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海宁小兜里良渚文化墓地发掘
小兜里遗址现位于海宁市海昌街道火炬村7组，遗址为一高出周边水田约1.5-2、东西长约70、南北宽约40米的长方形土墩，遗址四至范围保存基本完整。
2009年海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文苑路北延工程涉及遗址区域，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9年4-7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海宁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在现土墩东部布10米×10米探方T1-T12，实际发掘面积940平方米。清理了埋设于人工营建土台上的良渚文化墓葬十九座，出土陶、石、玉、牙、漆器等273件（组），其中位于发掘区中心的由西向东有序布列埋设的M6－M2－M5保存完好，墓坑规模大、出土遗物丰富，墓葬等级高，堆积层次也复杂，对于嘉兴地区良渚文化显贵墓地的研究以及棺椁形制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位于发掘区西南的以M8、M14为代表的显贵墓葬尽管受到晚期堆积的破坏，墓穴保存较浅，但是出土的玉器种类、质量和数量，在嘉兴地区均属不可多得，小兜里野外考古取得了重要收获。
位于T4－T5东部的M6、M2、M5由西向东有序布列，彼此间隔分别为1.65米、1.8米，三座墓葬均南北向，头向南，长2.95～3.3米、宽1.4～1.5米、深分别为0.6米、0.8米、1.1米，M5是迄今为止浙北地区除了反山、瑶山墓穴保存最深的墓葬。
从T4、T5东西向的解剖剖面判读，三座墓葬所依托的土台为由西向东同一阶段堆筑而成，三座墓葬现距墓口深度由西向东递深，或许可以证明三墓埋设的顺序，即M6?M2?M5，以及土台高度原先应由西向东渐渐坡缓的趋势。
葬具结构的探索和确认是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之一，通过对于剖面结合平面的考古观察，发现凡是有葬具的均为凹弧棺底，在M6、M2、M5和M8、M14等墓葬中发现凹弧棺的两则均保留有近竖向的葬具痕迹，后者也即良渚显贵墓葬清理中平面上常见的长方形框形葬具痕迹，一般为棕褐色黏性土，宽度在10厘米左右，随着墓穴深度的不同在平面上有所位移和变化，这也符合葬具倒塌之后的特征。M6为墓主骨骸所压的凹弧棺底尚保留有约4厘米的厚度，由局部呈层状、但非水平或平行的棕褐色土夹杂灰褐色土组成，期间没有发现相对较大平面积的灰白色层状淤泥，这应该是小兜里良渚墓葬中木质葬具朽烂后“板灰”的基本特征，应是木质葬具腐朽后的痕迹，有别于多层次的灰白色淤泥堆积，后者应该是有空间存在多次水淤积而成，与“板灰”应该加以区别。
在野外清理过程中，根据“板灰”的堆积性状和随葬品出土状况，如高差、叠压关系、碎裂情况，可以将随葬品至少分为棺内随葬和棺椁之间两大层次。以M5为例，位于棺椁之间的有：现位于墓室东侧的4号带盖甗、7号豆、5号鼎、6号豆、28号双鼻壶和29号盆；位于墓室西侧的10号宽把杯、1号红陶罐、15号宽把杯和12号带盖鼎。
M6的情况大体也如此，至少有9件（组）陶器、1件石钺位于棺椁之间，其中3号双鼻壶整体倾倒，隔着厚约7厘米的“板灰”叠压4号石钺，足见葬具朽烂后，这一“板灰”层仍具有较强的支撑力；1号宽把杯口沿侧向框形葬具内壁，杯盖下落于一侧，彼此落差近10厘米，尤为有意思的是，在杯体的一侧居然留有砸击点的疤痕和碎裂的放射线，如果排除下葬时有意的对于陶器的砸裂，只能说明这是葬具倒塌时有空间存在的结果。在修复时还注意到现杯体内尚留有的淤泥为多层次的灰白色淤泥，与“板灰”性状完全不同。
由此，我们判读小兜里良渚显贵墓葬在埋设独木凹弧底棺之后，再搭建长方形的椁室，椁棺四周的空间或许较为局促，但是上下留有一定的空间以放置其它随葬品。
丰富的各类随葬品是本次小兜里考古发掘的另一重要收获。M6-M2-M5共出土各类随葬品130件组，陶器、玉器种类丰富，石器中有石钺、石刀等。M6共出土石钺7件，性状和质地均各有特点；而M5一座墓出土5件多孔石刀在数量上尚属首见。
