就遗址地层的磁化率、Rb/Sr、重矿（锆石晶体形态）和粒度等多环境代用指标的分析，提取4.5-4.0kaBP龙山文化的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信息，探讨环境变迁对该区龙山文化发展的影响机制；通过沉积地层信息提取、地貌演变分析和文献资料考证等多手段，对围绕禹会村与“大禹治水”史实的关系等从环境考古学角度进行考证，研究结果表明:
（1）各种环境代用指标综合研究显示，4500aBP以前、龙山文化出现到中期、龙山文化中期到晚期、4000aBP之后该地区的环境总体趋势大致经历了暖湿-冷干-暖湿-冷干的气候变化过程。
（2）4500aBP以前，该时期气候湿润，淮河处于高水位，遗址或周边被水淹没，不适宜人居住；4500aBP开始气候趋向干旱，淮河及其支流水位开始下降，宜居地出现，龙山文化开始和发展；龙山文化中期环境开始向暖湿的方向发展，后期气候更加湿润，降雨量增加，河流水位开始上涨，甚至洪水泛滥，正是史载的“大禹治水”时期。
（3）4000aBP前后的龙山文化晚期气候又开始向冷干过渡，河流水位下降，农业生产受到制约，龙山文化消失。
（4）环境信息与史实信息进行相互印证，揭示了蚌埠禹会村与“大禹治水”的史实具有密切的联系；禹会村、涂山曾是大禹重要的治水及与之有关的活动地点，是“禹会诸侯于涂山”记载的发生地；“大禹治水”的成功是区域环境向着干旱变化的结果。
（责任编辑：王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