5件双孔石刀均位于墓室的东侧的棺底部位，其中17-20号为凝灰岩质地，21号为角岩，从形态上看，前者“斜梯形”特征更为鲜明，出土时17、19、20号各压18号，其中17-19号斜体形的长边方向一致，而20、21号与之相反，由于未发现多孔石刀的安柄痕迹，是否有意暂且不明。凝灰岩质的4件石刀在双孔与顶端之间两面均留有横向的刻划线，该范围内留有斜向的打磨粗糙面，未经抛光，推测这一横向刻划线应是表示安柄时置銎的界线。
连同归属于M1的采集玉钺（蛇纹岩质？），小兜里良渚墓葬共出土玉钺6件，其中以M8和M14出土的透闪石玉质的玉钺最为重要。M14:12玉钺两端各有瑁和镦，现间距约55厘米。
本次小兜里良渚显贵墓葬中，位于墓主头端部位的管珠串数量多、形状多样，依肉眼鉴别，质地以“滑石”、“云母化长石”为主，但也有透闪石玉。这其中，M8头端部位的管珠串出土数量最多，编号达196件（包括2件半球形隧孔珠），在野外清理过程中发现：可以大致分为上下两层；整体基本呈环周状；局部有大小和珠管相间的现象。野外1：1绘图，整体依序编号起取。
隧孔珠的判读也是本次发掘的收获之一，位于墓主头端部位的成对隧孔珠在崧泽晚期－良渚早中期墓葬中较为多见，本次小兜里发掘也是如此，如归属到管珠串中的M8就出土有2件隧孔，不过M3出土的隧孔珠最有意义。
M3也即位于M6－M2－M5墓组的西部，共出土隧孔珠6件，这也是迄今为止嘉兴地区良渚墓葬中出土隧孔珠最多的墓例了。13、15、18号隧孔珠均位于11号双鼻壶下，但从清理过程看，12号隧孔珠出土时大体与前者齐平，应属于同一层次。这其中，14号管珠与15号隧孔珠出土时紧密粘合，且恰于隧孔部位正中，当不是偶然巧合。由此，位于13号隧孔珠西侧的12号管珠或许原先也是相互配伍。这样，似乎可以解释类似象反山、瑶山墓例中发现的隧孔珠与小珠，或如瑶山M10大小各两组的隧孔珠明确配伍的现象。
M7位于M8的西部，南北长3.1米、东西宽1.25～1.35米，直接开口于表土层下，现仅深20厘米。M7墓坑规模不小，随葬品却仅有10件组，而且无一件玉器，不过M7出土的一件安柄石钺甚为重要。M7:10石钺依柄残存的朱痕测量，长约57厘米，石钺孔周的正背面尚保留有朱痕，从保存较好的背面观察，石钺上部近顶缘部位未有朱痕，推测应该是纳銎部位，不过仅宽0.5厘米余。在以往的认识中，石钺的朱痕被解释为安柄的痕迹，或有意彩绘以象征安柄。M7出土的安柄的朱痕石钺说明，朱绘石钺与安柄并不矛盾，如果石钺纳銎不深，不但钺孔安柄后出露在外成为了形的象征，而且孔周斜向朱绘也不太可能是缚扎所留，至于是否是象征安柄？还应该进一步讨论，今后野外仔细观察石钺朱绘的性状、范围等，很是重要。
与浙北地区清理的其它墓主骨骸保存较好的良渚时期墓葬一样，墓主的骨架均不同程度地有位移现象，在以往的解释中，多认为“二次葬”、“停棺葬”等等原因所致。我们发现，凡是这类骨架移位现象的墓例，均有葬具，而且多为凹弧形棺底，推测骨架的位移主要是因为有机质腐朽、葬具倒塌后底部是凹弧底所致。
如M3墓主头骨移位就非常明显，从该墓出土的仍套合在上肢部位的筒形器判读，当没有二次葬的可能。另外，M6玉冠状器象牙梳（即“玉背象牙梳”）的出土状况也可以证明在凹弧棺中墓主骨架的后期位移。M6仰身直肢，头南脚北，但是头骨面向却朝南，显然是整体位移后折转，叠压于头骨下方的M6:23冠状器之象牙梳体断裂不存，当墓主头骨位移时殃及池鱼所致。
目前，小兜里墓葬出土的陶器正在紧张修复中，以代表性的M5为例，其陶器形制特征约当于良渚文化早中期。
海宁东北部（及接壤的桐乡东南部）是浙北地区崧泽－良渚文化时期遗址分布密集、聚落等级较高的区域，“桐乡－海宁遗址群”是浙北地区主要的良渚文化时期遗址的集群之一，也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当地博物馆历年来对于崧泽－良渚文化考古的重点关注地域之一，如已发掘的重要遗址就有海宁荷叶地和佘墩庙、海盐龙潭港、桐乡普安桥和新地里、姚家山等等。小兜里遗址保存完整、面积不大、墓葬等级规模却不小，本次发掘为进一步研究当时的社会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墓葬葬具结构和玉、石器出土状况的野外观察也将为良渚文化的基础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笔：方向明、周建初、杨卫）
